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收入分配，网民们在网上讨论的时候首先会想到是腐败、是不公，我想先把腐败的问题讲一下。体制转轨都会出现腐败，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腐败，我们不是否定这个问题，而是先把这个问题抽象掉。即使没有腐败，发展也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假定把腐败的问题搁在一边，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看待收入差距拉大这个问题？大家谈得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拉美陷阱”，拉美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拉美经济的特点是增长了一段之后，由于国家是私有制经济，过去财富积累的差别，先天的差异，加上后来的竞争，加上不充分就业，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拉美过早的引进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成为主体之后的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包括政治决策制度、公共政策，搞民粹主义式的公共政策和收入再分配，出现了高额的税收和高额的财政赤字，这就引起了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投资减少，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收入来源下滑；第二是高达10%—20%的财政赤字，高额的通货膨胀，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货币不断贬值。所谓“拉美陷阱”，是指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发展不起来，本土经济发展不起来，没有民族经济，没有民族品牌，经济已经增长了，差距已经形成了，但是没有实现充分就业，陷在里面不能增长，社会危机和金融危机不断发生，总是在这个圈里搅。这里有一个前提，是他们搞了民粹主义式分配的公共政策和体制。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怎么理解“华盛顿共识”，都关系到怎么理解“拉美陷阱”。而东亚是因为它在20年中实现了高增长而且没有陷入民粹主义的体制，基本上没有陷进去，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实现了充分就业，再加上适当的公共政策，自然的经济规律开始加速趋于平等的过程。

    我觉得，分析理解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对我们确实非常重要，对于理解现在的发展问题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在中国可能显得特别的突出，因为中国的贫困人口、劳动人口太多，中国农民现在已经出来了一亿到一亿五千万，恐怕还要出来两亿到两亿五千万，可能还要多，才能达到充分就业，这个时间可能特别长。西欧和北美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阶段，收入差距过大，出现贫困化，因为劳动市场的竞争太激烈，当时工会还不能起作用，就像我们的进城农民现在是弱势群体一样。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有一定的公共政策，必须要关注弱势群众，必须要关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要搞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来把握收入分配适当平等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怎么把握这个度？这确实是摆在我们经济研究者、政策研究者面前很长时期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某个国家来讲，十年没有掉进这个陷阱就过去了，我们可能在三十年里都有可能掉入这个陷阱，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握这个度，不仅在政策上和体制上，还要在其他方面进行研究，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发展走出这个状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