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尽管遵循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经济学者的还承受着来自各方的道德拷问，以非均衡方式启动和发展的中国经济则毫无疑问地在国际舞台上宣示了自己的力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一，超过8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多的有点冒傻气（比起美联储大约700亿美元外汇基金），可是一旦抛售消息放出，足以使美元市场风声鹤唳，令原本就失去锚碇的国际金融体系更加风雨飘摇，萨莫斯甚至称之为“金融恐怖主义”。几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高储蓄，对于能源资源强大的需求逐渐构成了一个最令人畏惧的“世界工厂”和最富魅力的市场。

毋庸讳言，无论承认与否、愿意与否、回避与否，中国都要面对由于自己从一个古老的农业帝国向工业国演化带来的地缘经济权力转移与地缘经济冲突。与150年前一样，中国依然不愿同强权对抗，与150年不同，当今的权力转移是正面的；与100年前一样，环视的列强有一个分食的联盟，只不过不叫八国联军，改G8了，而且还邀请中国入盟；与100年前不同，中国期望各国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强权的国内民众焚烧中国商品，采用各种明的暗的方式进行贸易保护；与50年前一样，中国与俄罗斯携手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与50年前不同，中国成了俄罗斯的资源和能源产品的大买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与10年前一样，中美的贸易差额争执依旧，与10年前不同，以谈锋硬朗著称的外贸女掌门不提当年的“强盗与小偷”的辩辞，甩出160亿美元的大买单，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6项承诺。

美国人从来不会低估来自不同文明类型的强大的地缘经济实力，即使中国暂时做出什么样的让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充斥着各种国际权力的分析，虽然现在对于中国的评估可能更多地来自以往对前苏联和日本的经验。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在美国人的意识版图中会产生怎样的场景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以何种方式与美国全球霸权对抗更多的是国际问题专家们超现实的智力游戏。

一、对于中国认识的误区

虽然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系的如此紧密，但是由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价值观的差异依然给西方世界极为浓厚的神秘感，由此引发了对于这个开始拥有国际舞台话语权的东方大国的种种猜测。难免有理解的误区、对策的误区以及操作的误区，共同陷入一个巴比塔（Tower of Babel），彼此误解彼此的言行，进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从现代化的本质看，中国趋向现代社会的特征在这100多年来表现得已经非常明显。而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并且具有活力的地缘经济强权的方式也是因为掌握了一种生产和创新的新手段，或者说一种“技术经济模式”——大规模生产，全球范围的销售，如同美国、日本一样，虽然这种摹仿还比较粗糙，而且还有跨国公司的背影，但是中国集中资源的能力，动员投资的能力的优势则非常明显，尽管由此形成的风险同样巨大。因此尽管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有着特殊性与复杂性，新自由主义的学说依然可以清晰勾勒出全球化环境中的现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全景图。

二、借用的模型——蛛网与撞球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学说[i]，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全球金融、计算机、卫星技术、旅游产业、移民和互联网，用密集的关系网络将世界联为一体，从而根本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性质。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认为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家”比美国和苏联这样的“交战国家”在积聚权力和财富方面具有优越性。厄斯特.哈斯的研究更为有趣，它显示了国家间的合作如何使得一个问题“溢出”成为其他问题。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关系以无政府社会为特征，虽然，不存在一个正式的世界政府，但是国家行为却受到各种社会秩序的限制和引导。在这个各种问题交叉重叠、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冲突会持续增加，而战争会减少。

自由主义者采用蛛网模型（cobweb model）来描述学说的简单而精要的内容，如同蜘蛛一般，各国为了共同利益彼此编织出精密的关系网络，鲜有相互吞食的情况。在新自由主义的语义中，蛛网本身具有了更为精密的含义。蛛网不仅是一种联系，而且其中流动着信息、资金、人员，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但是在这个地缘经济问题日益扩散的时代里，其权力日益削减，而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跨国公司以及有时候一些雄心勃勃的个人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自由主义蛛网模型与中国国际关系的理念契合之处是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以中国开放局面和贸易强势为基础，又与中国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发展思想存在内在的呼应关系。在操作层面上，营造、运作关系对于中国政治家属于轻车熟路的常识，这也许可以追溯到沉淀在中国人血脉中的儒道学说对于天地万物的基本认识。

虽说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学说属于西方经典的两大国际关系思想流派，美国的国际关系政策常常摇摆于两者之间，但是当今的美国政策则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它的模型更类似撞球模型（billiard ball model）,即国家按照可预测的暴力方式彼此撞动，不惧怕发动一场场战争、挑起种种冲突来达到国家目的。尽管当年富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美国的威尔逊总统震惊与一战的血腥，希望颠覆国际无政府的“丛林”状态，转变为全球合作的“动物园”。而经历了9.11后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几乎看不到除了石油、美元以外广泛的联系状态，甚至互联网也成为恐怖活动的信息传播渠道、金融全球化成为恐怖资金的便利来源。

三、现实对模型的验证

采用模型解释中美的战略对抗非常有可能过于简化，就像运用象征手法的艺术品，在逻辑上有着明显的漏洞。象征是意义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以联想方式找到体现象征之意的象征体从而表达普遍的意义。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象征型艺术的出发点是把客观推广到普遍意义。”

对于来自中国日趋增长的经济实力，美国同样采用现实主义攻击型的手段，希望干预彼此紧密联系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力图借此改变贸易大幅赤字问题。

在美国实施撞球式强悍的国际关系政策的同时，中国的蛛网在全球范围内强劲扩展，与G8国家、非洲、东南亚、中亚、拉美国家长期贸易关系不断增强，与南亚国家关系也大为增进，虽然与日本的国家关系近期降到几乎冰点。在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之中，当今世界，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抗的程度最低，这也说明了文明内涵的包容性差异与国际关系模型的适用性存在一定相关性。

总之，运用模型对于两国战略进行分析，思维方法中是融合科学实证与艺术联想有机统一体。帮助我们认识彼此的差异，了解彼此思维和发展模式，从而确定彼此的角色，共同承担国际社会的责任。比如蛛网式的发展以和平贸易为基础，强韧而可修复，撞球可能会一时击破蛛网，但是同时对自己也有反作用力。战略想象空间就此拓展开来。

卡莱尔说，“人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象征中和通过象征来生活，此外，那些充分认识象征价值的岁月被看作最高尚的年代，并给与它们最高的奖赏。”因此为中国崛起提出一个和平而非异端的模型——象征定位有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这也是本文尝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