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中国，贫困问题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从改革和发展的全局看，贫困实质是体现了一种不均衡，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均衡，所以，解决好贫困问题，对促进中国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贫困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必然会促生相应的人格意识心理。唯物主义者认为：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首先，严酷的生存条件增大了贫困者的压力意识和危机意识，而压力意识和危机意识又诱致了贫困者极强的竞争意识。所以，贫困地区的人们，其竞争意识一般很强。但由于环境条件的制约，贫困地区的人们在本地区通过竞争而获取的边际收益较小，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虽具有潜在的和强烈的竞争意识，但并不必然表现为具有强烈的竞争行为。而一旦环境条件改善，危机意识和压力意识就会立刻转化为竞争意识和竞争行为。从现实中的许多事例可以看出，一般从贫困地区走出来的人，其上进心都很强，并且表现了很强的竞争能力。

其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贫困地区的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在产品分配上将更倾向于平均主义。公平观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在生产力落后状态下，为了维持生存的需要，人们在分配制度上将更倾向于平均主义,更希望结果公平；而在生产力先进状态下，由于人们已没有了生存之忧，这时，人们会更加重视发展的机会，更加强调机会平等。从维持生存的角度讲，平均主义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这种平均主义行为一旦长期化，平均主义意识就会固化；而固化的平均主义意识又会最终制约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平均主义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只适用于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另一方面，平均主义也不能体现效率原则，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其最终结果会导致生产的无效率。

第三，偏好闲暇是贫困状态下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是选择劳动，还是选择闲暇，取决于二者的边际效用。一般的法则是：边际劳动效用等于边际闲暇效用是均衡点。在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严酷和生产工具的落后，劳动产出率极低，其相应劳动的边际成本就高，闲暇的边际成本就低，从而闲暇的效用也就高于劳动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贫困者的理性决策只能是更多地选择闲暇。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越穷越懒，越懒越穷，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对贫困者而言，懒既是穷的原因，也是穷的结果；但懒不是穷的唯一原因，穷的原因是总体性的。有些学者将懒说成是贫困者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每一个贫困者，虽然贫困并且其决策素质也有可能不高，但其自身仍是自己福利效用的最佳判断者。从总体上看，贫困者的决策选择还是符合个体理性原则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例外情况，但这里仅是针对总体情况而言的。既然贫困的成因是总体性的，所以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也应是总体性的。

第四，重物质，轻精神，也是贫困状态下人们的一大特征。一般而言，物质收益与精神收益存在替代效应，其替代的一般法则是：边际物质收益等于边际精神损失。但在贫困状态下，由于物质财富的极度稀缺，物质财富相对精神财富而言，显然物质财富的效应要大于精神财富的效应。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时，物质财富的边际替代率将高于精神财富的边际替代率，或者说此时人们将会愿意用极小的物质收益去替代较大的精神损失。人们常说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这种现实。所以，贫困既会导致一般道德水平的下降，也是罪恶的根源之一。抢劫、偷盗、卖淫等，都会因贫困而生。另外，在外敌入侵时，由于精神需求的缺乏，贫困也会促生卖国心理和行为。因为人格和国格对穷者而言，本身就是廉价品。所以，长期的贫困会使人们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精神冷漠症”和“物质饥渴症”。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最终仍需物质文明建设做保证。

第五，在贫困状态下，由于对自然的索取效率极低，将会促生贫困者更加注重对人的“索取”心态，以增加自身的效用水平。主要表现：一是“索”官，通过管人来增加物质收益，所以，贫困会促生“官本位”意识。二是转移，即通过转移他人的财富来增加自己的物质收益。转移财富的不正当途径是运用偷窃等手段来增加财富，正当途径是通过如婚礼、节日等方式来达到增加财富的目的。如有些穷地方偷窃现象就较严重，同时，偷窃也更容易发生在穷人身上。再如有些地方虽很穷，但婚姻价格却很高。产生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而不是其它。三是向自身“索取”。由于通过增加物质财富来增加效用的难度很大，所以，贫困者对自己而言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增加自己的效用满足度。一种途径是增加性生活效用；一种途径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注重好自身的健康和寿命，以期使一生的生命效用最大化。一般来说，贫困者的性意识可能更强一些。主要原因是：一是贫困者更偏好闲暇，而闲暇的增多是性意识增强的一个条件；二是贫困地区其他方面的娱乐活动较少，也会使贫困者的注意力更多转向性的方面。当然，性意识强并不一定必然表现为性活动多，中间要受到物质条件等的制约。在农村，有时穷汉是娶不上媳妇的，所以，贫困者的性意识有时只能以潜在的形式存在，或者只能通过犯罪的途径去满足。例如，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一位姓何的26岁青年，因家贫无钱娶媳妇，从2003年3月至2004年6月，连续强奸8人，连50岁老太也不放过。审讯人员在问其作案动机时，自己说：“除了借此满足生理需要外，没有别的目的。”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位下乡干部大白天去一家贫困户催税，门大开着，进去一看，两口子光着身子正在炕上动作，他赶紧退了出来。所以，穷汉娶上媳妇，性生活可能会更多一些。费老在《生育制度》中写到通过观察房东的行为认为农村夫妻性生活可能较少。其实，在农村，有房屋出租的一般都条件较好，而条件较好的农家人也相应勤快，勤快的人性生活自然就少，但对于又穷又懒的人，则又是另一种情形。另外，贫困者也在追求生命的延长。如我国农村，人们普遍希望“福”“禄”“寿”。其实这种现象也是贫困状态下人们的一种心理反映。在自然界面前，人们更多是祈求一种好运气；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更希望有稳定的“俸禄”；对自身而言，就是追求长寿和健康。

第六，贫困促使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人，贫困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自卑感本身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主要原因是：一是由贫困而产生的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富，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另外，自尊与自卑的二元对立人格，在不好的制度环境下，会演变为“主子”与“奴才”的人格意识。

第七，贫困也会导致贫困者形成柔弱与残暴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在自然面前的无力和软弱性，诱致了贫困者的软弱个性；另一方面，自然所体现的反复无常和残酷性又使贫困者具有了残暴和刚烈的性情。贫困者本身就是贫困状态的人格化；贫困者身上所具有的一切个性和意识，都不可能与贫困状况无缘。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是中国农民的一个显明特点。性格明显呈现为两极分化，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贫困状况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场景是柔弱，在另一个场景就会立即表现为残暴。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

第八，贫困状态衍生贫困者既强烈追求“公有”，又强烈追求“私有”的两极心态。一方面，贫困者一无所有或私有财产很少，这时对财富的强烈追求和占有也就成了贫困者的一种很自然心态；另一方面，贫困者又急于追求财产的“公有”，因为一旦“公有”，富人的财产也就有了自己间接的一份。所以，贫困者对“公有”和“私有”的追求是一种错位的追求。理论上追求“公有”，现实中追求“私有”；对自己强调“私有”，对别人强调“公有”。本质的“私”和外在的“公”构成了贫困者的复杂人格和意识，也伴奏了中国历史交替和循环的悲喜剧。

第九，贫困状态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自然状态的不稳定和灾害性，使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须经常处于一种防备心理，这种人对自然的防备和不信任意识会衍射到人对人的关系上，从而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农村中有些贫困者难与村内其他人沟通，可能就与此心理有关。再如：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知人知面不知心”、“祸从天降，隔墙有耳”、“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等警句格言，其实也是一种在贫困状态下人们戒备心理的一种反映。一般来说，信任度的提高可有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尤其在具有充分信任度的条件下，资源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内取得最佳组合。所以，一方面，贫困不利于信任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信任度的降低又无形增加了开发贫困者的难度和效度。

第十，虽然贫困导致了贫困者人格的冷漠和对他人不信任度的增加，但贫困者客观上会更加用心培育社会资本，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并且会努力形成自己的人情圈子。对贫困者而言，一是由于增加物质资本的困难，会提高增加社会资本的边际收益；二是由于人格冷漠，贫困者将会努力使自己的社会资本建立在一个尽可能有效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一般会以血缘为主要纽带，因为血缘是建立圈子成本最小的一种途径。从现实情况看，贫困者更多地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圈子。这种圈子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处理问题时，不是立足于客观的是非标准，而是以圈子为界。圈子内是一个标准，圈子外又是一个标准。对圈子内的人，犯了错误，更多的是给予宽容和包庇；而对圈子以外人的错误，则会以牙还牙，瑕疵必报，会表现出非常的心胸狭隘和不容忍。

第十一，在贫困地区，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和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靠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经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本身既是贫困者的负担，又是贫困者的“福利”。从理性的角度看，一个经济过程选择增加投入资本还是劳动取决于二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合理的决策原则是：边际资本收益等于边际劳动收益是均衡点。在贫困地区，由于资本的稀缺和生活条件的简陋，所以一般是资本成本高，劳动成本低。作为理性的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会一般更倾向于多增加劳动投入。这样，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增加了贫困者的贫困程度；另一方面，贫困者又不得不更加依靠增加人口来减轻贫困。其结果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中国人的“多子多福”本质上就是一种生产力落后条件下的意识反映。生产力越发达，物质资本越丰富，生活水平越高，则增加人口带来的收益会越少，人们将会更不愿多生人口。所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大力发展生产力。

第十二，在贫困地区，贫困容易诱发人们的机会主义心态。机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理性。产生机会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人特性、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都会导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贫困地区，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机会主义心态。一是生存条件的不稳定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不稳定预期和不稳定的心理渴求；二是分工的不发达和交换的稀缺，也客观上导致了与此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的缺乏，从而使贫困者天然患有“规则缺乏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会导致人治，而市场经济更需要法治。人治只会导致机会主义浓烈，而法治是根治机会主义病症的一副良药。

第十三，贫困者重感性、轻理性。这也是由于自然的非逻辑和不稳定性在人的心理层面上的一种折射。这种重感性、轻理性的心理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重实际、轻理论；二是重功用、轻逻辑；三是重传统、轻变化；四是重人情、轻法律；五是重特殊、轻一般；六是重短期、轻长期；七是重局部、轻整体。

第十四，缺乏自信，重视迷信，也是贫困者人格意识的一种表现。落后简单的生产方容易使贫困者陷入“宿命论”。敬天、畏天、靠天吃饭成了贫困者日常生活必备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自信人格会随时日而逐渐磨损，相应迷信意识却日渐其浓。另外，自信人格的缺失又使贫困者容易产生权威主义情结。所以，权威主义总是与落后相伴而生。有权威必有非权威，非权威就是落后。所以解决权威主义的根本出路仍是发展，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破解权威主义的基础条件。

第十五，贫困易导致贫困者民主意识的缺乏。民主意识表现在心理层面就是自我应充分尊重别人的意见，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自我应对别人的意见和评价有着较大的边际效用。但对贫困者而言，首要的问题是生存，是物质收益的问题；而别人的评价和意见对自我而言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收益。所以，民主对贫困者而言，虽然意义重大，但自我的“私”将使民主的利益博弈游戏容易陷入“囚徒困境”，最终导致的结局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其结果是在现实中，可能更有效的体制仍然是威权主义或权威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贫困者的皇权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所以，民主对贫困者而言，犹如一位美丽动人风情万种的少妇，贫困者虽对其有强烈的欲求，但追求的心态未必很好，可能对方更喜欢富裕人家。

  上述由贫困而滋生的种种人格意识特征总体上只会使贫困更加贫困，所以，贫困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这种循环的具体表现是：贫困产生贫困人格意识，贫困人格意识加剧贫困状态并且使贫困人格意识更浓，从而更加使贫困恶化。所以，贫困也是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贫困既是贫困的原因，也是贫困的结果。由此可知：解决贫困问题必须要靠外部启动，要依靠外部力量打破这种循环，使其进入另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如何从外部启动，打破贫困循环状态，有三种途径：一是改变贫困者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二是改善贫困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三是提高贫困者自身发展的能力。改变贫困者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又有两种主要手段：一是通过转移，如移民开发等，使其转移到一个较好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生活；二是通过增加对贫困者的技术投入，以提高其对自然的投入产出效率。改善贫困者所处社会环境的主要手段是制度创新。在我国，可主要通过户籍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人口就业制度、生产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对贫困者社会条件的改善，并以此促使贫困者尽早脱贫和致富。提高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要实现从外部启动，政府主导是关键。这里政府应免费为广大贫困者提供技术投入、制度投入、教育投入。政府应当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主动为贫困者提供大量实用技术，这里关键是要有具体行动，并且行动应当落到实处，而不是形象工程和做秀。政府应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为贫困者提供倾斜的发展制度条件；同时，政府也应积极帮助和指导贫困地区进行本身的制度创新，如有可能，应向贫困地区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所需人力和资金上的全力支持。政府应尽可能地为贫困者提供免费教育或低成本教育。贫困者对教育的投入，取决于教育的成本——收益比值。目前，贫困人口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很低，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落后和收入水平低，另外，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也使本来生活就很拮据的贫困者更加无力进行教育方面投入。所以，对贫困者的教育投入，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应切实制定出一些针对贫困者的有效帮助制度。可考虑由国家直接主持，对贫困地区的中学生和小学生提供免费教育，这里的免费是指免除一切学杂费，包括教材费，但不包括作业本等费用。另外，对贫困家庭考上大学者，国家可考虑为其提供一次性“教育补贴券”，券额大小可根据有关标准设定。这里，学生可凭“教育补贴券”进入某某大学学习，某某大学应相应免去该学生与“教育补贴券”等值的有关费用。同时，某某大学可凭“教育补贴券”向国家有关部门换取等额资金。另外，目前中国有一些中小学及大学中的乱收费现象也很严重，所以，政府应加大教育执法力度，应严厉打击教育方面的乱收费行为；否则，即使政府为贫困生免费发放了“教育补贴券”，但可能仍会有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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