主讲人：杨宜勇 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

 

    我是紧赶慢赶过来的，宏观院今天下午2点半“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式启动，现在这个会还没有完，我跟那边的领导请了一个假，因为长安论坛的演讲两个月之前就有约在先，咱们党员说话也得算话，虽然那边的会已经开了，我四点钟也得准时赶过来。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当前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分析形势至少有两种方法，有一种分析方法我把它叫做“天气预报式”，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往往都是以星期或月度为周期的短期分析方式；另外一种分析方式是“以长看短式”，就是注重形势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把握它的基本脉络，在看短期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长期的把握，我本人可能更倾向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后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分析”，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比较明确的。我个人认为谈形势就是讲当前的成绩和问题，问题本身就是矛盾的综合体，它的构成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但是通过大学的教育方式和一些部门的分工，很多问题都非常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就是把很多巨大的、复杂的问题分成碎片式的、很小的问题，就像我们讲的在象牙上面做一些雕刻式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可能对一些细小的问题，对一些公益的问题会特别在乎，这样在考虑一些大的发展方略和发展思路的时候可能会迷失方向。我个人认为问题就是问题，形势就是形势，它是一个多方面、多角度的，不是单一的。我个人认为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也没有纯粹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综合的、全面的看待问题，看待形势。我个人研究的重点领域是就业和分配问题，在谈到就业和分配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讲它是经济问题，其实现在就业形式非常的严峻，收入分配方面社会普遍的也不满意，这个问题就演化成一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一旦严重，如果出现导火索，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所以问题就是问题，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甚至技术、制度因素都是综合在一起的。

    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要上升到制度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归结为政治的问题，所以很多问题最后都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像联合国的《千年宣言》就是由180个国家的元首签署，在落实这个《宣言》方面，各国都要有所行动。我们国家也是来这样对待问题的，比如我们国家每年都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就是谈经济吗？其实不然，它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还包括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包括党的建设问题，反腐败问题，很多问题最后都要上升到靠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是中国通过政治形式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什么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是“一把手”会议，就是党、政、人大、政协、地方，还有部队，还有中组部管的50多家国有企业的一把手的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非常重要，一般开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首先开的就是发改委的会议，然后是财政会议、金融会议、农村会议等，还包括关于政法的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统一党和政府的内部思想，对当前形势和任务形成统一看法。同时它是一个政治解决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中央财政小组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它对形势的看法也是给两会定调子，怎么看待形势？怎么把一些问题列入到党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和重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必须通过政治层面才能够彻底解决。刚才主持人梁先生也介绍了我的履历，我开始是学工的，后来学经济学，然后学社会学，现在对政治学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对问题的理解可能和我学习的经历和自己的研究重点是密切相关的。

    今天我主要演讲的内容是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一些基本看法。我不擅长那种每月、每季度、每半年的分析方法，当然这种分析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我可能更看重长期的问题。比如200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是好、较好还是坏，如果用百分制来打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打85分，这是我对经济形势的总的评价，这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潜力加上宏观调控以后的一个结果。对于宏观调控，现在一些认识可能比宏观调控刚刚启动的时候更加趋于一致。前两天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先生宣布，200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5％，《每日经济新闻》邀请我写一个评论，这个9.5％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个人有几点认识：

    第一，9.5％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去年年终的时候，宏观调控的力度比较大，大家认为可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9％就不错了，为什么高了呢？我觉得有两点理由，一个就是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比较高，所以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不慢的；再一个就是对物价上涨率的估计，可能原先过高，后来估计是3.9%，也低了，比实际的4.5%低了0.6个百分点。我们过去预测的增长速度是9%的话，这和前两天统计局宣布的9.5%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9.5％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这说明2004年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而是保持了一个匀速的发展趋势，既没有出现令人担心的“硬着陆”，也没有出现所谓的“软着陆”。这也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目的是防止经济的局部过热，着重限制某些领域和行业，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这一次宏观调控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总的趋势，并没有改变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所以2004年的宏观调控对这个度把握的不错，保持了经济既快又好的发展。前两天马凯同志讲，如果2004年经济过热的势头没有控制住，那么今年可能就是全面过热，全面过热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十一五”计划一开始就要进行整顿，所以这次宏观调控避免了大起大落。

    第三，9.5％值得骄傲，它是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果，也给2004年留下一个特殊的符号。 有人说我们在国民经济有两个突破，我觉得可能是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的突破：一个就是全国工业利润首次突破一万亿元；第二个是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第三个是各项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种保险加起来，当年社会保险的收入突破了一万亿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也出现了两个转折：一个是就业走出了最艰难的阶段，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了13年来的首次降低；再一个，2004年出现了养老金收大于支的情况，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开始缩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然这可能是昙花一现，2005年能不能继续巩固，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观察。总的来说，宏观调控的措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及时的，正确的和有效的。

    第四，通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我们对2005年的经济发展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利因素和一些困难，比如国际经济，虽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速度可能比2004年有所放慢，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油价，比如美元汇率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的头脑要保持冷静。

最后一点，9.5％给我们更多的智慧。2005年的经济发展怎么搞？并不是速度越快越好，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并没有结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中央还是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建设和谐社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2005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可能在8.8％左右，这是联合国贸发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结果。我想如果能够在今年实现8.8％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也是相当不错的，这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3年，再加上今年，在四年达到了9％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和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吻合的，在这么高的速度上，能够实现平稳的增长是相当不容易的，为什么要说这一点？我们看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在2002年以前，中国某一年的增长速度一旦达到9％左右不会停下来，而是窜到10、11、12以上。如果今年也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实现四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左右的水平，那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匀平，当然匀平基本上做不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匀平经济周期这样一个目标。从周期来看，经济发展分为上升阶段、顶峰阶段、下降阶段，中国经济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二阶段之间，所以我对中国近期经济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宏观比较好，微观也比较好，一般来讲评价经济可以用这个座标来看，就是四个区域，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领域偏下的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判断可能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

    2004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且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利润方面有所增长，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说明尽管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到位（当然，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一次到位，它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也可能说永无休止的一个过程），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自身的经济增长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更多的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突破等等，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一般领导在讲话中，谈成绩比较多，问题谈的比较少，那么我们如何发现中国经济中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可以从采取的一些措施去反推，中医有句话说叫“缺什么，补什么”，我们现在要补什么，一定就是缺什么。

    关于存在的问题，宏观调控的成绩可能还不稳定，经济平稳增长的机制并没有确立，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且2005年继续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好势头的难度比2004年更大。2004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错，政策力度很大，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政策都用尽了？在农村的问题上，结构调整还没有到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停留在口头上，这样不行，要通过制度建设，通过一些立法，比如发展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加强环保方面的立法，特别是对对一些过度消耗国内优先资源的企业加大资源税的增收力度，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才会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第四个是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温家宝同志反复讲，“2005年是一个改革年”，马凯同志前两天也在发改委的市、局长的工作会议上强调，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发展中的问题上面花费的精力多一些，在改革方面稍微少了一些，在2005年我们要响应温家宝同志“2005年是一个改革年”这样一个重大判断，要加快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重点是改什么？重点是改垄断行业，比如邮政部门的改革，铁路系统的改革，可能都要加快。

    第五个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内开放。现在这两方面统筹的不太好，特别是在WTO过渡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国际竞争力这个问题更加严峻的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内开放也不能够急于求成，统筹也不可能完全的统一，可能是分阶段、分步骤的进行比较妥当一些。比如在对待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问题上，可能要从长远来考虑，近期不可能一步到位。

下面讲一下关于社会形势的一些看法。去年9月中央开了十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不太协调的现象，在社会和谐方面要“补课”，这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更好的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去年9月份以后，提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加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觉得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可能就更加全面了。一个党不能只转经济，只抓经济建设可能太片面了一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改革和开放、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使社会更加和谐，使社会更加融合。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个就是城乡不和谐。我们实行的是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城乡在制度上是分割的，人口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不能够自由流动的。有人说现在是自由流动的，农民工都能到处走，但是还有户籍管理制度进行限制，人户分离的情况普遍存在。农民工，还有其他的一些外来工人，他的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就会高的多，因为他们是外来人口，不是本地人，在城市中没有正式权利。比如外地人不能参加北京市的人大、政协系统，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没有，他们的利益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城乡不协调会导致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某个地方，几千、上万的农民闹事，为什么闹事？往往就是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水库征地，地的问题是非常的重要的，过去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我们在征地的问题上应该有一个更加积极、更加稳妥的解决办法。中国现在绝对贫困的还有三千万，我们分析了一下，除了在一些穷山恶水，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生活的一些人之外，大概有一千六百万的农民是由于征地和失地导致的贫困。比如50年代我们建三门峡电站，现在遗留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国外在征地的时候是尽量少征，尽量少移民，否则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你可以说是有无限的责任，国外说你用一个平均寿命的时间都无法消减这个问题，那就是说70多年都解决不了，三门峡水库遗留的问题50多年都没解决问题，国际上的经验是70年也解决不了，如果他们这一代受穷，他的孩子也受穷，他可能会把原因归结到这个上面。比如水库富了，发电厂富了，企业职工待遇都很高，但是农民依然贫困，这里面就有一个制度问题，就是土地收益分配不当的问题。在有些发达地区，把一些原住民迁走之后，未来这个项目的收益都无条件的归原住民所有，我觉得这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办法，一次性买断的效果是很差的，而且计量总会偏低，价格总会偏低。

    第二，贫富不协调。不管2004年，还是2005年，经济增长可能保持比较好的势头，但是收入差距无论是从地区来看，还是从行业来看，都将继续扩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最近公安部公布了一个数据，2004年群体性上访事件增长了50％，什么叫群体性事件，5个人以上。那么第一位是什么？第一位的是劳资纠纷，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说，中国几百万、上千万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没有解决。前两天我在建设部开会，他们说去年解决了360多亿，那只是清欠了2003年的，2003年以前的呢？还没有解决，有些可能清了，很多还没有清。拖欠农民工工资能够反映他的贫困问题吗？工程层层转包，转包环节的那些人，农民工的工资在总工程款项里不过就是10％，每转包一次就要损失10％，某一个阶层就要拿到10％的收入。再一个就是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构建一个“两头小，中间大”、橄榄型的社会。但是，减少贫困，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谈何容易！我们现在很多人分析中等收入者是一个横杆法，我是极力反对的。什么叫横杆法？中等收入是年收入2.5—3.5万，最近有某个部门提出来，未来15年、20年，只要达到年收入6万就算是中等收入者，这就是横杆法。为什么说横杆法是不对的，我们要采取相对法，因为在15年、2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均GDP翻了两翻，基本上工资如果模糊计算也是翻两番的水平，那么你15年的横杆法就不动在那儿，合理吗？所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如果按照这种做法，制定目标容易，完成任务也容易，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多少有点自欺欺人。我们要用相对法，什么叫中等，我们就说富、中、穷人，按照三分之一来分，把收入分成三份，最高的不好说，比如姚明去年收入1.5个亿，属于凤毛麟角的，咱们不考虑，咱们就考虑1％人的平均收入是多少。我们测算去年假设中国1％的收入最高的人户均收入是24万，把这24万分成3份，每一个就是8万，0到8万属于中等以下，8万到16万就是中等的，16万到24万就是富人。大家知道，如果人均收入普遍翻两番的话，这个标准也是要变的，今年是8万，后年可能是9万，再后年可能是10万。为什么发达国家说中产阶级的时候，一会数字大了，一会小了，就是因为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一个相对的数字。

    从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基尼系数和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当然有人说基尼系数不完全正确，至少还是相对比较准确，你要是说在基尼系数扩大的时候，我们中等经济扩大，我们这个用宏观法就是自欺欺人，自相矛盾。虽然我们现在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由于市场化的进程可能会带来一些财富激化的效应，那么基尼系数还可能增大，我个人得出的结论就是，到2010年基尼系数还会扩大，在扩大的情况下，2010年以前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无法提高的，如果持平就是稳定不变的。有的领导说，可能是这么回事，但你这么一说，大家都没有信心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比如中国的贫困问题，从全球化眼光来看，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绝对不止3000万，城镇不止2400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定义的“每人每天一美元”的生活标准来算，中国有16％的人是穷人，如果是2美元的话，那贫困人口就站45％左右，如果按购买力评价算，假定2.5块钱等于1美元，农民年收入按900来算的话，那么农村还有1亿多的贫困人口。所以，中国的贫困问题是非常艰巨和艰难的问题，中国在过去20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未来要取得好的成绩可能更难。我记得2003年中国绝对贫困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几百万，我觉得这样还比较真实，说明减少贫困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

    第三个不协调社会形势，我觉得现在社会心理也有一些周期，过去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他说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经济有周期，社会也有周期，社会周期是由心理周期来决定的式。放下筷子骂娘，这个问题是社会心理的问题。关于群体事件，刚才我讲了，群体事件多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离婚率上升，在早期可能也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是婚姻自由的一种标志，但是离婚率太高了也不行。我前一阵跟公安部门开会，他们也说群体事件增多，过去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因为咱们的领导有一种亲民的形象，老百姓的利益无小事，他们都觉得中央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也有一些人可能有过高的要求，有的问题在地方已经走入法律程序了，但是他们还要到中央上访。所以，群体性事件增加要从两方面来看，他认为解决问题有希望才来找你，这是一个问题。同时我觉得，也不要简单的认为群体事件就是胡闹，我每天上下班看到建设部门口的信访室就经常有人在那排着队，想反映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想咱们老百姓也不会过多的提出无理要求，他们从几千公里赶过来跟你反映一个问题，可能真是有一定的冤屈，抱着这样的目标才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我这次从联合早报上剪了一个资料，就是在重庆万州，有一个叫胡汉忠的人，在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里与一个搬运工发生了冲突，他就打了人家，他说你找我吧，我是公务员，是那个市的国土局副局长，结果群众就不干了，后来警方来了，一了解情况，他就说了几句，警方就带他到派出所去，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以为警方要偏袒公务员，结果就导致了数万人围着政府大楼，后来还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烧毁了公务车，与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为什么就这么一个小的事情就是一个导火索呢？这就说明我们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不能再紧张的程度，有的人借着这个问题发泄，这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社会稳定，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把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发现后要及早解决。上访的人要他们回去，问题就要解决，如果问题不解决他们可能还会来。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解决不好，它就会像传染病，像瘟疫一样，可能会流行起来。

所以，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北京市搞了“三五八一”改革以后，中央机关的很多公务员心里感到不顺，高等院校的教师也不顺，教师觉得以前收入还可以，现在搞了“三五八一”，我这么辛苦，还没有北京市一个区的公务员拿的多。所以，这些事情都要统筹起来解决，不是说公务员不能拿高工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不能够只追求收入这样一个唯一的目标。

    最后讲一个问题，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刚才我给经济形势、社会形势都打了分，对于总的形势，我想平均下来可以打80分。我们讲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现在对于经济、社会没有分清楚，绝对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把这两个东西完全混淆也是不应该的。    怎样实现社会和社会协调发展，还是讲一句话，“态度和理念决定一切”，首先要有态度，还要通过全面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以及“五个统筹”来解决结构问题，来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问题，这就是理念的问题。

    第二，要从发展机制方面入手。我们过去讲，中国改革开放26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那么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为什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尽如人意？过去26年取得很大的成绩，是党领导的好，人民干的好，而且我觉得还应该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过去的26年，我们逐步认识到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存在的必要性，通过放权让利、利税改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同时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那么社会发展要靠什么？同样要靠机制，机制要靠组织，要发展社会组织。所以我觉得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组织的作用必须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要以三个代表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你来自哪个阶层就要代表哪个阶层，一定要代表到位，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我们这样一个党才能既不左也不右，才能够向前发展，才能够均衡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要靠社会组织的相互运动和作用来达成。

    所以我觉得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的话，必须有意的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就讲了，“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我们过去认为盈利性组织是重要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其实非盈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要。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非政府组织当成反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缺位，有些人的利益不能通过相应的社会组织来充分的表达出来。通过社会和政府以及经济组织之间和社会组织三方面，构成的三方面协商机制来均衡的运作，协调就是一句空话，从政治上讲什么叫协调，协调就是相互妥协，就是委托达到一个居中的状态，这就叫协调。

第三个就是中国过去注重产业政策，注重经济政策，在未来还要努力建设社会政策体系，像德国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在未来的15年、20年，我们要注重社会法的建设和完善，比如在德国有《专门社会法》，社会法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要公平。当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分化，比如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候分化比较厉害，但是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并不是说在这方面不可以作为，可以作为的更好，要尽量体现公平。比如在农民征地、城市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或者复转军人，他们的一些待遇上要强调社会公平。一定要有一个理念，不要一说公平就是谁养活谁，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提问题，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社会中间不可分割的一分子，不能够让少数人的富裕、少数地区的繁荣，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贫穷、另一地区的发展滞后的基础上，。

    再一个就是要平等，就是要以人为本。现在大家都知道讲以人为本，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比如有个政协委员提出北京市要实行人口准入制度，我是极力反对，这就不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什么是以人为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是地区政府服务的对象。疆域可能是固定的，版图可能是相对固定，而人口是动态的，在国外只要居留三个月以上就享受和他们本国公民几乎一样的待遇，这就是以人为本。我在国家行政学院给香港的高级公务员培训，讲中国的社会保障和住房福利制度改革，也和他们交流香港的做法，大陆去香港的人，只要是合法去的，居留三个月以上，你看病，一天只交一百港币，和当地人一样。我们中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不是国中国，不要学国中国的制度，不要认为国中国的制度是一个进步，其实那恰恰是一个错误，会耽误我们改革的时机。

再一个就是公平、公开的前提，就是信息充分的公开。信息要充分的公开，要尽量避免暗箱操作，比如土地的转让也可以采取竞价的方式。

    我觉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三个任务：构建和谐的政府，靠政治哲学来解决问题；构建和谐的社区，靠社区哲学；构建和谐的企业，靠企业哲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和谐，地方政府之间，比如北京市和河北省政府要和谐。现在说中部崛起，中部的几个城市它们互相是树敌的，是竞争对手，我有地缘优势，我不跟你合作，我可能拿出一块跟沿海合作，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太正确的观念。

    最后讲一个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现在讲经济全球化很多，经济全球化也在不同程度的加深，经济全球化就终止了吗？我不认为是这样，经济全球化只是启动的一个过程，经济全球化之后，必然带来的是社会标准的全球化和政治规则的全球化，所以是“三化”。中国加入WTO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要签订的条款里有很多社会条款，有许多条款暗含着价值的标准，社会的标准，同时也牵扯到政治、规则的全球化，社会条款里面又有很多政治理念。如果不是江泽民同志在雅加达会议上承认批准我们过去所谓的西方这种基本人权的公约，那么中国也永远加入不了WTO。

在社会标准方面，就是政府、企业和职工代表构成重要的三方协商机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这个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它符合政治、规则全球化发展的方向，就是上、中、下，高、中、低的人，都要凝聚在党内，都要一条心，把我们的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政治规定的全球化，我觉得已经出现了雏形，比如欧盟的宪法，欧盟的宪章，就是在独立主权国家之间从货币联盟到法律一致化。我们国家是统一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很多制度的执行在各个地区之间都打折扣，人的流动还不太充分，一些商品的销售在很多地区还有地方保护主义。所以在中国的，统一的市场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比如说社会标准，为什么农民工就没有社会保障，为什么本地人就有社会保障，他们同样是纳税人，不管是流转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民工都在创造税收。我们讲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享受，这些问题都不应该是问题，但现在还是问题。

    谢谢大家！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