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几个月来知识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成败得失的讨论基本实现了共识，尽管对这个共识有着不同的表达。同时都对进一步改革的方向确立了和自己理论相一致的改革目标。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等等。一句话，改革的目标都落实到行政管理机构国家制度的变迁上。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上看，行政管理结构制度即国家制度决定着经济体中的“经济基础”结构简称经济结构。所谓经济结构一方面指产业行业构成，比如一、二、三产业相对比例上的构成。在封建君主制下只能是农业即第一产业占统治地位；相对在资本代议制管理下就走向第三产业占统治地位；在未来社会代理制管理下就走向第四产业即科技信息产业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指劳动活动结构。比如直接制造劳动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经营劳动活动、管理劳动活动等相对人数上的比例构成。在封建君主制管理下，是农民家庭（户）劳动体制占统治地位也就有了生活必需品直接制造劳动者占95%以上；在代议制管理下，商品性生产劳动者上升为90%，生活品劳动人数基本消亡；在未来代理制管理下资本品经营劳动者上升为统治地位，生产劳动者人数开始下降削亡。经济结构上的这种变化来源于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变化，也就是说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决定经济结构的构成。因为不同的行政管理结构中行政管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对象性质不一样，其管理劳动活动的目的也就有着不同，所以引出的管理劳动结果也不能相同。比如在君主制管理中行政管理者的工资待遇来自税收财政，税收财政收入最大化是君主制政府得以运作的基本条件。把农民和土地捆绑与一起是必然的选择，不可能有工商业的大发展，这有中国2000多年自给品经济制度来证明。代议制管理中按剩余价值的比例收税，因而工商业才迅速发展起来。代理制中是按人均收入的比例课税的，因此科技信息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可想而知行政管理劳动活动的目的改变也就是政府管理行为的转变，它必然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问题是国家行政制度的变化需要相应的动力才能够转变，制度经济学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二）关于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变迁的动力。
    任何制度的改变都需要动力，如果没有动力推动制度的变迁是不可能的（黄少安1994）。但是制度变迁有着内动力与外动力之分。然而相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变迁有着它的特珠性：一般的制度变迁的内动力有着主体者存在，而国家行政管理体内部没有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作用力，这样一来由于内部主体动力的缺乏说明只存在着外动力而不存在内动力。再者一般制度的变迁是来源于物质利益性的追求，比如劳动制度的变迁：一是追求劳动率的提高，二是追求监督管理成本的下降。交易制度的变迁是追求资源共享、收入均等化。这种追求就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者从而构成制度变迁的内动力。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不是物资性直接权利的追求而是劳动力、生产劳动体一种生存平等权利、发展平等权利的追求。在这种权利的实现中，不可能有精确的计算即可以扭曲的。这种扭曲相对不同的人其效用是不一样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博弈一般不至于使矛盾激化。比如，在改革中我国把生产劳动体分作三个等级，国有企业、民有企业、外资企业，给于三者不同的待遇，根本不讲生存权平等的最大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君主制功能的结果，换言之，在代议制中是行不同的。只有在君主制下国有企业亏损得到财政补贴，民有企业盈利就要为国家多做贡献，外资企业可以减少纳税。这种权利的不平等和生产率、经济效率是分开的，也就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显现。因此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变迁是一种权利和权力的斗争只能依赖社会认识的提升来改变权力行为与物资性直接收益无关。
    （三）国家行政制度变迁的动力只有外部性动力存在。
    所谓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变迁动力是指社会认识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指出“政府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不同的社会认识上的意识形态下形成不同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国家本质观。通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在动物人社会观念下形成协议制国家制度；在“天、地、人”合一的社会观念下（马克思阶级社会观与中国的儒学是同一个社会认识层次。）形成了君主制国家制度；西方国家是在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观念下形成了代议制国家制度；一旦有了人类经济制度社会观念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形成代理制国家制度。所以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观念。
    （四）国家行政制度变迁的正向动力和反向动力。正向动力是主张推动国家行政制度改变的力量；反向动力是指企图阻止国家行政制度改变的力量。
    （1）主张国家行政制度改革者认为国家行政制度的先进与落后是有标准的。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是变落后制度为先进制度，因此得有一个可比较的标准，否则就陷入公有理、婆亦有理的“无谓争吵”中。①经济发展标准。即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RHP）。先进的国家行政制度有着高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相反落后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有着底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只有1—5%，相对西方国家的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高达9—11%，从而形成二者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必须改革，而且改革到比西方国家的制度更先进，即有着13%以上的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才称得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性质。②先进的国家行政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因而有着较高的生产率。落后国家不只是阻碍科技创新，对新技术的利用都是低效率的，所以生产率底下。比如我国的新技术利用率只有20%多；先进国家的技术利用率高达70%以上，故它们的生产率较高。③最重要的是先进国家制度鼓励劳动体制创新，就有着劳动的高效率。相反落后的国家行政制度则限制阻碍劳动体制的创新而限制劳动率的增长。中国农民只所以穷归根到底是“乡村里甲”严格的捆绑农民的行政管理制度。④反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者坚决不同意这种比较标准的建立，只会拿总量数据来说明经济增长从而自吟自乐。
    （2）主张国家行政制度改革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带动经济改革。反对者相反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死抱着这种假定行政管理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唯心主义不放。事实上如果没有邓小平1978年后对阶级斗争的否定,领导干部终身制和财政分灶吃饭制度的改革，那么就没有农村家庭承包制与城市经济的改革，这些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只会念“本本”不会具体思考。
    （3）主张行政制度改革者，视国家为劳动价值分配的工具。反对国家行政制度变革者，视国家为阶级压迫统治的工具。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历史和历史的辩证思维问题。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并且是建立一个崭新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这个新的社会形态必须度过四大难关：①生存难关。作为一个新生政权生存下来的目标目的是第一位的。所以它必须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来巩固新生政权，顺理成章无可非议。②竞争难关。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就是说处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环境中，并且不能败下阵来。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与力量。这时利用传统的封建自给品经济中的君主制行政管理制度也是必要的，合乎逻辑的。③但是这种君主制来到经济发展时期就有问题了。这种塔式多层次的行政管理制度限制着人们对劳动组织、劳动工具的创新或者说它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所谓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指各种创新能力的发挥、优势的发挥。所以传统的“准君主制”的行政管理制度必须改革为有利于创新能力发挥的国家行政制度。否则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同样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④最后是社会认识意识形态的难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在全球性经济发展中只有物资贡献还不够，还必须在精神方面提供奋斗的旗帜，从而居于领头雁的位置或者说必须向全世界展现出自己的魅力来赢得尊重。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打击了殖民主义，推动了民族独立运动。但是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新的旗帜应该是生存权、发展权平等的最大化。但这一口号与阶级社会观倡导的等级制度的崇拜格格不入。只要我们抱着阶级社会观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放，在国际交往中就不可能成为领导者。这是常识。⑤目前反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者只所以看不到以上这些因素，就因为是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这种认识不放，换言之只记得历史辩证法而不会辩证法历史思考！进一步说这些人有着不学习，与缺乏经济制度的普通经济学知识有关。
    （4）主张国家行政制度改革者，视国家官员与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但反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者却认为国家官员是代表人民的，是大公无私的，不会把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果说这不是驼鸟式思维就只能说是行政官员集团利益的捍卫者。经济制度社会观认为作为行政管理劳动者与普通人一样，如果没有其制度的约束力，特别是吃税收财政来生存，就必然追求税收政策的最大化而把权力变成对弱势劳动群体剥夺的工具。当政府拥有生产要素初始所有权时必然利用这一物资基础来“设租”“寻租”。在“设租”、“寻租”的多样化下相对弱势群体来说只能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在“设租”“寻租”的合法化下必然是贪污腐败成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信用的败坏！“设租”“寻租”的财政化下必然是地方政府企业化，部门产业化，官僚企业垄断化。这样一来必然是地区封锁、条块分割、地区之间差距扩大、劳动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总之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反对者，他们认为只有国家行政占有生产资料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是多么的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对基本经济学知识的无知。他们弄不清权力集团剥夺广大劳动人民的机制是什么，进一步的是他们对导致贪污腐败机制的形成也是无知状态。
    （五）结论：
    1）国家行政制度改革是一种权利和权力的斗争，不存在内部动力只有外部动力来推动。2）推动国家行政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社会认识意识形态的创新，否则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国家行政制度的变革。3）在中国国家行政制度改变中反动力量势力的强大值得知识界有着充分的认识：比如“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行政官僚集团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这种阶级社会观意识形态已经够成行政制度改革的反动力量。4）在中国没有社会认识意识形态的创新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