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计划以来，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2002年的十六大上提出“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口号，此后，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提出“走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的要求。而在“十五”计划前几年实际上起作用的、并且更有影响的是另外一个提法和做法，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工业化的新阶段”，要实现经济结构的“重型化”，用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这两种不同的提法和做法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十一五”时期，今年晚些时候党中央将就“十一五”的方针问题作出决定，提出建议。在这个时候，把工业化道路问题弄清楚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我想就这个题目讲四个问题：首先根据历史的发展和前人的研究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其次是分析过去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三是阐明我们应该怎么做；最后对去年以来对我的观点提出的一些质疑作出回答。

    现代经济学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研究竞争力的专家麦克·波特（Michael Porter）等经济学家虽然在叫法上略有不同，但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四个发展阶段是：（1）“起飞”以前的阶段，即产业革命以前，它主要的特点是经济增长靠土地和自然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的。（2）19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用机器大工业代替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手工劳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是重工业，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发展资本密集的机器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来支撑的。按这种模式进行的工业化叫做“旧型工业化”。（3）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发展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兹（S. Kuznets）把先行工业化国家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靠效率提高实现。这种增长模式体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4）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计算机、现代信息技术（IT），所以先行工业化国家逐渐进入信息时代或者叫知识经济时代，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信息化带动。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经济学对“旧型的工业化道路”（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所作的分析。

    先看旧型工业化。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进行，经济增长逐步摆脱了“起飞前”的状态，摆脱了土地约束，依靠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使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这种经济增长是靠狭义的工业化，即用大机器工业作业去替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手工劳动。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生产机器，还要生产“生产机器的机器”，这就要有钢铁等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作为基础。所以，旧型工业化道路，即工业化早期和中期增长模式最大特点，就是依靠资本积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提高（这在马克思注意经济学中叫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现代经济学中叫做资本深化）。

    马克思最早指出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端。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一定会出现两种规律性的现象：一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随着用于购买机器的不变资本（物质资本）比重的不断增加，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利润）的可变资本比重的不断降低，利润率必然会下降。利润率的不断降低导致竞争加剧，必然出现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垄断。另外一条规律叫“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的规律”，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工资总额的相对减少，所以就业岗位就会减少，或者使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从而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根据上述严密推论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列宁和斯大林与马克思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列宁在1893年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中，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导出另一个规律，即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用列宁的话说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最快，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次之，消费资料增长最慢。到了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在吸收“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和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Grigorii A. Feldman）第Ⅰ部类投资决定增长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路线”，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是自发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就可以自觉地来做，不需要从轻工业开始，而是从一开头就借助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可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在1929年被正式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

    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和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践对西方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 Hoffmann）在1931年出了一本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并指出，越是到了高级阶段，资本品生产对消费品生产的比率愈高。他说，当时英美等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中期之末，轻重工业的比例大致上是1：1（±0.5），同时根据这种发展趋势作出预言：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后，资本品的生产将超过消费品的生产。由于当时还没有第三产业的概念，在经济只有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总体框架下，重工业在工业中占优势也就意味着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所以霍夫曼的这个预言被人们推演为工业化后期将是重工业化阶段，此时重化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并被称为“霍夫曼定理”。因为这个“定理”是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经验的外推而来，它也被称为“霍夫曼经验定理”。

    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受到早期增长模式类似的影响。例如，流行多年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概括。该模型表示为g＝i/v，其中，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是资本产出率，或现在说的ICOR，就是说增加1元GDP需要多少元资本投入。在哈－多增长模型中，资本产出率v是不变的，所以增长就决定于投资，投资越多增长越快。直到二战后，世界银行的基本工作仍以该模型为理论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相信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的秘密是增加积累，增加投资。

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或者说现代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的实际情况表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失业率提高，以及霍夫曼关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重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的预言都没有实现：平均利润率没有因为资本深化而呈现下降趋势；失业率大体保持不变，而工人的工资水平随着人均产量的增加反而呈上升态势。同时，霍夫曼所提出的在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和占主要地位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工业中的重工业，而是服务业。对此，我们不能责难。所谓“霍夫曼定理”是在1931年在工业和农业两部门框架下提出的，当时并没有第三产业的概念。我们知道，服务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被提出和核算是1940年才确立的。在产业三分法确立之后，人们才发现，无论从就业结构看还是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各产业所占比重来看，服务业在20世纪初就已经超越整个工业而成为最主要的产业部门。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和霍夫曼的预言没能实现呢？原因并不在于马克思和霍夫曼在理论推导上有什么错误，二是因为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即增长主要不是靠物质资本积累，而是靠效率提高推动。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 Solow）。在1956年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其它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纯增加资本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即ICOR的不断提高，意味着要增加1单位元GDP所需要的投资愈来愈多，要保持一定增长率只能通过不断提高投资率来实现。但是，投资不可能无限地增加，因此，如果哈－多模型是对的，那么西方工业国的增长率应当不断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于是索洛提出自己的增长模型，即Y=A·K^β·L^1－β。在索洛模型中，Y代表产出增长，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K和L投入增加会使Y增长，但如果只靠这两项投入，从长期来看由于投资报酬递减，Y的增长速度一定会下降。索洛认为，决定增长的因素除了K和L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量A。索洛把A定义为 “技术进步”，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指一般效率的提高。

    除索洛从理论推导得出现代经济增长靠效率提高支撑的结论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 Kuznets）从对现代经济增长经验数据的分析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他指出先行工业化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效率的提高。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 Schultz）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是：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力资本积累即人的知识积累和能力提高。他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不同，它不是报酬递减，而是报酬递增的。      

    根据20世界5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先行工业化国家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主要泉源大致是以下三个：

    第一，是“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技术进步靠的是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即“熟能生巧”。这种进步是改良性质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可能有革命性的改进。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涌现的某些技术，如瓦特改良的蒸气机虽然也是在与科学家交流中产生和应用热力学原理的结果，但大多数技术改进仍然是基于经验和由工匠进行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19世纪中期基本上完成了对科学发明和科技创新激励的制度化大大地激发了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的创新热情，使得基于科学的技术大量涌现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层出不穷使生产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电的电机、内燃机以及电灯、电话、电报、汽车等新产品的使用给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帮助，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完全无法比拟的。

    第二，是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猛发展对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过去一提及服务业，我们就想到理发馆、旅店、小饭摊等，实际上20世纪发展最快并对经济发展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并不是消费性服务业（consumers services ），而是为制造业、农业等生产事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比如前端的教育、研发（R&D）、设计、采购，后端的营销、维修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等。

    不管是就业人数还是产值，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也就是在进入所谓“工业化后期阶段”后，服务业在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都已成长为占主导地位的产业。日本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工业化启动较晚，服务业是在20世纪50年代异军突起。到2001年，世界各国或地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除了中国大陆，都超过了50％，甚至在印度都是如此。这样，20世纪制造业的一个巨大变革，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一体化。我们现在所讲的工业或制造业，其实是已经和服务业相融合的工业和制造业。比如索尼照相机，它主要的成本体现在研发、设计和分销、维修服务等方面。索尼作为制造业企业，他最赚钱的领域是什么？是影视业，而影视业的内容又是服务业提供的。所以有人把先行工业化国家后期的工业化称为“服务业－工业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

    运用现代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理才能充分认识服务业发展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意义。亚当·斯密早就指出，技术进步是以分工深化为依托，但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分工各分支之间的交易就会愈来愈频繁，因此用于交易的资源也会增加。诺斯（D. North）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国民收入里有近一半是用于交易的；香港利丰集团的冯国经先生有一本讲供应链管理的书中也提到，从原料到消费的全部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价值只占1/4，而3/4都是交换环节产生的。服务业正是处理交易活动的，所以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乃是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服务业一方面能够减少生产环节的成本，但是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越来越高，服务业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就越来越突出，越是发达的分工，越要花费更多的资源去完成交易，而发展服务业就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基本手段。  

    提高效率的第三个源泉是信息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现代信息技术（IT）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渗透到各行各业的信息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新的有力武器。信息化在发达国家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事情，但是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适宜的场合运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来处理信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叫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的“新”，是相对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早期增长模式而言的。进一步说，第二层含义的“新”，就是为工业化增加了新的加速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从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沿用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重工业。这条工业化路线造成了农业衰退、农村偏枯等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些问题，提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处理好重“农、轻、重关系”。由于对这条工业化道路和缺乏效率的增长模式缺乏根本性的认识，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反而把钢、煤等重工业的发展提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把一切能够动员的资源都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虽然“大跃进”的荒谬做法遭到人们的唾弃，但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以及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模式并没有被否定，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高投入和低效率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政府在1979年和1981年两次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关系。 “九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实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结构的的确有所改善，经济效率也的确有所提高。但是就是着重于改变外延增长的结果，强调要依靠效率提高来实现增长，而没有着重于改变外延增长的原因，即改变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依靠资源和资本高投入的增长模式，找到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的办法。特别是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一遇合适的环境，旧的增长模式就会死灰复燃，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这些旧体制的遗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还保留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过大配置权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最优配置是以市场为配置主体的，市场会把资源导向效益高的地方。但在目前我国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因而各级政府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仍然掌握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二是GDP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主要的政绩考核标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服务，而非经济的主人。但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政府正是国民经济的主持者，各级政府官员也就成为经济发展状况的首要责任人。三是我国现行的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制度促使各级政府官员希望发展价高税大的产业。四是要素价格扭曲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了优先发展资源和资本密集、盈利性却很差的重化工业，采取了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无偿调拨或把价格尽量压低的政策。这种政策至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使经济核算发生扭曲，并促使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尽力发展那些社会效益很差但在价格扭曲的条件下表现为高盈利的重化工业。

    如果说“九五”计划和前面的调整都是向着否定旧型的工业化道路走出了步子，到了“十五”计划时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五”计划提出，要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主线。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这无疑是一个正确地提法，因为所谓经济结构是指资源配置结构，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正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内容。问题在于由谁来进行调整和怎样进行调整。在前面讲的体制条件下和政策环境中，许多人都把调整结构看成一种政府行为，由各级政府官员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调整经济结构。按照十四大的决定，市场应当在调整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十五”计划期间我们看到许多地方要发展哪些产业，以哪些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以至重点扶持哪些企业等等都由当地党政领导决定。在前面提到的现行制度和政策安排的遗产的条件下，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实现经济重型化的方针，运用自己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力或影响资源配置的权力，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种不顾资源禀赋的状况片面追求经济结构重型化的浪潮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扬长避短地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正确配置资源的首要要求，是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扬长避短和发挥优势。我国的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和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其它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然而在“重型化”导向下，许多地方却集中物力财力去发展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这就变成了扬短避长。必然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第二，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存在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缺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全然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拥有运用和自主开发20世纪后期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者受过较好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其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对量也不在少数。但在前述向重化工业倾斜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那些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正常发挥。相反，不少企业安于做简单加工，靠价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和人民币投入赚钱，甚至做一些表面赚钱的赔本买卖，为外国企业打工，“卖硬苦力”（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陈志武教授语）这也是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不足，大大低于同等规模的外国企业的重要原因。

    第三，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重工轻商、把服务看作“非生产活动”的思想影响下以及向重工业倾斜政策的实际影响下，我国服务业比重历来严重偏低。1985年世界银行的中国调查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根据中国经济结构与钱纳里（H. Chenery）著名的“大国模型”的比较，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一项重要表现，在于服务业增加值在GNP中所占比重不但大大低于“大国模型”中大国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偏低。2001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然只有33.6％，不但低于世界各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45％的平均水平。在近两年的重化工业浪潮中，服务业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2004年已降为31.8％。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

   第四，造成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我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实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把原本稀缺的资源大量投入重化工业很快就造成了资源瓶颈收紧，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大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影响的负效应。我国企业大量向国外采购铁、矿石、氧化铝、石油和石油制品，使这些产品紧俏腾贵，甚至海运价格也出现猛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消耗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一般保持在0.8－1.0之间，我国过去40年此一系数的平均值也约为0.8，但是近年来由于大量耗能的重化工业的超常发展，此一系数已经提高到1.6左右，大部分省份仍然严重缺电，甚至连居民生活用电都得不到保证。电力紧缺导致煤炭紧缺，价格飞涨，一些煤矿为了增产，不顾安全操作要求，超能力大干蛮干，致使矿难频发，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生命损失。

    第五，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重化工一般具有高污染的特征，它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加速破坏。例如，华北平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但北京、天津、河北近年来兴建了许多大量耗水的重化工企业，这不能不加剧事态的发展。如果持续下去，还会造成永久性灾难。目前华北地区有些地方已经把可以回补的浅层地下水采完，开始抽取不可回补的深层地下水。如果出现“漏斗”，就可能造成大片地区荒漠化。有鉴于问题的严重性，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举行的人口资源座谈会上严肃地指出，如果不下决心扭转这种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污染环境、经济粗放发展局面，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第六，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我国有很严峻的就业压力，除每年城市有10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还有1～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以解决就业问题的任务十分沉重。然而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重化工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是很低的；增加就业主要要靠发展小型工商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因为这类企业创造新就业岗位所需的资金投入少，而且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不高。所以资源配置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会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近年来，一些原本就业压力不大的地方就业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

    第七，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决不能采取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近年来的房地产和重化工业投资热潮中，无论公私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撑。由于这样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增长”（新桥投资CEO单伟建语），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过度投资极易造成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如果投资决策普遍失误或者泡沫破灭，还会引起金融系统的系统风险。目前我国标致投资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每增产1亿元GDP需要投资5亿元以上。正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所指出，一些国家采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投资效率低乃是引致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我们必须加倍警惕。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都说明，中国必须采取注重效率的增长模式，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上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和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呢？这里提出几点初步的意见，供大家讨论。

    第一，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持的粗放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十六大提出要“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200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要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应该把这些思想变成“十一五”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指导方针，把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作为决策中衡量取舍的最终标准。

    第二，要建立能够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以便加快技术进步：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自治和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以科学发现首创权为核心的奖励体系；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要通过改革，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育赶超要先于经济赶超两代人之久。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急起直追。

    第三，要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首先要求改变长期以来的“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策趋向。其次，要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指出，我国服务业发展不够好的原因在于制度，因为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把制度搞好的话，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

    对于我国的制造业而言，应当努力向价值链中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特性的上下游两端延伸。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十多年前提出过现代制造业“微笑曲线”的理论，那是说，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就像一个人在微笑一样，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投融资等上下游环节的附加价值大，盈利率高，而加工、组装、制造等中间环节则相反，附加价值低、利润微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微笑曲线的两端翘得越发厉害。所以我国一切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应当努力向上下游延伸。尽管我国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和发达国家在高附加价值和高盈利率的环节分庭抗礼，但是必须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在流通领域方面，我们应当促进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在浙江调查时了解到，为外国企业做OEM的企业卖给外国采购商的产品的价格大致只有国际市场价格的1/10～1/4，大头都被外国采购商赚走。香港大型商贸公司董事局主席冯国经说过，目前在从原材料到产品消费的整个供应链过程中，加工部分成本只占总成本的1/4，流通环节的成本占3/4。应当发展现代物流业，从“软三元”中要效益。

    第四，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即通过信息服务提升各行各业的效率。“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已经谈得很多。但我认为，我们这里对于信息化的理解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这就是用传统工业化重物质产品、轻服务的眼光看待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把信息化等同于投资设厂，增产硬件；或者投资采购提高电脑和外围设备的装备水平。在国际上信息产业中硬件与软件和服务的产值比重大致是3：7，可是在我们这里这个比例倒过来了：主要是硬件，其次是软件，信息服务简直微不足道。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提高信息产业产值中软件和服务产值所占的比重，同时通过信息服务，使信息技术成为降低各行各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有力手段，带动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第五，要加快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二、三、四等各项措施能否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措施的落实是否有体制上的障碍和是否存在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不容否认，我国目前的市场制度是很不完善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要求，全面推进改革，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提供提高效率的制度性保障。同时，要矫正由于行政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在今年的诸种改革种，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因为政府改革的实质是革自己的命，这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党政领导对这种情况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改革攻坚的决心。

 

    自从我在去年7月提出经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以来，得到学界同仁和经济界人士的广泛回应，包括一些批评和质疑。现在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一些质疑作出回答，以便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质疑一：有的学者断言，历史经验证明，重化工业化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前已说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经济发展将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主的所谓“霍夫曼定理”，是霍夫曼在工农两部门的框架下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经验作出的预言演化而来的。然而由于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定理并没有应验。历史数据表明，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国民经济中发展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也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而且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相融合，“工业化”概念的外延业扩大了，“工业化”又被称为“服务业－工业化”。所以在50年代“产业三分”的框架确立以后，在经济学论坛上已经没有人再引用“霍夫曼定理”来讨论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问题。而目前一些论者所谓“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整体上进入重工业化发展阶段”，是一个早已过时的命题。至于工业内部是否在某阶段存在重工业发展快于轻工业发展的情况，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决不能把它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混为一谈。

    质疑二：“每一个国家到了高消费阶段，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必然要求重工业的支撑，因此，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不能用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直接导出生产结构的变化。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还是应该扬长避短，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后通过交易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而不是“万事不求人”，什么产品都自己来生产，特别是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全部都可以通过贸易取得。我们可以看一看深圳和香港对比的例子：从投资看，香港的土地面积和深圳比小得多，香港到2003年时可开发土地已经开发了22％，而深圳已经开发了一半，而且大片的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酝酿着从相邻地市划一块地以便开拓“生存空间”；从产出看，尽管香港土地面积比深圳小得多，但其GDP却是深圳的4倍多。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香港和内地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同。那么，内地城市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更有效率的结构，而要去盲目追求“重型化”呢？

    质疑三：“没有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根据发达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靠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而不能靠重工业和大企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得正确，走19世纪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只会使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即使是“重化工业化”的支持者也告诉我们：“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如果认为有这么一个阶段的话）则降为70万人。” 既然如此，怎么能以解决就业问题为理由，论证经济结构“重型化”的必要呢？

    质疑四：“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基于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按照其它国家的发展经验，产业结构由轻到重，再到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这里对产业发展历史过程的描绘与事实不符。从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看，无论是从就业人数看还是从净产值看，服务业超过工业的时间是进入工业化后期之时，而不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例如，英国和美国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日本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质疑五：“每一个国家都只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自己能够扮演的角色，我们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给人家再打10年、20年工。”应当承认，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全面看齐。因此，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自主品牌的营销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我国企业只能进行加工装配和为外企做分销。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进行自主创新，通过自己的努力，采取不同形式摆脱“卖硬苦力”状况，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我国有些企业在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营销方面已经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它们的努力值得鼓励，它们的经验也值得所有的企业学习。

    质疑六:“和计划经济下的投资膨胀不同，这次重化工业投资高潮是由企业进行的，投资成败由企业负责，因此没有危险性。”如果投资真正的是由投资人用自己的资本进行，并且自负盈亏责任，我也赞成政府不要干预。问题在于，目前绝大多数重大项目投资是用银行贷款进行，而且通常这类投资决策都有政府背景。如果重化工业扩张过快，当其成本升高、出现亏损， 或者发生销售困难时，银行就会因企业无力还贷而发生风险。

    质疑七：有经济学家提出，为了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应当运用全世界的资源，尽量多扩大本国的生产规模，满足全世界的需求。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我们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政府应该顶住西方国家这种要求，尽力发展各种产业”。限制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不但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我没有听说过西方国家要求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的情况。恰恰相反，当去年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高度污染的焦炭生产和出口时，欧盟连续三次对我国发出通牒，要求中国对欧盟保持450万吨的焦炭年出口量。

    此外，也不能认为只要产品有需求中国就应当生产和出口，我们还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必须计算对我国人民福利的影响。例如，近年来国内外市场对电解铝的需求旺盛，于是在我国许多地方形成了大量进口氧化铝，出口电解铝的热潮。2003年我国出口铝锭125万吨，比2002年多出口50万吨，增加销售收入6.9亿美元。由于氧化铝国际价格上涨和海运费上涨，全行业成本增加6亿美元，账面净赚0.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亿元）。且不说造成环境污染合人民生活不便带来的损失，仅仅计算多耗电75亿千瓦时的机会成本（约人民币100亿元），这就是一笔大大赔本的买卖。总之，就像一位政协经济委员在讨论时所说的，“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还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