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的决策者来讲，他们非常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教科书上说经济增长速度高、通货膨胀就可能高。在过去十几年中，教科书上的说法基本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惟一不太肯定的是，当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之后，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通货膨胀就可以上去？以前大概是四到五个季度之后。但是现在这种滞后关系不是很清楚了。这样就给决策者出了一个难题，经济运行到底处在什么状况。
　　对于2006年的经济前景，我比较关心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在什么水平上。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太担心，但是我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每年的新增劳动力非常多。如果中国不能保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左右，其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个关心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率。一个国家只有创造了一个很稳定的物价环境，也就是大家对物价上涨的预期是非常稳定的，企业家才能谈得上进行投资，居民才不会产生一些不合理的消费行为，经济才可能顺利增长。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一直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而通货膨胀也没有失去控制，这种形势是前所未有的、非常好的。另外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最近M2增长速度是18.8%，已经相当明显地超过了预定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一方面可以感到高兴，一方面又必须小心，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儿？
　　分析经济增长前景有两个基本分析方法，一个是从长期入手，一个是从短期入手。长期增长趋势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其中最简单的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劳动力供给是充分的，只考虑资本供给约束的影响，让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率。与此相对照，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受劳动力约束，在分析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主要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和劳动力增长的速度。除了这两种模型就是标准的、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的模型。它可分析各个要素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这是在研究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时候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短期经济增长潜力，主要考虑需求方。假设有充分的生产能力，那么经济增长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这时候要做的就是把总需求分成各个构成部分，然后考虑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长情况，即GDP增长速度=消费增长贡献+投资增长贡献+政府增长贡献+净出口贡献。用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分析经济增长到底前景如何，会出什么问题。
　　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两个因素在2005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根据传统的经验，应该大致有这么一个关系：如果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下降，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也往往下降，进而引发GDP增长速度下降。2005年中国利润率的增长幅度下降比较明显，亏损企业亏损面很广，亏损量也比较大。从这样一些数字来应该有理由认为投资增长的势头会下来，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是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按照逻辑发展的，这说明理论的假设前提和推导可能有问题。我们要用自己的思想适应中国的实际，而不是让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来印证自己的逻辑。另一方面，2005年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这应该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对于净出口的变动趋势，如果今年的贸易顺差也是1200亿美元，那么净出口增长速度为零，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就为零。仅仅这一块，就会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一个明显下降。一般来讲，当某一年净出口增长速度非常高的时候，下一年的净出口增长速度就会有明显的下降。按道理来说在2006年净出口增长速度将会下降，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增长还是相当强劲，这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
　　总而言之，这种形势是出人意料的。怎么解释呢？2006年第一季度这些指标反映的是暂时性变化，还是趋势性变化？我倾向于认为2006年的基本形势和我们在2005年年底所做的判断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为什么在利润率增长速度下降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还那么强劲？我认为要考虑其它因素，特别是非经济因素。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传统上这一年在各个地方都是一个大干快上的时期。同时，明年省级政府要换届了，这个时候各个省的省长都有一种多投资的冲动。另外银行去年出于上市考虑而采取比较谨慎的做法，原来计划要放的贷款没有放。一到2006年就把积压的贷款放出来，造成了贷款和货币增长速度过高。是不是就是由于这些因素呢？现在虽然不能得出非常肯定的结论，但是我觉得这些因素肯定在起作用。
　　现在应该考虑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问题。我主张货币政策要紧缩，与此同时，财政要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就可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增长不能用货币增长政策来推动，而要用财政政策来推动。另一方面，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太多，包括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汇率稳定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往往是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