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的公平

    最近我到单位扶贫点去了一趟，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该村还有好几名儿童辍学在家，还有个别孩子十几岁才读二年级，原因是这些孩子的家庭无法承受读书带来的负担。我这里没有用学杂费而用负担，是因为在孩子的读书费用中，学杂费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就小学而言，学杂费只有100多元，而每个孩子一学期的其他各种费用累计要达到千元以上。是乱收费吗？不是，是因为所谓的教育资源整合问题。现在村一级都没有学校，所有孩子上学都要到十几里路以外的镇上学校，高中要到县城去读，这就要额外加上交通费用、住校费用以及伙食费用，有的家长还在镇或县城租房陪读，其成本之高，令我们这些坐在大楼里面拍脑袋的人难以想象。

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岁月，每个生产大队（现在的村）都有自己的小学，每个公社（现在的乡镇）都有自己的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教育。读书除了花几元钱学杂费之外，是不需要什么外加成本的。但后来村里的小学、乡镇里的高中，都被撤消了，为什么？名曰教育要集约发展。零星分散在村镇的这些学校不集约、不经济，另外政府财政也负担不了那么多的学校支出。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有点道理，将这些学校撤并后，学校的规模上去了，学校的效益提高了，政府的负担减轻了，还有原来分散在村镇不安心工作的教师也稳定了，真是一举多得的事。但这些负担减到哪里去了？减到老百姓身上去了，他们孩子读书的负担加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加重，几乎是重不堪负。于是乎教育与看病、买房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

    一位村支书当面问了我几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整合资源他们不反对，但为什么教育资源不能整合到农村来？整合资源的好处到底谁分享了？为什么我们农村人成为整合资源的牺牲品？这公平吗？这几问真是振聋发聩。作为一名在教育战线工作过多年，现在又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我，实在无法回答这位农民兄弟质朴的提问。教育公平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我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确实有背离这一目标的危险。诚然，教育的绝对公平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毕竟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目前在我们国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均匀分布，要做到一样的教育水准那是很困难的事。但作为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全民教育的责任，尤其是要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因为这是教育公平的根本所在。决不能为减轻政府的负担，而把责任转移到农民头上。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在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提出在近两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中小学生学杂费，这是个振奋人心的好事。但事实告诉我们，仅仅免除学杂费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农村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城乡协调发展，重要的是教育的协调发展，教育上的差距，不仅是现实的差距，更是长远的差距，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认真地研究好这个问题。

    二、   规模和质量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0年夏季的高考。那时是恢复高考制度不久，作为农村孩子，惟一的出路就是考上大学，哪怕是中专。这就意味着跳出农门，进入城里人行列。我记得当时乡里设了一个考点，有考生近千人，主要是本乡和周边乡镇的。但招生名额很少，最终诺大的一个考点只有我和我的一位同学考上，真有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感觉。正是因为如此，现在每每做到参加高考的梦，总是惊吓出一身冷汗。记得我的一位毕业于50年代末的的物理老师说，他们当时高考招收的学生很多，为了招满，还要动员考生参考。我想那真是太幸福了，如果那一天轮到我们就好了。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真快，现在每年高校招收学生近500万，升学率达到60%，还不包括中专和技校的招生数。去年高校在校生数达到2000万人，这在我们当时是无论如何不敢想象的。为什么高校的发展速度这么快呢？我认为这是在中国所有事情当中，少有的几个符合“帕累托最优”的事情之一。从考生来说，扩大招生规模标志着他们入学的概率就大，这是他们的天大幸事；对家长来说，其心情可能比孩子更为急迫，他们希望招得越多越好；对学校来说，招生多不仅仅意味着学校收入多，还表示学校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不至于将来在整顿中被淘汰；对国家、社会和企业来说，大学生多了，人才就多了，对于发展更有利。如此好事，怎么不快速发展呢！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教育水平的下降和就业的困难，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对高校扩招的非议。实事求是地说，上述两个问题都是存在的。就质量来说，现在一个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水平，与恢复高考初期的专科生水平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就就业来说，去年就业率只有72.6%，以前到高校招毕业生不仅很难，还要付给培养费。这究竟是落后了，还是前进了？依笔者看来无疑是前进了。我们看问题绝对不能狭隘地看，而要全面地、系统地、联系地、发展地看。就个体而言，我们的学生质量是有所下降，但整体来说我们全民族的素质无可争议地提高了。恢复高考制度近三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找一个大学生是多么的不易，以前做县长、书记有中专毕业就行了，后来到大专，再后来到本科，现在研究生、博士生比比皆是；以前我们工厂找一个工程师很难，离退休老工程师都成了香饽饽，现在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随处可寻。我的一位在日资企业工作的学生对我讲，在他的企业中，日方四五十岁的老工人，大都有大学文凭，而我们的同类人员则大部分是初高中生，无法与日本人相比；而他们现在招聘的年轻人都是大学生，都可与日本人一比。

    规模和质量是一对矛盾，但它不仅仅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我们常说没有质量的规模是有害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没有规模的质量也是没有效用的。一个国家的教育经历从数量到质量的过程是必然的。我本人在高校工作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那一所学校不在抓教育质量的，因为作为大学校长都是有一定素质和水平的，他们知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没有质量的数量是不能持久的，是迟早要被淘汰的。因此，我们不能妄加评论，说招生数量增加只是有害的；更不能因噎废食，因个体学生素质的下降而贬低整个高等教育。要继续稳定现有招生规模，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我们的教育部好象很怕提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部从2004年起就旗帜鲜明地强烈声讨“教育产业化”，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倡“教育产业化”，文件里从来没有这句话，我们也反对教育产业化。确实，官方的文件里从来没有“教育产业化”这五个字，只有四个字“教育产业”，这与“教育产业化”有本质区别，说“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才叫化。教育部为什么反对提产业化呢？我的理解是两点，一是怕老百姓说他们办教育只是为了赚钱，二是怕政府因此不给钱或少给钱。

    教育是不是产业化，我们不去争论，但教育的市场应不应该开放，这是需要讨论的。如果我们理性地、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不难发现的事实是：凡是目前存在问题比较多的行业，都是市场化不够的，老百姓反映比较多的铁路、民航、电信、公交、银行、烟草、教育、卫生等等，都是垄断部门和行业。这些行业为什么不开放呢？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些行业中大部分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大部分是属于公共产品，不能开放，一开放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受到侵害。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看未必。以卫生为例，江苏宿迁五年前推行医疗单位市场化改革，被一些权威部门视为洪水猛兽，并予以强烈抨击。因为没有实践成效，他们选择了沉默。五年后的事实证明，改革成功了，不仅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得到解决，卫生事业本身得到飞速发展。同样是宿迁，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他们运用市场的办法，使该市教育得到迅猛发展。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最有力的调节手段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最能激发人和企业活力的市场，也不是政府。以前我们买一台电视机，一辆自行车，都要去找人开后门，都要找领导批条子，而且价格贵得不得了。现在呢？到处都是，是厂家找你，而不你找厂家。是谁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市场。教育问题同样如此，我们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要找关系上学？就是教育资源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紧缺。为什么紧缺？就是教育市场不开放。你要想申请办一所民办学校比登天还难。这就形成了这样的循环，教育资源越紧缺，教育部门管得越紧，他们的权力越大，但教育部门的名声就会越臭，评比就会越差。我可以断言，什么时候教育市场开放了，教育资源不紧缺了，教育部挨骂的日子就结束了。

    当然，教育事业有他的特殊性，都用市场的办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作为政府要保证国民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下，要集中力量办一定数量的公办学校，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并逐步向十二年义务教育过度。但对非义务教育，则不能包办，要大胆地放开市场，引进各种力量办学。特别要改变当前连高等教育都要包下来的局面，改变把主要力量和经费用来办高等教育的现象，在设置好准入条件、加强教育督导的基础上，全面放开高等教育市场。即使是义务教育，也可以适当放开，放开不是现在的名校办民校，相反公办学校一律不得办民办学校，民办学校一律让民间来办，私人可以办贵族学校，让那些有钱的人来消费。唯如此，教育方可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