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过瘾的误差。想想看呀,21世纪全球经济竞赛,哪个国家不希望经济增长快一点、多一点、持久一点!问题是谈何容易。举目四望,长期持续保持9%增长的经济寥寥无几。中国呢?加上本次经济普查的“偏得”,过去5年的年增长率直逼10%,而过去2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9.4%.打趣说一句,经济普查无论耗资多少,“回报”之高都是无庸置疑的。
不过,这次统计数据的调整,也应该提醒政府、专家和公众注意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对一些重大经济判断的可靠性,还需要更严格的推敲。这里讲的“重大经济判断”,指的是可能引起经济政策变动的判断。兹事体大,因为政府一旦出手,不但影响多方利益关系的现实改变,而且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法治的角度看,由于数据误差、判断误差而导致政府随机下痛手干预经济,后果可能比直接的经济损失还要严重。
比如前年“投资严重过热”的判断,现在看至少在程度上应该有所回调才对吧?因为支持这个判断的关键数据——投资占GDP的比重——是由投资作为分子,GDP作为分母来计算的。现在看,2004年分母被低估是明显的。至于投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包含了土地投资额,而在土地批租制下(就是一次性付出几十年的土地使用金),很容易被高估。里外里加到一起,或者即便肯定投资统计无误,仅仅因为分母低估,那么“投资严重过热”的判断,无论如何也要打一点折扣才对。
要是仅仅只是不同专家之间的口头辩论,倒也无伤大雅。问题是一旦形成经济严重失衡的判断,政府就不可能不出手。结果呢?我看到最倒霉的就是一个戴国芳。这个拣废铁废钢出身的“钢铁痴迷”,一下子成了全国性风口浪尖的“人物”。当时有评论跟得紧,一口咬定“铁本动摇国本”。未免言过其实了。戴没有贩假害命,没有制造矿难,不过就是做梦也想多炼一点钢。也许他讲过“赶超宝钢”之类的诳语,也许他在交税和银行借款方面手续有纰漏,不过冷静回顾,要不是有关政府部门当时极度担心“投资过热失控”,戴和他公司的命运很可能就不同。
真正的挑战是,把经济统计搞对头很不容易。中国在这方面的改善和进步有目共睹,也是国家经济现代化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问题是与实际需要相比,还需要有更大的付出才行。撇开干扰统计的利益冲动——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歪曲数据的动机难以一下子撇清——单单因为经济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要在统计上前后一致地反映这变化行为的量的特征,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以两件事情为例说一说好了。第一件是耕地减少的数量。这些年流行一个重大的经济判断,就是我国耕地近年锐减,具体数据就是几年内“减少耕地1亿亩”。大家知道,中国的耕地本来就不多——虽然究竟有多少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几年减少1亿当然是天大的事情。舆论和有关部门一下子紧张起来,非要政府下痛手管制不可。其实在那减少的1亿亩耕地里面,很大一部分是退耕还林的结果。所谓“退耕还林”,是更早些年的一项政策,为鼓励把那些不适宜搞粮食生产的山坡地转为林地,政府对退耕还林实行奖励政策,就是每退耕还林一亩,政府每年补贴钱粮若干。这样能够领钱领粮报出来的数目字,不偏大的可能性是零。至于这些土地是不是永久性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了工业和城市用地,从而实质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其实需要更仔细的调查、更认真的评估,以及更多方的核准才行。
第二件事情还是服务业。这次普查因为扩大了调查范围,使原来年度统计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服务业的比重大大上升。但是要问服务业低估的问题是不是完全解决了,我的看法是尚有余地。且不说在那难以调查和估计的地下经济里,有不小的比例应该归入服务业,就是在“地上经济”里,服务业还是被低估了。
早就观察到中国工业公司的营销人员数目惊人。1996年到山东看一家洗衣机厂,他们告诉我说每1.5个生产工人就有1个营销人员。1998年到TCL参观,主管营销的袁总介绍他领导的团队与生产线工人旗鼓相当。去年有机会参观华为公司,其员工结构的大数是市场部门30%,研发部门40%,生产部门只有12%!这些我临时称之为“工业内的服务业”,要是独立出来为工业服务,你说中国现在的服务业占比例如何?
走进饭店看看,也是一样。君不见神州大地饭馆卖酒精饮料的,十个里面差不多有七个是酒厂派驻饭店的员工?他们在饭店上班,可是算工厂的员工,在工厂里领薪,创造的附加价值一般也计入工业,但实际从事的活动,难道不是地道的服务业?
商场也如此。顾客一进门就冲上来热情介绍商品的,常常不是商场的员工,而是出产该商品的厂家派驻到商场的业务员。所以连我都有经验,要分清他们各自的身份,才可以恰当理解他们推销说词的重点。“顺德电器”是华南一带颇有品位的电器连锁店,前年我去访问的时候,老总说他们店“工厂派驻营业员”的比例在业内算低的。我请教是多少,他的回应是“三个工厂派驻的对一个本店职工”!
因为有这些实地观察在手,凡看到关于经济结构的宏论和庞然大计,我就习惯于把它翻过去。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而是在实际状态没有搞清楚之前,不少流行的判断还有待推敲,有待检验。对实际情况没有兴趣,也从不下工夫观察,仅仅靠“流行的证据”就提出一大堆批评、主张、建言——这样的“经济研究”没有什么意思吧?至于政府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大动干戈,更是危险之至。
报告天气变化趋势总先要把温度计搞准。不知道读者怎样看,我以为相对于今天的国家财力和其他方面的花销,对经济统计方面的投资还是太少太少;相对于艰苦的数据调查、推敲和辩正,“惊人之见”又实在太多太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判断经济走势、特别是挥动政府之手惟有谨慎、谨慎、再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