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中国经济在高增长、低通胀中平稳地走过，经济增长率达到9.8%，消费物价上涨不超过2%，整个经济运行比年初人们普遍预期的要好。
　2006年的中国经济会怎样发展？普遍认为，仍会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但分歧也很明显，主要是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增长动力靠什么，是稳投资、紧投资还是松投资？虽然担心通缩和主张紧投资的政策趋向不同，甚至相反，但其主要依据可能都是前两年投资快速增长造成的产能过剩。与此相适应，在政策调整上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安排。
　要对06年的经济走向做出判断，需要对05年的经济运行做些进一步的分析。由于按支出法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要经过一系列调整才能最后确定，目前还得不到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只能根据贸易资料进行推算。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普查后调整的GDP数据，2004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达到159878亿元，按此计算，2005年的GDP大约是175546亿元(未考虑价格因素)。在新增加的15668亿元GDP中，货物净出口(1018.8亿美元)比上年(319.8亿美元)增加699亿美元，合人民币5669亿元，即使减去服务贸易的逆差部分，其贡献度也超过了30%，成为拉动05年经济增长的一大力量。剩下不到70%的份额是投资和消费增长做出的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预测，06年世界经济增长4.3%，保持了05年的增长态势，世界银行预测(2.9%)稍低一些。这就是说，外部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人民币缓慢升值和贸易磨擦加剧，中国的出口增长会回落，进口增长会加快，有人估计前者会回落到15%，后者会加快到40%，这样，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是一个负值。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从历史经验看，贸易的波动是很大的，就是05年，进口增幅同比减少一半多，从36%下降到17.6%。但从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看，如果没有重大事件发生，06年的进口不会大起，出口也不会大落，保持20-25%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按此计算，净出口在892.5-1603.6亿美元。如果取中间值，则是1248亿美元，比上年净增299亿美元。如果今年的GDP增长9-9.5%，贸易的贡献度将为10.99-11.61%。也就是说，06年经济增长的90%要依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由此可见，要保持今年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消费的增长要有所提升，投资的增长也不能放慢，但结构需要调整和改善。这是形势使然。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是否恰当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明确提出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问题在于具体操作。
　从货币政策看，05年M2增长17.57%，比年初计划调控目标高2.57个百分点，M1增长11.78%，比上年末低1.8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2.35万亿元，同比多增871亿元，呈现出一种“宽货币”的态势。央行对今年货币政策调控的预期目标是，M2和M1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基本保持了05年的态势。不过，这并非央行的主动选择。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是由于汇率浮动幅度过小，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不仅货币投放是被动的，央行实际上决定和控制不了M1和M2，而且对冲操作也是被动的，现在更是到了央票的集中兑付期。与此密切相关，二是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大，货币市场利率偏低，加剧了银行惜贷、慎贷，再加上股市低迷，资金流到货币市场，而未进入实体经济，存贷差扩大，M2和M1增速差距扩大均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货币政策趋紧是不大可能的，不使其过分扩张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汇率，如果能够扩大汇率浮动的区间，或者今年使汇率升值3-5%，压力也许会小一些。
　我们反复说过，政策是重要的，但作用是有限的，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是可质疑的。决策部门要尽快确立相信市场作用胜于相信政府权力的信念。就以货币政策而论，通货膨胀主要是商品价格上涨，经济过热有可能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操作要关注资产价格，但紧缩货币能否抑制经济过热，现在还缺乏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日本的教训是，紧缩货币刺破了泡沫，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对于CPI，特别是核心CPI，运用货币政策调节是有效的，而对于产能过剩，能否用货币政策解决，也需要观察和研究。对于市场的波动要有正确的认识，市场的调整是正常的，给市场调整以时间和空间是必要的。不相信市场，迷信政府干预，特别是一些救火式的粗暴干预，不仅成本极高，而且负作用太大。这是值得决策者认真思考和真正转变的大事情。
　从财政政策看，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05年的税收收入已达30866亿元(不包括农业税和关税)，这就为财政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基础。收入政策调整的问题比较清楚，主要方向不是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较快增长，而是减税。减免农业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符合这个方向，但数量和作用有限，关键还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改革。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问题，去年由于商务部官员的阻挠，未能列入立法议程，但内外经济失衡加剧和外汇储备猛增的事实再次说明，商务部的政策立场是错误的和短视的，是以牺牲国人福利而保本部门政绩和利益。今年有关方面不应再出此下策，如果再不修改税法，用财政去补贴外商，政府是没有办法向老百姓交待的。增值税转型也可选择适当时机在全国推行。
　与收入政策相比，支出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加重要。应当明确，提升消费并不是只有增加收入，稳定投资也并不是只能增加政府投资。如果增加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廉租屋建设、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就可能稳定和提升居民预期，使消费进一步活跃。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开始做了一些安排，如，“十一五”时期计划五年新增农村教育经费2180亿元，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但这还不够。从国家财力来看，步子还可以更大一些。另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打破垄断，活跃民间投资，允许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原来的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部门。要知道，垄断既是造成某些部门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也是抑制民间投资的重要障碍，打破垄断，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既能抑制垄断部门的过度投资，又能促进结构调整。如果不打破国有部门对重要服务业的垄断，不是千军万马挤进制造业，就是大家都炒房地产，经济运行的过大波动就无法避免。不仅如此，解决好以上转移支付问题，不仅为减免农业税政策的真正落实奠定了基础，也为在省以下各级推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还为建立公共财政找到了可行的道路。
　只要这样做了，消费会有所提升，投资也会稳定，不仅今年的增长目标会实现，消费物价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也会排除，也会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