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要反省的是，为什么扩大高教招生这样“非义务教育”范畴内的问题，非要向连义务教育也没有完全办好的行政权力中心建言不可？要是政府财力真有余地，应该先把1986年立法的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担起来才对；要是行政财力没有余地，扩招建言还有什么意义？这样一路问下去，才知道答案就是本专栏上期讲过的那句话——无论政府实际承担着多少办教育的义务，“一切教育事务都在行政掌握之中”。在此约束下，倘若说不动政府，就是对教育潜在需求看得再准，又有何用？

    对“非义务教育”，政府既然不可能包办，就应该向开放的产业学习，放松行政垄断，引入市场机制，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从这点出发，我对1999年以来我国的高校扩招，有肯定，也有批评。我认为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扩招”的建议者和决策者不但看到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而且看得很准，并果断采取措施扩大供给。要批评的是，扩招仍然靠行政主导的体制推动，顾到了量，就顾不到质和结构，非要由市场来教训一下，才能再做调整。这样有褒有贬，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再也不能靠行政机制来扩大教育服务了。

先从肯定的方面讲起吧。199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521万，高校本专科共招生208.5万，也就是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占40％。考虑到我国的高中普及率本来就不高，全部适龄青年能够进入大学的比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不过9.1％。

以百人之众夺取9个机会，不消说竞争的激烈。我知道的经济学家中，惟有阿尔钦（A. Alchian）说得最到位——竞争是歧视的同义词。是的，竞争要分胜负，而每一种决定胜负的准则，无非是一套歧视的准则。如果“衣帽取人”是穿着华贵的歧视衣衫褴褛的，那么“分数取人”就是高分的歧视低分的。说竞争激烈就是说歧视严重，两者怎么样也是一回事。

拿我辈对高考的感受来阐释一下。1966年5月，我临近初中毕业。突然有一天大喇叭里宣布，所有升学考试一律停止。记得当时教室里一片欢呼——升学竞争终结了！那年月的升学，分数是关键。不过分数之外，还要看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表现。就是说，是几种竞争准则并用，且可以互相折换——阁下出身不好吗？那你的功课就要特别优秀才有出线的希望。

过了好几年，毛主席才宣布“大学还是要办的”。那是文革高潮，不可能再用高考的办法。竞争依然，只是竞争的准则不再是“考试”加政审，而改为“推荐”。在推荐制下，文化高低没关系，但要由掌握推荐权和录取权的人“自由裁量”来决定谁有资格读大学。这套“比赛”反复进行的结果，一是出了几位“白卷英雄”，再就是后来连老外都知道的“关系（guanxi）”成了人际竞争的关键。“走后门”的泛滥成灾，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邓小平主政后恢复了高考。分数挂帅卷土重来，家庭成分和空喊政治口号再不那么重要。“关系”固然挥之不去，不过一般排在分数之后——在同等分数线内，批条子和打招呼之类才有优先权。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无足轻重，因为上大学国家包办，虽然收入差别对学生生活的影响一直存在。

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场考入大学的。若问高考是否公平，个人的看法当然比“推荐”制好过十万八千里，因为若论搞关系，自己胜出的机会等于零。但是分数竞争也就是分数歧视。回想我们那个农场同年参加高考的有800多人，考到山海关以内的只有2个。高分真的就一定优秀？只有天知道。记得有一位中学时代的好友，当年学习成绩很好，也是一起下乡、一起复习备考的，只差2分就名落孙山！问他分数取人如何，到今天还是气不打一处来。怪谁呢？那一年被文革耽误的12届学生一起参考，“毛入学率”应该还不到2％。

回头说1998年，那平均100个适龄人口中不能进入大学的91位青年及其家庭，或平均100位高中毕业生中的60位落第学生及其家庭，他们究竟怎样看“高考”？要知道，此时距恢复高考已经整整21年，不得大学之门而入的年轻人连同其家庭人口，累计起来的总数该有好几亿！国民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平均也增加了不少。消费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早已蔚然成风。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高等教育，门面还是如此狭小，门槛还是如此之高？

教育包括非义务的高等教育，向来都是国家包办。举凡学校设立、学科和课程设置，考试科目、招生人数、录取分数和学位颁发，一切都在行政掌握中。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对高教严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压力，当然就冲着政府而去。人们有理由问：为什么我国的“毛入学率”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一大截？为什么政府就不能多开办一些大学，扩大现有大学教育的规模？

应答的困难不少。比较明显的，是国家财力不足。据说培养1个大学生的平均年度成本是10000人民币以上。仅此一项，“毛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要增加财力20多亿。早在1986年就立法规定为政府责任的全民义务教育，到1998年还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靠农民负担，财政预算怎么可能大手给高教拨款？至于为什么教育开支在整个财政预算盘子里的比重总是偏低，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年教育重要、政府盖了那么多楼、买了那么多车之后还是偏低，那就该问问决定国家财力分配的衮衮诸公了。

教育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政府统管教育又囊中羞涩，怎么办？历史搭就了这样一个难题平台，单等一位经济学家出场。他叫汤敏，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工作。像许多炎黄子孙一样，汤敏当然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据他最近的陈述，“当时和议了一下”就决定给中国政府上书建言。汤敏上书的中心政策主张，就是“高校扩招”。

认识汤敏夫妇很久了，是朋友中最温文尔雅的两位。还知道汤敏和茅于轼老师一起，自己掏钱在河北农村试办农民小额信贷的实验，又在北京为进城农民工开办训练学校。真的很佩服，因为自己就做不到。当时拜读汤兄的扩招大文，认为他眼光了得。说起来满世界都是货物等着人来买，“买方市场”云云，偏偏就是那么几个领域——首当其冲的包括教育——依然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多少人打破脑袋还是一位难求。人们对这样的现象熟视无睹，惟独汤敏清楚明白地指来：教育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迅速扩大规模的。从大处着眼，汤敏的扩招建议实在点中问题的要害：统管教育的政府怎么可以安之若素，对人民要求更多受教育机会的正当诉求置若罔闻？

汤敏扩招主张的立论基础是扩大内需。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出现了通缩，政府的宏观调控重点从多年压制过热转为著名的“确保GDP年度增长率不低于8％”。这个背景，使基于刺激内需的扩招建议很快引起决策层重视，并迅速变成政策和政府行动。

    回头看，我认为汤敏不会看不到教育需求与经济短期波动的关系并不大——不是说因为出现了通缩才要扩招，一旦通缩结束就不再需要了。问题是，向政府建言，就不能不从其决策的优先顺序出发。倘若主政的被火烧眉毛的急迫问题所困，建言的却从百年、千年大计谈起，又怎么谈得拢？因此汤敏当年把经济账算来算去，落脚点总是扩招对内需的刺激性影响。不少朋友记住了其中最传神的几句话，更有媒体给汤敏带上了“教育产业化之父”的桂冠，应该都是由此而来。

其实，真正要反省的是，为什么扩大高教招生这样“非义务教育”范畴内的问题，非要向连义务教育也没有完全办好的行政权力中心建言不可？要是政府财力真有余地，应该先把1986年立法的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担起来才对；要是行政财力没有余地，扩招建言还有什么意义？这样一路问下去，才知道答案就是本专栏上期讲过的那句话——无论政府实际承担着多少办教育的义务，“一切教育事务都在行政掌握之中”。在此约束下，倘若说不动政府，就是对教育潜在需求看得再准，又有何用？

从这点看，汤敏以急迫问题入手建言扩招，实在非常见效。据说早有教育专家主张扩大高教规模，但真正被政府接受、并迅速组织全国实施的，还是经济学家以内需立论的扩招建议。看看结果吧：仅1999－2001三年之间，全国累计净增本专科招生数491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增加到2001年的1214万人，净增571万人。要不是说动了政府，三数年间就扩大高校学生几百万人，是不可想象的。

政府出手就见效，靠的是行政动员资源的机制。首先是计划目标一再加码。本来国家计划到2010年全国的高校入学率达到15％（见1998《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可是仅仅3年之后，于2001年初公布的《教育事业发展十五计划》，就要求提前5年完成上述目标。同一年，“根据1999～2001年扩招的实际和2002年高校招生计划推算，原计划于2005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总规模达到16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将再提前3年，于2002年内实现。” （见上海市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高校扩招三年大盘点”，刊《教育发展研究》2002.9）

其次，政府的高教投资大幅度增加。自1999年起3年内，国家破天荒安排70多亿国债资金投向高教，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数高达百多亿的“债权融资”流向了高校。此外，财政性高教拨款也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亿元，增幅高达80%。

最具特色的，则是扩招授予“学校自筹收入”以更广泛的合法性。据教育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高校自筹收入553.3亿元，是1998年202.2亿的2.7倍；其中，2001年由学生缴付的“学杂费”（298.7亿）是1998年（73.1亿）的4.1倍。在全部高教经费中，2001年学校自筹部分已达47％。从增量看，2001年比1998年新增的621.8亿元高教经费中，学校自筹部分占56％，其中学杂费占36％。

这就带出对扩招的批评。首当其冲的是政府处理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责任发生了某种矛盾和冲突。在政府财力尚不能保证最起码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条件下，数百亿财政性资金被用于高校扩招，究竟是不是合乎“公平”准则？对此我真的不懂。但从经济角度看，扩招给一部分社会成员带来的“福利”，终究要以另外一部分成员自己负担义务教育的成本为代价，却是千真万确的。至于拨付给高校的财经性经费利用得究竟如何，国家审计长前年对高校的审计报告言犹在耳，不提也就罢了。反正没有人天真地以为，国家花在高校的每一分钱都与“教育”息息相关。

更严重的问题是，以行政动员推进的扩招虽然容易实现在校大学生数量方面的大跃进，但在教学质量、课程和训练的设置、培养目标对社会当前和长远需要的响应等方面，却不能不因为赶任务而到处留下粗糙的痕迹。至于大学精神和学术氛围这样的“慢变量”，那就更对不起了。这与“我国大学生是不是太多”的问题无关，要害不是数量，而是只有合格的高教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

平均指标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扩招带来了高教质量更不平均的分布。以我自己访问过的两所地方城市学院为例，共同特征是两、三年内即从传统的师专、医专扩张为拥有3－5万学生的“大”学。这些机构，政府教育拨款很少，80％办学经费靠学生的学杂费，也是“扩招增加的农村大学生”的主要集聚地。可是论到学生前程，就业难的压力，还有所谓“三位数起薪的大学毕业生”，主要就集中在这些地方。要是派不出得力的管理干部，这些“学校”甚至可能沦为少数特权分子剥削学生的场所。

真正的问题是扩招的微观基础。我的看法，即使一个以盈利为目的、或者受到硬预算约束的民办学校，也不会全然不顾招收学生的前程而盲目乱来。民营机构也会扩招，但一定更顾及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道理简单，提供“不对路”服务等于毁掉学校的名声——那可是教育事业最重要的资产。“国有民营”的——那些由真正的教育家掌控的国立大学——又会怎么样？反正我不相信倘若蔡元培先生还在位，会赞同“大兴土木就等于办大学”这样的观点。惟有非奉命行事不可的公立大学才是数量扩招战略的执行基础：反正一切有“国家信用”顶着，怎样做也无伤个人毫发。

不错，扩招之后新增了几十所“国家批准、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但是在整个高校当中，民办的比例还是太低。至于在行政权力对高教的办学准入、课程设置、办学过程无所不在的审批和管制条件下，民办教育究竟可以有多大作为，是另外一个问题。总的看法是，在城乡居民家庭大大增加私人对教育的支付、明确表达了对教育的巨大需求之后，在国立官办的扩招模式难以为继之后，是进一步改变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