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主流经济学家们，不，乃至整个经济学界都备受煎熬。仿佛衣冠楚楚的经济学家们被“识破”了其狰狞面目一样。但凡经济学家发言，总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指责、批评，谩骂之声也不绝于耳。这怪不得别人。凡事有其果必有其因。

凯恩斯在他那影响了整个人类对经济社会宏观政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末尾有一段话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个学人。”这话说得太有名了，以至于为经济学们家奉若神明。由此引起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们怎样的心理微妙变化难以猜测，不过由此误导了后来不少的经济学家却是事实。在被误导的经济学家队伍中，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受害最深。

应该说，凯氏的这段话是深邃的。然而许多人都并未觉察他是站在经济学之上来讲这些话的。他的本意是要强调，任何一个执政的政治家，都是这样或者那样思想的执行者，因而也是这种或者那种思想的“奴隶”。经济学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影响政治家的主要力量。但是，将一种思想变为实践，是政治家的事，是实践家的功劳。而且，实践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思想家再伟大，也不能通吃，将一切功劳尽归已有。除非你是通才、通权，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还是实践家。中国的经济学家，由于在改革中突然有机会或多或少地参预国家宏观战略与经济政策的酝酿、制订，时不时地能与最高层领导对话、充当考察时的随员，甚至有时会在领导的口中或者中央的文件中找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语（那怕其实许多人都说过的那些话语），而令他们大喜过望（我们已经从他们中一些人近来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获得印证）。自己或者他人过高地估计经济学家的作用也由此滋生。在整个改革的年代中，这种舆论飞舞张扬。同仁胡雪飞似乎比较冷静，他在《中国证券报》撰文指出，凯恩斯这段话，夸大了经济学的力量，拔高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在现实中，尤其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对经济的运作，或者说对决策者和执行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在近20多年来，经济学取得了显学地位，经济学家摆脱了解释政策的工具的附庸地位并且拥有了异乎寻常的话语权之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对现实，具体地说，对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影响也不能估计过高。

笼统地对着经济学界这样说似乎不尽公平，因为事实上主要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改革中时常夸赞自己的作用。就“主流经济学”说法本身，就有占优夸大之嫌。主流，是指学说、学派还是指人？如果是前者，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然是主流；如果指后者，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怎么成为主流思想的提供者。现在看来，主流的说法、主流的流行极令人生疑。确实很难说清这个“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如何而来的，正像很难说清社会上流传的经济学界“N大名旦”，“京都N少”，“进京N杰”之类的说法是如何来的一样。编段子的人很多，但流行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除过你的段子足够有趣之外还要足够的媒体资源。

正当人们对主流经济学大加批评甚至批判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很恰当？改革是一个实践，经济学家的思想只是思想。正如目前改革的成果不能全算在经济学家的头之一样，它的过失也不能全算在他们的头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家们总以为自己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主要供应商，他们的经济学观点被当局采用，已经或者正在变为经济政策。但真正的实践与他们的观点、建议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论功也罢，论过也罢，对参预改革中的每一类角色只能在他们那个层次上进行评判与评价。不能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曾经夸大其辞地说过他们对改革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将过失也相应算给他们。正像一个看门老头给人们说，这个单位的安全由他全面负责，一旦真的出了什么安全事故，也不能因为他说过那句话而要那个老头承担可能需要由职能部门、主管领导负责的渎职责任。

我历来有一种看法，中央制订各项发展战略，政府制订各项经济政策，决不全是首长们的自己的思想与研究成果，它是对包括专业学者与业余爱好者探讨的思想成果、实践者们探索的经验体会所得的汲取与吸收。正确的政策，必然从历史与现行研究成果中寻找思想智慧与理论依据，必然从学术中吸收营养。

经济学家应当清楚，可能在中央的文件中，有某些学者的观点、语句，但并不能说明这就是学者们的直接成果。可能有些文件是由某些学者起草、修改而出台的，但这也决不能理解为这是他本人的思想表达与表述。中央文件，政府的各项政策，学者们参预是一回事，指导思想、主要观点与表述，不仅是领导层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一定要经过领导层集体智慧的过虑、提升与敲定，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将前者重叠后者，可能是学者们的某种偏好。

在过去的年代中我们看到，有的学者参预了政策制订、文件起草的工作，于是有的人便沾沾自喜甚至有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们不仅在自己的文章中时时有意披露，而且接受各地政府与利益集团的邀请，到处做报告，讲解某某文件的起草过程，讲解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讲解首长在这个过程中与自己的交往。这些不恰当的行为与职业道德是相悖的，这事实上在为经济学家队伍整体抹黑。反倒是老一辈的学者堪称楷模，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央起草文件，为领导人起草讲话稿，可他们从来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从不在外对此夸耀，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不例外。

学者就是学者，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他们的人格与学术是独立的，他们的真正作用仅限于独立贡献思想。把这些理论观点、见解与建议变为政策，是政策研究者与政治家们的事。由于被称之为主流的经济学家们不适当地将自己的作用说得（有时也可能做得）跨越边界，因而为日后受指责埋下了伏笔。在顺风的环境下，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改革硕果累累，人们一片欢庆的形势下，经济学家们说，这是他们的功劳，人们可能不会太介意，也可能不会太计较。然而，一当改革中出现问题或者改革中问题暴露的时候，人们会想到，谁应当为改革的弊端乃至某些局部失败负上责任？你不是说，改革的功能是你的吗，那末责任也必须是你的。你要了奖章，它有正面的光彩也必然有背面的暗淡。

中国有句俗语叫“占什么便宜吃什么亏”，眼下主流经济学家们正在验证这句俗得不能再俗的民谚。所谓种牡丹者得花，种荆棘者得刺。真的怪不得民众，怪不得网民，他们与诸位阁下无冤无仇，他们表达的是一种公共情绪。要怪只能怪自己掠改革成果尽为已有，要怪只能怪自己在春风得意之时的马蹄疾，要怪只能怪自己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忽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这叫做自作自受，作茧自缚。

网络是新世纪的伟大成果，网络媒体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自由，最为快捷，最为平等，最为民主而且即时互动的载体。尽管也有政府管制，但比起人文史上的任何一种宽松语境来说，它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创世纪划时代的。网络民意也许有些过激，也许有些过分，也许有些过错，但这不要紧，它是一剂清凉药，能够令经济学家们冷静下来思考。而且他们中的许多见解，还是十分精当，相当尖锐，非常智慧。对公众情绪必须要有正确态度。尽管我个人的某些文章某些观点也时常在网络上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我还是为它带来真正的草根时代欢呼！

主流经济学家与其与网络较劲，不如倾听民意，这样方能解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