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建（论坛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刚才大家讨论“拉美化”的问题，我对这个提法实际上还是不太同意的。“拉美化”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债务危机。大家都知道，两次石油提价之后形成了强大的国际资本流，到了拉美，因为拉美资源丰富，过去换工业品认为不值，所以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由于石油提价之后出现了严重通涨，利率提高，使拉美一下子掉入债务陷阱。但是我们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不会因为利用外资过多而掉入这个陷阱。说收入分配就会导致一个国家陷入这么大的危机，我认为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目前和收入分配问题关系最密切的是产权问题。我们过去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东欧国家一样，改革之后出现了短缺经济，出现了分配倾向于消费的问题。90年代出现产权制度改革，我觉得我们关注的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恰恰是和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是并行的，这恰恰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农村改革一样的活力，建立一种企业内部有效率的积累和使用资本的机制，我们也达到了这个目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收入差距拉大是制度化的，是通过正常手段致富的人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由于企业破产导致下岗的职工增加等等，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     我不是说把腐败问题排除在外，我们是讨论制度化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是说非制度化的贪污腐败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恰恰是投资拉动的，是先富起来的人买房、买车带动消费的升级。现在高速增长的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如果有一天投资高潮过去，就会形成产出高峰，可能就是2007、08年，产出高峰到来的时候，就必然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中没有这样的机制，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阶级方面的分化，更重要的是导致社会总量的循环被中断。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认识到这个问题，从再分配当中解决对贫困人口的致富问题，到了转型期，大量产出形成了，没有相对的需求来支持，就会发生传统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问题，这是非常现实的。     有人说拉美国家出现的高赤字和高社会福利，可能到那个时候中国也难以避免这个现象，这是因为你没有建立个人所得税的转移支付制度，到那个时候只能用赤字的办法增加公共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