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重估五四的价值

 

        中学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其历史进步性和积极性似乎是权威地不容置疑的。80多年过去了，回顾中国秉承五四精神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却可以发现,五四的伟大更多地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虚假光环。透过这层虚假的光环，五四的消极一面正俞来俞清晰地凸现出来。本文无意从一个极端滑入另一个极端，从彻底肯定五四转向彻底否定五四。但是，80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我们的确有必要重新反思一下五四了。因为形成于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思想观念，现在依然在指导和约束着我们的行为。80年的风雨似乎已经将五四精神积极进步的一面冲刷殆尽，唯余其消极的一面正在羁绊着我们继续前行的脚步。换句话，现在的五四和80年前的五四已经不是同一个五四了。黄万盛教授说：“所以，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启蒙的反思》34页，2005，黄万盛）。

 

一、五四的界定

 

         一般认为，五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巴黎和会并未将原先由德国侵占的胶东半岛租界特权归还拥有一战战胜国身份的中国，而是通过《凡尔塞和约》将其转让给日本，并拒绝讨论二十一条。这一远低于中国预期的消息经由梁启超电报给国内后，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引发了北京的青年学生于1919年5月4日自发地走上街头，进行强烈的抗议，后来这种抗议活动席卷了全国。这就是狭义的五四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在围绕五四的从191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了。五四精神便是经过这些思想运动后，在中国所形成的一套崭新的思想观念，中国以后的社会发展深深地为这套思想观念所影响。余英时老先生曾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一个类似库恩范式的东西（《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2005，余英时），这个库恩范式便是指这套思想观念了。本文所讨论的五四是针对广义的五四。

 

二、五四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

 

        整部中华民族历史，按深层的道德价值体系的不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道德价值体系是指深层的支撑具体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支撑着具体的、有形的制度，属于斯诺教授对制度定义的非正式制度范畴，我把其定义为“制度核”，即是说，道德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核心、内核，更详细的讨论见我的博客www.caili.chinavalue.net <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失误与补救>制度核理论部分）。第一个阶段是从远古到西周的建立（前770年），第二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前769年到前221年），第三个阶段是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鸦片战争（前220年到1840年），第四个阶段则为鸦片战争到现在（1841年到现在）。从远古到东周建立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是没有明确系统的人为设计的道德价值体系的。这不是说那时的中国没有没有道德价值规范，而是说那时的道德价值规范没有经由系统的规划设计，而更多地是依靠人类本能的指引而展开的。或者我们可以称第一个历史阶段为本能导向的道德价值体系阶段。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开始对以往的历史即第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深刻系统的反思，并籍此有意识地尝试道德价值体系的设计，以期指导后世社会制度的演进，保障子孙后代的安全、稳定、和谐幸福的生活。在多代思想家的努力下也的确形成了一套道德价值体系。孔子主张效法西周，强调“礼”和“仁”；墨子则激烈反对孔子，其为后世开出的药方是“兼爱”、“节用”等；而老庄却从大自然的运行中受到启发，认为人类的痛苦来源于人类的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本身，应该效法自然，“弃圣绝智”，反朴归真，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杨朱看到人的本质是自己的欲望，人应该努力去做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事情，应该去“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等等。诸子白家是在为后世的制度设计原则进行积极的探索，用现在的话，他们都是伟大的制度经济学家，同时这个阶段也就是雅斯贝尔所指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由于强调社会的不同侧面，他们的主张也就各有侧重。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集百家之大成，为后世的制度演进找到一系列可行的原则，这就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于是，中国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一个梁启超所说的“百代皆行秦政治”的、我们一般称之为万恶的旧社会的封建时代。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炸毁了我们的先秦祖先为我们所设计的制度的基础，中国也就随之被动而屈辱地被拖进她的第四个历史阶段，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近现代社会。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基础原则设计的探索，企图寻找一个崭新的可以取代韩非的道德价值体系，作为指引中国继续前行的航标，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行进在这一探索的征程之中。不难看出，第四个历史阶段和第二个历史阶段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春秋战国和从1840年到现在的中国均处于尝试制度设计基础原则的探索过程之中。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探索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而目前探索则是要站在我们先秦祖先的肩膀上。一旦我们形成可以真正取代韩非法家思想的崭新制度核，中国将跨入第五个历史阶段。

         五四则在第四个历史阶段中占据着一个枢纽位置，一刀把其砍为两段。五四前，尽管深受西方的冲击，但中国依然保持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譬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使后来的严复激烈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看法，但精通西学和中学的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为西学所折服，相反，随着对西学理解的深入，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学的厚重。但，五四后，中国的这种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则彻底崩溃。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等人坚决地、疯狂地否定中国一切的传统的东西，认为中国5000年的文明一无是处，应该深深将其埋藏。反映到道德价值层面，中国进入了一个无视自己的历史而企图单纯模仿西方的崭新阶段。

 

三、五四精神的内蕴

 

        所谓的五四精神，就是指五四时期所形成的那套思想观念，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余英时老先生所说的思维模式上的库恩范式。

        一提五四精神，首先应入我们脑海的可能会是“德先生”和“塞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是为历史课本的影响所致。民主和科学并非五四精神，民主和科学只是五四的抽象而又空洞的愿望。你希望是什么和你本身是什么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事实上，8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和真正的民主和科学相距甚远。民主和科学只是五四时期的那批精英所认为的西方的现代的道德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现在看来，这种判断是肤浅的。民主和科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的道德价值体系的表层，并非最核心部分。它的核心是“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需要个人权力和物质财富做保障，民主为保障个人权力行使所需，而科学则为保障物质财富增长所需。也就是说，个人自由是目的，而民主和科学则为手段。显然，我们的五四精英有把手段当目的的倾向。相比之下，严复对西方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判断更有洞察力，更接近西方制度基础的实质。

         实际上，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始，西学东渐逐渐兴盛，随着中国更多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国人油然对其产生极其羡慕的心态。国外别人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而国内的自己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拙劣。从而形成一种“自卑、羡慕和自强”三味一体的复杂心理结构。自卑来源于两千多年来以韩非制度设计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封建制度对个性的压抑。而强烈自卑往往容易导致对别人的盲目羡慕，或者说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譬如，在红楼梦中，作为大家公子的贾宝玉第一次见到作为小家子弟的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时，却产生一种深不如他的感觉，很羡慕他。按当时即使是现在的价值标准，前者在各方面都优越于后者。贾宝玉的这种盲目羡慕心理就是起源于一种深深的自卑，而这种自卑又缘自贾政日常的严厉苛刻的管教和呵斥，即对贾宝玉个性的压迫。自强则是一种本能，任何人都希望自身被认可和尊重，自己的群体被认可和尊重。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卑、羡慕和自强”三位一体的复杂心态的爆发。这也是五四精神的内蕴。

       对于属于中国传统的自己的东西，五四则采取了将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的做法，而对于属于西方的别人的东西，五四则又采取了将婴儿和洗澡水一块拿来的做法。高举“科学”大旗的五四前辈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而以“自卑、羡慕和自强”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也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单纯地盲目羡慕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自卑”的意识形态。在精神和文化上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所依靠的茫然失措的流浪儿，而拼命地忽左忽右地抓住西方泊来的根根思想稻草囫囵吞枣地当成自己心灵的寄托。在这种民族自卑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不由自主地将属于自己的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边缘垃圾化，而将属于别人的西方的东西权威神圣化。

 

四、五四的影响

 

        杜维明教授说：“假如你对你自己的文化传统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一定是肤浅的；假如你粗暴到将传统资源统统弃之不顾，而糟粕又洗刷不掉，那么西方能够进来的也就以糟粕为主了”（《启蒙的反思》，2005，34页，杜维明）。我觉得杜老先生的话概括了五四对中国的实际影响，下面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一影响过程。

         由五四所形成的否定中国一切传统的民族自卑的意识形态，为西方的种种思想在中国获取神圣权威的地位扫平了鄣碍。五四以后的历史也就表现为被两种西方思想所统治的历史，其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二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籍此，我们可以再把五四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阶段，而后一个阶段则为西方经济思想阶段，如果非要找个临界点的话，它就是1978年。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种粗略的概括的分法，说1978年前是马克思主义阶段，并不是说中国人人都绝对地信奉马克思主义，要知道那时的国民政府是以三民主义为口号的；同时，说78年后是西方经济思想阶段，也不是说中国真的绝对依靠西方经济思想为指导了，要知道，理论上我们立国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分是因为相应阶段的对中国拥有相当的或绝对的影响力的精英是以此行为的理论基础的。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思想均一度在中国获得异常权威和神圣的地位。但是，表面的权威和神圣的地位下，却又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们又均被中国化了。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多少成分是马克思主义，又有多少成分是中国传统呢；在中国化的西方经济思想中，有多少成分是西方经济思想，又有多少成分是中国传统？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改造自身的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延续？是中国以西方经济思想为指导改造自身的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在西方经济的名义下的延续？是西方思想解除了中国的对人性的压迫？还是中国的对人性的压迫在西方思想的名义下依然如故？

       目前我们的事实和80年前五四前辈的愿望相距千里。郎咸平说中国5000年来最坏，如果说郎咸平是疯子，但他又深受大众的追捧和尊敬，我们总不至于说尊敬郎咸平的大众都疯了吧。此时，不由得让人想到“邯郸学步”这个古老的故事，在五四精神的指引下，我们没有学到西方的优秀传统，却又丢掉了自己的优秀传统；我们没有摆脱掉自己的糟粕传统，却又沾染上西方的糟粕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郎的中国5000年来最坏绝未言过。

 

五、建设性看五四

 

        胡适曾回应针对其的“全盘西化”的指责说，他并非真正地希望中国全盘西化，而且那也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想“矫枉过正”。“矫枉过正”是一种无奈的、粗陋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即使真的想矫枉过正，也必须首先弄明白枉在哪里，正在何方？但是，8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对我们的五四前辈苛求太多。不顾及时代的变迁而一味地指责他们同样也是一种肤浅和不负责。相反，他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表现出的图强变革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怀念和敬仰。但是，处于不同的时代，我们应该总结五四的成败得失，否则，如果以刻舟求剑的态度，五四精神将成为阻碍中国继续前行的绊脚石。

       当五四时期所强调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已经演变为现在的盲目权威神圣化西方的一切的新的传统时，当貌似美好的西方思想总被为五四的前辈所否定的中国传统假之而继续延续的时候，当整个中国已经表现出邯郸学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五四时期弃自己的5000年传统于不顾的态度是错误的。这样说并非是说要企图复古而维持一种虚荣的虚伪的民族自信，而是因为弃自己的5000年传统于不顾的态度将使我们产生一种浮躁心理，在这种浮躁心理下，我们无法准确辨认自己5000年传统的糟粕之处究竟在那里，优秀之处又在哪里，同样我们也无法准确辨认西方的优秀之处究竟在哪里，其糟粕之处又在哪里，于是，我们便无法找到移植西方的优秀的传统，屏蔽西方糟粕传统，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洗刷自己的糟粕传统的切实可行的思路。

        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补习五四拉下的功课了，或者说站在五四前辈们的肩膀上继续前行，而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传统了。在整个人类社会演进历程的的框架之下，找到能够保障我们和后世的个人幸福的制度设计的基础（制度核）。相信这个制度核不仅属于中国，也必将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