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王院长，也谢谢各位的光临。王院长是我去年以前的领导，2004年8月份我离开国家发改委，到人民大学去工作，在那之前我们归宏观院的领导。听王院长的介绍，我觉得其中更多的应该是批评，就像有些人说的，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学者不是真正的学者，今年春节晚会有一个小品说的是“反忽悠公司”，我估计将来会有一个“反媒体学者的公司”，或者是论坛，把这些活跃在媒体上的人物好好清算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有哪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如果大家认真的关注一下我所有的言论，我基本上前后是一致的，没有太多的改变。

    以前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调查研究工作者，不是做理论问题研究的，也就是说，不是规范研究的学者。调查研究介于学者和记者之间，跑的多了，经验丰富了，可能就会有一些观点，就会被人当作是学者，所以说我以前是经验性讨论，我所获得的知识应该属于感性认识。在很多场合，有人觉得我很低调，因为我跟那些真正的规范的学者在一起的时候，我深知自己的不足。年过半百，被学校召唤，让我到学校去教书，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把从事多年经验研究所产生的感性认识，通过读书、学习、讨论，向别人请教，在一定程度上争取把它上升到理性高度，到那个时候，我才可以说我是一个学者，目前我还仍然是以调查研究为主，是跑腿的。所以刚才王院长对我的介绍，无论是获过什么奖，无论是到过什么地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低层次的。

    今天我要向大家汇报的，是去年8月份到人民大学以后所形成的第一个向理性高度飞跃的观点，或者一个讨论。这个理论去年11月份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到现在为止，隔了将近半年，我始终不敢把它发展，就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为什么呢？首先是觉得自己心里没数，另外也是得益于老一辈的学者的教育，说现在学术界最大的毛病就是浮躁。过去的知识分子，一本书就是一辈子，不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稍不注意就有重大突破，就有创新，就能够建立体系，这当然是好事，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存在问题，就是比较浮躁，当然也许是我们老了，保守了，也受到这方面的印象。

    今天来这里向大家做汇报，其实我是忐忑不安的，不敢正式的作为一篇论文拿出来，还只是一个提纲。这个汇报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观点，在去年年底吴敬琏老师组织经济学界、法学界部分人士的讨论会上，我曾经把这个观点抛出来，当时吴老师给了我一句评论：看来你不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我想这应该是其中比较有挑战性的观点，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你听任何人讲话都会像口头禅一样的说出，是制度不好，是制度问题。而我觉得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化，很多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归结为制度问题，大家可以很轻松的说那些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然后引申一下，制度的变革是缓慢的，既然制度的变革是缓慢的，问题又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不用怎么去努力了。

    另外，如果这种观点已经被大家约定俗成的接受了，它会慢慢的变成一种所谓的话语。大家知道，文化学在讲话语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它的特定内涵，它把话语和意识形态相结合，把意识形态归结为具有高度政治形态的话语。而现在我们学术界各个方面接受了关于话语的概念，如果你要提出一个观点，你能不能提出，首先要考虑这是否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如果它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那你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就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它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打个比方，八十年代我们刚刚开始通行打报告的时候，我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很多人明明白白的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概念是个政策概念，或者是个文件概念，明明知道我们实际上搞的不外乎就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小农经济，但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之中，你如果说“我们不外乎就是恢复了小农经济”，那你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你不仅不能发表这样的文章，甚至可能会遭到相当严肃的批判。今天人们可以说农村就是小农经济了，可是在八十年代你必须说全了，你才具有政治正确，你要讲我们现在的农村的制度叫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或者为形式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意识形态已经给定了你一个话语环境，并且明确告诉你什么话语是具有政治正确的时候，你必须这样。前不久我碰到一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人，他当时也有一点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我们不外乎就是搞了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结果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同样的道理，我们正式讨论中国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在1996年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特别是1997年重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才出现了很多文章，开始讨论我们自己也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我个人是在1987年、1988年，在当时价格闯关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危机论》，把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所表现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特征做了一些归纳。这篇文章发表在1988年的5月号上，当时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但是这篇文章一出笼就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因为也同样是政治不正确，批评的原因也是政治正确的原因。大家就说你怎么敢把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用到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来，批评的声音很强烈。幸亏是事实教育了我们，1988年夏天发生了抢购，当年物价指数跃升到18.6，银行为了保住存款不流失，防止挤兑提存，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率，导致银行发生400多亿的亏损，400多亿亏损直接转化为财政赤字，导致财政当年赤字是500亿。接下来就是1989年出现了通货膨胀之后的生产停滞，我们就表现出来了典型的通货膨胀——生产停滞这么一种危机状态。然后就是危机爆发之后的萧条，连续萧条了两年，之后是复苏，到了93、94年才重新进入高涨。到了这时候我才没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事实并没有证明我们确实有这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表现，那我过早的谈这个危机是有问题的，就是具有政治不正确性。

    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文件正式承认资本经济，这也是十五大的四个关键字之一，如果说是十四大的关键词是市场经济的话，十五大就是资本经济。在资本经济进入中央文件之前，人们在正式的文件、报告，乃至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媒体上，你们只看的到在谈中国经济的时候，只能看到资产，看到资金，看到资源等与“资”相关的东西，但是不谈资本。而1991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就谈国家资本问题，回来以后把它变成中文，想找人发，标题叫做“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主编们都说是好文章，但是没有一家敢发表，后来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刊物发了，发了以后也是被当年的《新华文摘》转载了，也是提高了很多年在开始谈所谓资本问题。我在文章开头第一段有一句话，说的非常耐人寻味，我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资本原始积累是由资本家来完成，抑或是由国家来完成，那只是派生的问题”。这个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像这样的话说起来其实很拗口，但是它其实点到了本质问题。所以说，如果你超前的把问题说的太透，在那个阶段具有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语境下，是有压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要抛出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会忐忑不安，因为我明明知道，针对当下的话语环境，它也有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我这个人历来是不合时宜的抛出政治不正确的文章，所以这次恐怕还会有问题。

    90年代初期，我对当时的国家政策有看法，1995年写了一篇内部的问题，后来公开发表了，叫做《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我不同意把如此复杂的农村经济社会问题简单的归纳为农业问题，乃至于进一步简化为粮食问题。1993年我在《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很怪，叫做《如果预知农，工夫在农外》。最近吴敬琏老师说，他之所以认为搞改革的理论的人不懂农业、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他说对于农业问题的认识是受我当时的一篇文章的启发，叫《工夫在农外》，就是发表在《经济日报》上的这篇小文章，副标题叫“一个农村调查员的手记”，就是90年代初农村所产生的大量的复杂问题，包括农民负担过重，引发大量的社会冲突，根本问题在宏观而不在微观，不是农业问题，当时财政、税收乃至于其他的领域，包括外贸都有问题，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问题。后来这样的东西只会引起像吴敬琏老师这样的学者的重视，而不可能引起别人的重视。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到90年代中期我实在按捺不住，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现在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从者如云，但是如果你查文章的时候，这篇文章是最早以三农为标题的反映三农问题的文章，后来申报了三个国家的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农业污染科学基金等，又结合这个话题做了几年的研究，最后在1998年完成了研究报告，然后99年结集出版，2000年正式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叫做《中国经济基本研究》，副标题叫“三农问题的反思”。这本书是能够到目前为止能够查到的学术著作中以三农为标题的最早的东西。

    我当时提出三农问题，以这个东西来取代农业问题的时候，也是具有很多的政治不正确性，农口的很多朋友批评我，特别是农业经济科学领域中的很多学者，对这个东西非常反感，也是认为它不正确。后来鬼使神差，它突然变成重中之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之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讨论早了就具有政治不正确。所以对我今天要汇报的东西先说这么多，主要是打预防针，希望大家不要用现在的话语环境，不要用现在具有高度政治正确性的意识形态来看我的东西。

    我想大概和农村发展的有关的，主要应该是发展经济学。我们现在主流的研究，是以新古典的经济学，以技术经济学，以计量经济学等，作为现在高校农业经济院系的主要教材，然后以这些东西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对不对呢？也对。但是大家应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农业经济的教学，但是没有一本关于农业经济学的教材，中国人出的农业经济学的教材没有，基本都是用一般的教材。中国的农民人口占世界农民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又被人误以为是个农业大国（当然它不是），却没有起码的教材，我们有这么多农业院校，这么多农经专业，他们用的教材到底是什么，我就看了看，看了之后确实有很多感受，但是觉得大的逻辑关系还没有搞清楚，特别是对中国的发展，大的逻辑关系没有搞清楚。教育部指定的这些教材编写组所写出的东西，谈不通中国的发展过程，所以我说是不是可以请大家注意参考一下，如果大家对理论问题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看看我90年代末期写的那本《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如果那本书找不到，你们可以看看《读书杂志》在2001发表过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一波四折》。

    我们不能单纯就农业自身来谈农业，因为中国在百年进化史上，基本上是追赶农业化的过程。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工业化是不行的。而工业化就必有我刚才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它被英国作为一个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商品的输出地，它属于殖民地社会，因此要革命。美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你到美国任何的地方去看，哪怕有一点点革命遗迹，打过几枪的地方，都会有这种革命记忆。革命记忆和革命历程是这个国家的政权建设，或者说国家合法性的基础，那就是反对殖民地的过程，而反殖的美国是为了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愿意以相对比较广阔的资源条件来为英国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南方奴隶主阶级被北方的初步的工业化阶级打倒之后，战胜之后的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告诉全体美国人民，我们从此要关门，不能再对欧洲开放，什么时候开门呢？等到美国的工业可以跟欧洲叫板，再开门。美国人关了30多年的门，利用两个条件，即地大物博，初步形成工业化的基础条件，从纽约到芝加哥形成了一个工业带，用短短的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于是美国从十九世纪的90年代开始对外扩张，它走的其实是典型的路径依赖，是按照欧洲人早年进行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在走，所以我们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有它的路径，并且这个路径是形成路径依赖的。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按照欧洲的模式推进工业化，先关门，利用自己的初步工业，来整合、占有自己本国的国内资源，当然这些资源原来也不是它的，都是印第安人的，他们把印第安人杀的差不多了以后才是它的，这样它就有一个反殖的过程，然后来完成工业化。这套过程在美国是任何人也批不得的，这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正确。当我们照搬美国人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恰恰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从1949年打完了战争，打败了所有的在华获取既得利益的国家之后，中国也是关了20多年的门，72年我们又开始重新对外开放。1956年打了朝鲜战争，你想不关门也不行了，因为你打了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就像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它们对抗联合国的制裁，把联合国军都打出去，他们也就被人家全都封锁了，被经济制裁了。当时中国打了联合国军，被实行经济制裁，想开门也开不了，没人跟你交换。关了20多年的门，1972年开始重新引进欧、美、日的设备，恢复欧、美、日邦交，也恰恰是20多年，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它就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和美国不同的是，逻辑性不一样，我们无法再像欧美一样，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以扩张的方式来占领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只能向外输出产品，当然如果从整个历史长河的过程来看，这一段是有严重问题的，但是人们现在都已经认同了。把人家政治正确的搬到我们这来，衡量一下我们现在具有政治正确的说法，失之毫厘，缪以千里，已经被我们大家约定俗成接受的，包括对以往所谓的闭关锁国，计划经济的批判，和现在对于市场的原教旨主义的顶礼膜拜，恰恰是有问题的。

    我去美国有十多次了，美国著名的大学几乎都到了，跟很多人交流过。王一鸣院长在介绍我的时候说我上过联合国英语高级培训部，那其实是89年大家集中学习，我是在64没参加任何活动，我生性不喜闹，别人去游行我在家看电视，我是第一批没有问题的。别人都学文件，我就学英语去了，自己交了点钱学英语，学了点英语开始满世界乱转。我是比较早的，国家在八十年代中期送出去的那批人，是去学方法的，我不是学理论，是学方法的。回来以后跟着美国人屁股后面作项目做了五年，每年至少有几次考察、交流、学习、进修，世界银行的第一笔政策性贷款，我开始被官方任命为中方陪同团的翻译和团员。因为我刚刚跟人学过两年，接着就做了五年的项目，这些事情我接触的比较多，所以可能就有点认识吧，再加上后来又跑了点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做下来以后就发现逻辑不一样。

    美国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是关门的，它要不关门，非得被欧洲的大资本家打垮不可。它关门之后，迅速的扩张，包括对整个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一直到拉斯维加斯，然后占领整个墨西哥北部的这一代，那是美西战争的结果。美西战争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就是进入了东南亚，拿下了菲律宾，接着和英国利益共享，门户开放，从此开始了美英的战略同盟关系，从原来的战略对手变成了战略同盟，那是1857年大英帝国远东战略的延伸。英国最早感觉到中国这个国家一口是吃不下去的，因为太远了，就算运一些兵、武器过来，中国这地方不像非洲那样还是部落制，也不像拉美基本上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工业化时代的舰船大炮来打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制度社会，那是一打就垮。而中国已经进入了早期的工业化，手工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就算打下来统治也很难，恐怕会像所有进入中国的其他民族一样，会被同化，将来可能会出一大批混血儿，很不容易。所以中国是在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被整体上殖民化的国家，只在沿海地区，比较典型的像上海、香港，个别的点上基本完成了殖民化，乃至于形成一些殖民文化，像现在所谓的香港文化和海派文化，基本上形成了。    但对于广大内地来说，占不了。所以英国人非常聪明，大英帝国远东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任何一个列强不得在中国形成独占利益，从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整个近代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和中国有关的国际事件都体现了一个这样的思想。比如说日本人被欧美用这么大的力量打败，并非是俄国的宿敌，而是因为英美都明白，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在中国形成独占利益，否则日本就独霸天下了。后来，美国人在1949年以后把它的战略防御线放在日本列岛而不放在韩国和台湾岛，就是秉承1857年以来的远东战略思想，不能把中国变成任何一个大国吞掉的势力范围。

    发达国家的发展逻辑是很清晰的，它的路径是很明确的，美国作为后起的晚进的工业化国家，它只要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路径就是这样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它的逻辑却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首先，大部分后发的第三世界的国家进入工业化是随着整个反帝反殖浪潮兴起的，恰恰是在十世纪上半期这个时候，世界上的所有的资源富裕地区已经早被发达国家瓜分完了，后来崛起的反殖浪潮，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开始兴起的反殖浪潮，使得过去的殖民地国家多多少少有一个独立的政权了，但是这个国家已经被战争打的一塌糊涂，它要在这种条件下进入工业化，要照搬西方人的路径依赖很难。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才开始独立的国家，能不能按照西方的制度来搞呢？我们可以就近看，比如和中国国情差不多的印度，别的国家很难比较，比如像新加坡这种弹丸之地没法比，还有文莱，全国人口不到三十万，拿这种地方跟中国没法比，唯有大陆性国家，次大陆国家，那就是南亚的印度，所以唯一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可比的就是印度。

    印度叫indian，恰恰是与殖民化相关的，因为被它占领之前是50多个小邦国，只有占领了才变成了英国统一的所谓的现代国家。当然殖民化对它应该说是带有一定正面的影响。所以你看甘地的革命不是武装革命，甘地的革命是和平的，是不合作主义。在印度那个地方，男人围块布就能过能一辈子，不用建高楼大厦，大家弄一个窝棚往里一钻就能睡觉，白天出门围块布就行，没有饥寒交迫之说，顶多是饿着了，那地方物质比较丰富，因为它能吃的东西很多，总之能活得下来。印度人口越来越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农村，70％人口至今仍然是农村人口。无论印度有多么高的增长潜力，无论它多么早的被殖民化，无论它采行什么样的西方制度，总之它就是无法现代化。这就是我们唯一可比的。

    我们要走同样的工业化道路，但却不可能对外进行扩张，尽管七十年代我们初步形成了工业化基础，无论是我们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还是我们的设备制造业，还是我们的一般产品的制造业，包括轻纺工业、化工工业、销售品工业，还有像高技术的核工业，我们都已经初具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引进外资，开始对外开放，但是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打美西战争，我们始终宣布我们在海外没有一兵一卒，如果我们的石油管线一直通到里海，向西修到里海，向北到西伯利亚，向南沿衡南山一直到孟加拉湾，如果是这么一个态势，就是一个土匪都能断了你的气，当然不是指的生命断气，是断你的油气。

    我们的油轮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多次被所谓的泰国海盗洗劫，他们专门挑中国油轮打，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海盗，它如果是CIA呢？它要是克格勃呢？它要是军情六处呢？你都不知道，你只能说是泰国海盗，因为他们是海盗作业的方式，船靠上去以后，人杀光，油卖掉，把船重新注册，你就断了，不用正规军。同样道理，如果你西线通到里海的石油管道，如果恐怖分子破坏你的管道，你知道是谁干的？不管是俄国人、美国人，或者是英国人、日本人，反正就是一包炸药这管子就完了，你要修，谁给你修啊？在人家国境内，你在那没有一兵一卒。我们按照一般的发展国家的道路去走，当你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之后，你发现你走不出去，你也像美国早期那样占领海外的能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行吗？这世界上再也没有谁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了，尽管部落制还存在，但那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欧洲殖民者到了美洲之后，大量的美洲人死亡。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相隔几千年，好几个时代，它要让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部落制的人来从事工业劳动或者是重工业劳动，或者是矿产劳动，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遗传基因里没有这个东西，于是他就大批死亡，甚至是集体自杀。对他来说，那就是末日降临了，因为它不可能一下跨越几千年，从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制进入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中间的差距太大了。一样的道理，为什么非洲人进入不了工业化？纯粹的印第安土著进入不了工业化？在我们国内来看，比如我们非得要让藏族进入工业化，人家也很痛苦，藏民是一个自由民族，有钱就骑着马喝酒，没钱再说，你非要让他变成产业工人，这也非常困难。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具有政治正确，这个话语就必须照办到所谓地方，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之外，还有文化学，还有文化人类学，还有民族学，还有一大套其他的学问，它们并非如我们今天的学问这么显，不是显学，但它同样重要，同样是真理。我们看到今天的很多问题，之所以绕来绕去绕不清楚，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上无法重复发达国家的逻辑，我们只能另外考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所以如果说我稍微讲的早了一点，恐怕就会引起很多人的批判，说你要干嘛？可能这对有些人来说，是饭碗问题，但是没有饭碗问题的人恐怕也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对头，我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我接下来简单归纳一下，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逻辑是什么？它并不一定怎么完成工业化，如果你们看看薄一波老先生那两本《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他说的很清楚，就是刚刚建国之初，我们要进入工业化，工业化就要积累，要谁来作出贡献，中央反复研究，尽管认为这样很成问题，但是也不得不让农民承担。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农村部的老底子，后来改名了，当时留下来的历史文件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强调让农民组织起来，不是农业部门的要求，毛泽东之所以批判邓子恢，说她是小脚女人，那是因为她代表了农业部门的利益，农业部门并不要求小农经济刚刚休养生息的时候就迅速进入共事化、集体化。

    而在中国这种呼声高起来的时候，其实是1953年结束朝鲜战争以后，1954年我们以苏联在给我们在朝鲜战争时期提供的重军事装备生产出来第一台拖拉机的时候，这时候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制度，否则苏联留下的这套军政工业装备没有市场，完成不了工农两大部的交换，这个工业就得死。苏联给我们的坦克生产线是特50，是50年的那个型号的坦克，是当时最先进的，尽管55年苏联就换型了。但是我们到53年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那就是特50，50马力的坦克。那好了，战争一结束，你不用生产坦克了，那就生产拖拉机。

    所以战争一结束以后的第一年，第一辆拖拉机出厂，就是东方红50号，其实底子就是特50的底子，它只不过换了一个拖拉机的篓子，给谁谁要，农民是不要的，当时刚刚有点发展起来的初级社也是不要的，因为初级社是小社，10来户、20户、30户，顶多30户，大家差具换工，这是很好的事情。不像我们现在绝对化的把单家农户当成是市场主体，很荒谬，怎么可能呢？当年我们还搞点小合作社，帮助农村抗御点风险，今天动不动就说农民素质低，其实是因为单家农户根本不能适应市场。   

    1954年拖拉机出厂之后，54、55、56连续三年工业部门要求中央下决心搞大社，否则拖拉机没地去，那就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什么呢？其实我们承认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不产生于谁过左，或者是极端，如果把意识形态先放一边，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投资，1956年郝鲁晓夫召开苏共二十大，对以往的路线批判以后，它完成工业化了，它完成了五五计划，工业门类齐全，对外开放了，所以三合一少，郝鲁晓夫提出，要求所有的工业化国家跟着走，但是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一个都跟不上，比如像中国、越南、北朝鲜、还有东欧小国，没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一开放就会彻底完蛋，所以都反对。   反对的两党交恶，反对的两国交恶，苏联1957年停止投资，一停止投资，中国这种工业化没有投资立刻打住，二五计划停止，没有新增投资就没有新增就业，没有新增就业，一五计划的时候二千万劳动力，怎么进城的就怎么出去，这在任何国家，如果不是当时我们那种体制，非出乱子不可，唯独中国来了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就把二千万人怎么来怎么回去了。二五计划什么时候恢复的？57年、58年、59年、60年，过了四年才还开始，没法进行，如果说你先把人赶出去了你怎么办？你当然只能关门。也就意味着，其实和格兰特总统在美国南美战争之后关门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关了城市的门，让农村人不能再进城，然后同时是贯彻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价格剪刀差，靠农村的高度集体化来完成城市的工业化，这时候真像薄一波老先生说过的，当时中央反复的研究，最后没有办法，只能由农民做出牺牲，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我们的根本体制形成的原因，而不是谁脑子发热，谁极左，这些后来已经现在具有高度意识的话语，正确性的东西，今天在我们看来已经变成不那么有道理的东西。纵观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接着就形成了内部的所谓的三个世界的这么一种非议，第一世界当然就是北京、上海、天津这种大城市，包括沈阳、哈尔滨等等；第二世界就是中小城市；第三世界是广大农村地区，至今我们仍然是这样。所以三大差别拉大，沿海内地差别拉大，城乡差别拉大等等，基本上还是这样，其实把我们的逻辑归纳一下，我们叫做“内向型的积累完成的工业化”。接下来我们就要问，我那本书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路径，后续的所谓的发展就有路径依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