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所谓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然而怎么调、由谁来调?却并不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搞不清,不明确改革的推动力,改革就难以推进。也正是因为如此,最近几年我们年年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年年讲改革的突破年,可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改革是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倒退。
回顾改革历程,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两个阶段,正在进行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农村的改革。应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的成效也很大。为什么在“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农村改革推进得如此之快,效果如此之好呢?在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帕雷托最优”,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得益,只是得益的多少问题,有的人得益多,有的人得益少,但是没有人受害的,中国农村的改革正符合“帕雷托最优”原理。从被改革的对象农民来说,在改革以前他们只有束缚,没有保护,其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用以前的话说,除了自身以外,一无所有,失去的是锁链。因而他们改革的动力最足,也最主动,可以说是改革中最积极的力量。从改革的主持者政府来看,农民吃饭的问题,始终是缠绕他们的烦心事,改革了,农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的官做得也安稳了,且自己也没有什么失去,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反因为农业状况的改变,政府可控资源更多,可寻租空间更大,可获利更多,因此全力推动改革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阶段是对企业的改革。这阶段的改革与农村相比,难度要大一些,效果也差一些。因为较之农民,工人阶级虽然也有束缚,但却同时有较多的保护。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在国有企业工作,不仅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还有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各方面的福利。改革以后,虽然失去了一些束缚,但这些保护也失去了。对一个人(包括一个法人)来说,得到的再失去,也就是说把他的既得利益取消,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因此企业的改革要比农村难。好在对工人的保护并不多,权衡一下得与失,似乎得比失要大一些,因此总的来说,工人还是支持改革的。从主持改革的政府来看,对企业改革的支持力度要比农村小一些,为什么?因为他们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企业的利润是政府的,企业的人事是政府管的,我管你,到你那里花点钱可以吧,安插一个人行吧。而这在农村不行,农村没有钱,还没见个哪个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安排去当农民的。改了以后变成私营的了,你就不那么听我了。因此政府里的部分同志对企业改革是有情绪的,但他们十分清楚,不改不行啊,国有企业改不好,放在那里只能烂掉,还不如改了,况且我是“如来佛”,你再怎么也跳不出我的掌心。
第三阶段就是正在进行的政府改革。前两阶段的改革政府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和组织的,而且政府还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推动,农村也好,企业也好,政府叫你改你就得改。但他们都改好了之后,发现政府自身出了问题,政府效率不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不强,已经由原来改革的促进派,变成了改革的阻力。因此政府改革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改革和革命一样,最难的就是自己改自己。总结国内外经验,最难的是革的命就是什么?是自己,一是革不下去,二是即使革下去也不彻底。政府现在权力行使得好好的,利益维护得好好的,你却要他自己放弃,这不是用刀子割自身的肉吗?因此,政府的每次改革,一改机构越多,一改人员越膨胀,权利下放一点,下放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收地更多,管得越紧。这就是政府改革都难以深入的原因所在。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调整,在初始阶段可能实现“帕雷托最优”,但越深入,就越难以实现,所以所谓最优只是一种理想和偶然状态。如果试图不损害各方利益来深化和推动改革,是肯定做不到的。既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靠这部分的觉悟行不行,我看是不行的。因此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能不能取得成效,除了自身的需求外,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更主要的是靠外力推动,这种外力还必须是强有力的,必须是大权力对小权力,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能够推动政府改革的力量一是中国共产党,一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同一的。但由于我们党政的关联性,这种推动的力量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我说现在的改革进入了艰难期,要想使艰难期变成突破期,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政分开,使这个推动力真正置于政府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