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这是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从国内来讲,也是表现得比较突出的问题。
改革之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平等,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们国家在城市里实行“8级工资制”来控制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在农村推行“集体制”,因此农村的收入分配也是相对比较平等的。所以在当时看起来,不管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们的收入分配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好的。可是在进行仔细的分析之后,有一些学者发现,中国的收入分配也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城乡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把各种补贴考虑进来,城市和农村的分配差距就相当明显了;第二,在农村内部,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的内部分配比较平均,但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生产队,由于资源条件不一样,农村内部跨出生产队的外部收入分配其实还是相当不平均的。曾经有一个美国学者,对中国当时的收入分配状况和印度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中国的分配状况不比印度好多少。这是改革之前的情况。
改革25年以来,我们一直保持平均9.4%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奇迹。不仅经济增长快,而且收入分配改善了很多。从78年底到84年,当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城市,改革之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平均的原因是城乡差距,从78年到84年,这个差距减少。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情况逐渐恶化,到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按照各种指标来看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首先,城乡的收入差距再次扩大。85年之后改革转向城市,市场条件放松,东部地区进入国际大循环,城乡差距明显扩大,从各种收入指标和实物消费指标来看,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比78年还要高。
其次,农村内部的差距也再度扩大。这一次和78年有所不同,78年当时是自然资源,各村、各队拥有资源的程度不一样,但是85年以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利用市场的条件不一样。东部沿海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如劳动力密集的种植业,蔬菜、水果等,由于生产条件比较好,和市场的距离短,运输条件好,市场条件就比较好,所以非农收入增长非常快。在其他地区,除了一些大城市,在中部、西部省份近郊的一些农村也在发展非农产业,但这些地区的条件很差。这也是80年代中到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
关于80年代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我想分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当然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我们只是重视收入分配的平等,大家都是一样的收入,那肯定就没有积极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提高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是一种合理改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我们延续在80年代以前的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应该说,一部分恢复性的差距扩大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远远超过恢复性的、自然的不平等的水平。大家开始怀疑我们是否会进入到“拉美化”,收入分配不平均,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不仅经济力量分配不公平,到最后政治力量分配也会不公平。在现在比较快速的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结果收入差距扩大,最后可能会陷入像拉美一样的收入不平均、政治分配不平均的状态,导致整个经济发展失速,进入相对停滞阶段,然后会产生危机,引发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呢?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人认为增长和分配之间是有替代的,为了经济增长,可能要牺牲分配的平均。但从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来讲,不见得是这样,可能会出现增长和分配同时改善,增长率保持非常高的水平,而且收入分配状况也不断改善,其标准就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当然,有些地区也出现了由增长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像拉美国家有一段时间发展得比较快,但是收入差距也比较大,最后演变成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为什么会造成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增长和分配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达到。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穷人可以赚取收入的资源是自己的劳动力,富有的人可以赚取收入的资源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更多的是资本,包括金融资本、社会关系资本、政治资本等,靠劳动力赚取的收入并不多。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劳动力非常多,非常便宜,如果我们发展一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者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的那些生产活动,比如四通、联想早期做的那些,现在东莞也在做,包括零部件、组装,都是一些技术不太高的方面,但是劳动力很密集。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不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力密集的区段,还是传统意义上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都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给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创造机会,劳动力供求状况就会逐渐从相对过剩到大量吸收就业。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会出现相对过剩,为什么呢?首先,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在国际、国内市场有最大的竞争力,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很快,资本积累也会很快,产业不断升级,随着产业升级,每个劳动力可用的资本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能力不断提高,工资收入不断提高。其次,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资本积累非常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在过去,那些穷人拥有的资产的回报率是不断提高的,而富人拥有的比较赚钱的资源资本,它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在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应该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趋势来发展,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相对来讲都是最有地位和最有竞争力的,也是最稳定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达到。反过来讲,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违反比较优势,去发展资本和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这种产业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一些只拥有劳动力资源的穷人不能就业,他们的生活很难得到改善,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已经被雇佣的人的工资也涨不上去。
另外,谁可以进入那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呢?对于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来说,能够投资到那些产业的人非常少,只是一些有钱人,还有那些和政府有良好关系的人,或者是国家扶持的人,总之,是有权和有钱的人才进入这些产业。第二,如果投资到这些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话,在开放的市场中他是不赚钱的,只有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之下才能生存,可是政府给他“输血”的钱从哪里来?当然不会是有钱的人自己投资,而是通过国家税收,从没有钱的人那里扣税,结果就一定是让穷人补贴富人,穷人得不到就业机会,富人得到穷人不断的补贴。这种赶超的模式在短时间内可以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穷人得不到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朝两个方向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到最后就是危机不断出现,受到打击最大的又是穷人,因此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战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这两个目标是可以同时达到的。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关于这方面的讨论需要仔细一点,尤其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十一五规划”,前一段时间国内在讨论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重化产业、重级产业优先发展的阶段,这个问题要仔细的讨论,如果判断失误很可能会导致出现“拉美化”的趋势。如果对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想清楚,采取一个比较好的战略,我们就可以在有条件的经济增长当中,同时使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