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另类思考"。"另类"这个词，很少见之于我们的报端，大家知道，咱们的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比较主流的反映，但是在民间，其实有大量的非主流的话语，这些就可以归纳概括为"另类"，所以凡是非主流的都可以叫做另类。电脑的普及化使大家越来越知道使用转换键ALT，就是转换，它延伸出来的词汇就是一种调转不同于主流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对应词汇，所以就翻译成"另类"。大家知道，不同文化的话语要往一块搀和的时候，很多话语就没法翻译 。比如说"小康"翻译为""，欧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没有办法，只好音译为"x i a o k a n g "。中国近几年被党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这怎么翻译成英文？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中所提出的这些话语怎么翻译成英语？在座有很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的人，谁能把"三农问题"翻译成英文？你怎么信、达、雅的翻译出来。比如说农业产业化，在西方语汇中，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的产业化怎么理解？都没法解释。其实这恰恰说明，"另类"或"差异"，不同的东西，是广泛存在的，希望大家去理解，认真的去解释，然后才能明白这个社会是多样化的。名词只是对一个话语的概括。所以，背一下江泽民同志的语录以证明我是正确的。从中国加入WTO谈判以来，江泽民同志就认为世界是多极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国家另类全球化话语，某些程度上另类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当然，三农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理论化的去解释的话，确实是我或我的同事要去做的。第一，中国的问题并非农业问题，那个是1995年发出的一个报告，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农业形态调整，这是另类的第一次出现。1993年农业部组织全国的蹲点调查，那个时候我们对安徽省做了一个分析，重点要分析财政、金融、税收、流通等等非农业问题，写了一个报告，叫《一个农业大省的困境》，那个报告也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回来了以后，我也又写了一个报告，题目也是怪怪的，叫《如果欲知农，工夫在农外》，引用陆放翁当年的诗叫"如果欲学诖，工夫在诗外"。事实上，90年代初期，相关的有不同意见必须以非公开形式发表，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模式》，其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人地关系紧张不是老问题吗？自康熙年间人口过剩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不都是人口与基本国情矛盾吗？1996年我们把这"三农"问题作为常识方面的问题拿出来发表，其实我们不存在纯粹农业上的问题。当然，这些不同的意见提出的过程中我们也受过很多批评，当时的主流是照搬西方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人家走过的路?
殖民战争造成贫民大量增加，工业化产生新贵族，大家都很抵制新的制度，新的工业势力打造坚船利炮，把贫困人口送出去，把旧贵族也送出去，欧洲大陆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贫困人口移出。现在有一个《南极公约》，任何国家都不能争夺南极冰冻大陆的主权，你的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只能内部解决。我们自己和平解决，不向外扩张，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你的崛起是和平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崛起没和平，他的崛起是靠占了大半的世界大陆，把自己的阶级矛盾转移出去了，就形成了西方的福利社会，这在西方可能是另类，但在中国仍是主流。对于这种趋势，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就能崛起的时候，人家不信。美国的费正清中心，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都知道这是做研究的权威机构，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中国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它们有一句话：20世纪因为日本、德国的崛起，挑战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使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文字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很客气。所以我们讲我们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第一，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时候，问题是你不敢搬。就连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这个牌我们没法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大国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得开价。很多国内的问题因此而复杂化。当我们90年代想照搬的时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说你要惹麻烦，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还照搬不得了。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甚至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甚至变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是特难翻译，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钟去解释。恰恰是中国趋势本身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另类，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多元化的东西，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它就是另类。我的另类并不是完全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我可能说的学术味太浓了，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我不知道广东这边是不是听到过这个笑话。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国外的不是国内的，他有两个博士生，两人出去到林子里散步，在林子里发现有狗屎，甲突奇想说："你那么牛，再牛，你能把这滩狗屎吃了吗？"乙说"你给我一万美元我就吃了。"乙吃了以后就说："你欠我一万美元！"又遇到第二滩狗屎，反过来甲也吃了一滩狗屎，在钱上两人扯平了，但是每人都白吃了一滩狗屎，都觉得很窝囊，回去就告诉他们的老师，老师说："老实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你们两人创造了两万美元的GDP！"这个故事很极端、很另类，也很嘲笑。但这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GDP的增长转换为综合发展相关。
我们知道1985年之前医疗行业有多少开支吗？不到300亿。到SARS的时候有7000多亿，大概翻了30倍，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你们知道这些全进了GDP，这不同于吃一滩狗屎，但是他是与人的健康、卫生状况有关，和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看病是相关的。有一次我崴了脚到医院去，医生连拉开裤脚看都不看，就开单发药，立即开刀，收了500块钱，还是大医院呢！你说你看专家门诊，一般老百姓如果拿不出花钱，就是要死人也不管。甚至有一个地方报纸报道的情况，一位老人因为没有多少钱，被医院雇的两个保安拉出去，然后打电话给急救，想让别的医院拉走，最后由于保安不负责，没有打120让其他医院把老人拉走，结果这个老人死了。医疗卫生是在创造GDP，但对人民的健康来说，作为我们每个人，请问这样的GDP是好还是不好，是利大还是弊大？我们到底要什么？我的书中收入的文章基本上收集我的另类思考的文章，其实，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还是应该有点思考，如果只是按照主流走下去，大家疾呼GDP增长就好了，做一点微观描述就解决了，是这样吗？你对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稍微做一个思考，你都会发现我们至少有相当多以往的经验的东西是值得反思的。因此，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五项统筹"，是和什么相关呢？和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相关，和新的一届领导集体的产生有关。这到底针对的是什么呢？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了"三大差别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东西部差距大。
这就和邓小平的话有关。伟大的邓小平同志再过一个多月就一百岁了，他当年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垫底，可能被很多人忘了："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造成了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那我们的改革放就失败了"（我都是要靠背语录，才能保证我的话不出格）。（台下笑）因为我们确实出现了三大差距拉大，所以需要关注，提出要建立全面小康社会，为了全面小嫡飧龃竽勘辏颐堑檬敌?五项统筹"，总体上经济形势暴露了问题。昨天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会议上，一位领导就基本增长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我们是高增长，高速度的背后是基本要素的价格都偏低，劳动力价格偏低。除了柬埔寨、朝鲜、越南以外，我们是劳动力价格最低的国家。什么是劳动力太低了？就是连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劳动力价格。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劳动力的低价格能支撑高收益、高速度吗？是不对的，是不能实现小康的。第二个要素，土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其他国家你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时候，你必须首先有恢复机制。哪像我们国家，开采煤把最好的煤层挖掉，你把煤层挖掉，再把土填回去，最后造成寸草不生，土地马上变成戈壁。全部都是靠破坏资源把价格压低的，你可持续发展吗？ 谁对此负责呢？
再看资金价格，大家知道，这几年银行的资金利率是最低的，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你得到的资金，如果把它做进出口贸易，或者做什么，实际上不是现在的价格，你得到的是低成本价格。你用制度因素来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并不是合理的，你所形成的高增长未必是真实的。外国有人测算，说我们去年的GDP增长率是13.％，有人却说我们去年的增长速度非常高，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国内是以压低价格要素价格而形成了高增长，实际上变成了少数人掌握的财务，这个制度是这样可持续吗？当然不可能，如果我们上推50年做统计，中国经济在50年中生产总量翻了10倍，但是资源的消耗翻了40倍，客观上说这个发展是确实是不可持续的。
昨天温家宝总理说去年经济是增长了，但是你们看到我们消耗了多少能源？现在国家的主要领导同志没有强调环境保护之前，一般从正常的经济发展上说是有没有需求。当然有需求，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有需求就有供给。有一个玩笑，说经济学家如果教会鹦鹉学说需求，它就变成经济学家了。不能只讲供需是否平衡，资源占有量基本上在平均线以下，去年前年大家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制造业中心，有谁注意到我们去年几乎用了1000亿美元去进口原材料。怎么不比一比的？日本对国外的依存度不超过30％，如果照搬国外的模式的话，为什么不照搬这些呢？你现在是62％，不是靠内需扩大经济、真实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世界工厂是为世界制造的，62％的经济外汇率，你只在改革国际经济秩序，都占了太大的份额，不仅在跟发达国家抢能源，抢资源，你也在跟发展中国家抢出口。去年广交会开始的衬衣标价，后来都不标价了，论公斤卖 。
2000年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美国人告诉我：你们中国人生产的衬衣够我们每个美国人每年消费7件。一方面我们资源短缺，一方面我们的杀价竞争，而我们还要扩张。这时候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宏观调控，其实我们希望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健康的较快的增长，而不是不健康的、盲目的增长。当然各方的说法不一，但是怎么办呢？难道让我们服从这些不同的利益吗？我看不能。客观来说，温总理昨天曾说过，要把这些不健康的因素压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稳定的、较快的增长，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总体利益多元化。比如说土地政策，怎么突然半年之内任何新征的耕地都不批准了，那我已经跟外商签了合同怎么办？县级能批3亩，省级能批30亩。你一动几十亩就批了，那是越级审批的，只有中央有权利审批耕地。损失只有你自己付，你自己越权审批。但是他说你不能突然叫停呀！从去年SARS期间，北京的商人大部分跑了，但是上访的人没有跑，这个阶段上大概在4、5月份，中央多次审批强调拆迁事故问题，也批了好几个人，要求调查。刚刚打过SARS战役，接着就打土地战役。对大范围圈地，我们叫做第二轮圈地。以后谁写章回体小说可以写这个题目"中央政府连发三道金牌严查圈地运动"。但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中南海的墙就不起作用，地方拒不执行。结果怎么办呢？到年终中央要求各级自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各级的摄像机对着所有省、区、市的领导，他们都表态不圈地，可是其结果仍然是继续圈占。那怎么办呢？中央只有用老办法，派工作组，联合组成十个工作组，一查就是十几万件案件。但你有查的权利，没有处理干部的权利。结果只有某省某县撤销了一位土地局局长，这不是典型的中央政令不畅吗？其实这个事不能全怪地方。我曾在一个镇上跟镇书记聊天，他说工作小组的人员到各处转，我说这块地违法征占是谁的，你查吧。没有查出的原因未必都在地方。某特大城市，平均每三千个市民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全市5000多个房地产公司，70％以上没有开发资质和能力，他们靠倒地生存。几乎每一位倒下的干部，都会倒在地上，（笑声）。如果不是全身爬在地上，一部分也是因为土地问题。广东也是这样。
客观情况如此，背后隐含的屡禁不止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我们现在党中央的领导及集体能不为此忧心如焚吗？国务院听完汇报以后非常不满，你们要请专家，拿出治本之策。十个工作组汇报的结果就是请专家讨论，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谈论了四次了，这个情况我说一说，第一，我认为这是政治问题，才屡禁不止。如果中央不下决心，这个问题就禁不住。当年一出SARS，人揖退狄蛭悴幻裰鳎且搅苹撇煌该饕⒌摹Ｎ蚁衷诟蠹易鲆桓瞿越罴弊洹Ｈ绻鸖ARS在全世界爆发，只有两个国家能够制止，是哪个国家？朝鲜和古巴。因为他们的医疗是免费的。不像中国都把病人往北京赶。 第二是集权制，卡斯特罗老爷爷一声令下，全部民众没有不听话的。中国是怎么防的SARS？真正起作用的是，宣布要一把手负责制，要求每天晚上各部门的中层干部上报一次。江泽民同志说过，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执政党有没有能力，能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基本的体现。
我们的主流化的东西，其实往往是从自己的理念出发，讨论现实问题。所以一开始，你给我的溢美之词我受不起。我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认真了一点，到现在为止，至少北京学术界对我很好，这个人没私心，就是说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话。话琢磨来琢磨去，好象有道理，大多数觉得这人还行。所以，中央电视台评选2003年度经济人物的时候我不在国内，当时还不知道，怎么把选我进去了，大家好象觉得这人以前默默无闻，怎么选出他来 ？那其实是一种："把另类进行到底"。要质疑，不要认为什么是东西约定俗成的就对。说到错误，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一批不断犯错误的人。我唯一算不错的是进行自我批评，要我批评别人也不敢。我老是说80年代我们犯过什么错误，90年代犯过错误。我说"我们"的时候其实说的是我。我为什么要反思自己呢？是因为老天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搞实验，在座的有我们当年一起搞实验的朋友。搞实验你得出的结果相对是科学的。这是简单的方法论的常识。我在搞实验时鬼使神差地被派到美国去学习，我学习的那个大学是一个讲方法论的地方。学完了以后，我都没有思想准备，送到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怎么在发展中国家做项目。我就跟班作业，跟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搞项目的人了解情况。又是鬼使神差的是世界银行跟中国谈要在中国进行贷款。他觉得你上一个项目，搞一个电站水，怎么投资，如果搞，怎么才能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如何保护环境不遭到生态破坏？移民问题怎么解决？还有政策、制度、人文一揽子的东西，这种贷款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他们一来就找我们这个单位，80年代我们是搞农村改革的，正好一谈议项就达成了。第一次，世界银行考察代表就是我陪同的，同时兼翻译，把各地80年代的满报纸的语言，首先变成通俗语言，再变成英语。代表团就跟他们解释，我们如何坚持大的制度方向不变等等，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让我怎么翻译？我只好解释这叫做工业化社区。他要用劳动力保持必须的粮食，这就是集体农场，农场化的产品都不必计算价格。终于从90年代后期，我们在变成这套语言，如果再用这个文字用中文发发表，在当时80年代我就这么讲，我不是超前了吗？好歹我当时听懂了他们的意思，给国家拿到了30亿美元，但是中央拿走了3/2，最后给负责项目的公司1/3。支持我们工作的，只占7％。做了这个项目后我便成了世银的专家和顾问，但是你做了只能是我们内部掌握，真正用到我这个项目的只有7％。我们的事儿是政府签的字，那时候我们需要外汇。
在1988年我们给世界银行写的政府承诺书，说我们要推进市场趋向的改革。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说，你有点走向反面。我说对不起，当年我们提出市场趋向改革的时候，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其实也不对，不能因为你参加改革比较早就瞧不起人。但是真正比较早带动中国推及市场化改革的也是我们这些人。尽管只有7％支持我们的实验，但是毕竟是我们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在做这些实验。
按我们的官场潜潜规则不报忧只报喜的特点，因此我就得罪了很多人。就这么跌荡起伏其十多年，最终是我干不成了。当然，最后损失确实很大，但是我个人毕竟无能改变这个非科学的趋势。好在新一代领导强调科学决策，我就坐下来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错在哪儿。我习惯了反思，习惯了寻找我们政府过去的失误。毕竟是下基层，搞实验的，只有我当这个坏人，我就做了三年冷板凳，一方面读书，一方面总结总结，一本已经卖得很广泛的书，《中国农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标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那是1997年以后开始写，2000年出版，理论上阐述"三农问题"的书。当时，出版社说我们互不搞帐，我不给你版费，你也不找我要钱。那时候能出就不错了。这种另类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销路呢？第二年全国的书店都买不到了。因为也是一个报忧的东西，真的被大家拿来读，就不好了。到现在为止，评为十大知名人物的时候，很多出版社找我，我仍然没有下决心把它拿出来贡献给大家，因为它很多问题是相对深一点的东西，个人感觉不太合适，有些东西，其实看了可能产生类似的感觉。那本《我们到底要什么》是这些年来我对改革的思考，曾有一个市的大出版社要去研究了两年，最后人家说编委会讨论说太敏感了不能发表。但那都是我发表过的文章啊。但他说，就是因为太多的堆积分量太重了，不能发。简单举几个例子，在1988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危机论》，介绍了1940年后历次经济危机发生的规律和过程，1988年被理论界大部分人批判，说你竟敢把资本主义特有经济规律放到社会主义国家来比较。8年后，我又了一本关于温州的书，《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把引起当年温州所做的事情很简单介绍了，无外乎将当家庭式的手工业发展为作坊式的手工业，就是一般可观事实非常简单的认真的描述而已，也引发了相当多的批评，特别是当地政府的不满。
但还是我继续我的认真作风，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用英文写了一个书《国家资本再分配和民间资本再积累》，无外乎已经积累形成的国家资本如何做分配，现在的民间资本如何形成再积累。1992年我把他改成中文的，没哪儿敢发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任何阶段，只要追求工业化，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至于是由国家来完成还是由资本家来完成，只不过是派成的问题。
在这里我背一句江泽民同志的话。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搞资本主义的原始基本积累，靠剥削农村而获得发展。在1999年讲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文章，没有哪个敢发，最后我利用在我自己的权利在实验室内部的刊物上发了。接着，当时一块工作的同志办了一个小杂志，没有什么发行量，他们在他们的杂志上发了，接着《新华文摘》全文转发，当然也引起很多批评。我把这些言论积累起来，某市的一家大出版社思量再三觉得还是不出为好。第四届领导集体比较平和，容得下各种不同意见，所以今年5月份才出版，这次也带来了，大家有兴趣可能看。
我们不断反思，并不是说他就是可以普遍的一个情况，希望大家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必太认真，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经历，我的经历形成了我的看法，可能带有某些片面性，未必是合适的东西，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沿着党报党刊规定的一个路子走下去。这样大家才能比较正确，不犯错误，以文件、以党报党刊为准，我个人只不过提供一些和我个人有关的经验参考。
谈到政府的发展，我们应该找到他们相关经验，面向三大差距，十六届提出以改变GDP为目标变为全面发展。如果要想缩小三大差别，你走遍全世界看看那个国家缩小三大差别是靠完全市场手段？可能吗？不可能，缩小三大差距的主要责任是政府，要靠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段来缩小。当然一定程度上借助市场机制，但不完全是市场的事。我们讲市场，不错，中国是劳动力市场化的国家。劳动力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在座很多都并非广东当地人，你们是从全国各地流动到这里来。但是我们又看到，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必然导致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不断下跌的机制，如果完全走市场，就意味着市场结果劳动力下跌到简单的生产水平以下，劳动力是简单的复制。如果这样看，相当对的发达地区使用劳动力不向劳动力支付基本的社会保障，加班不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甚至克扣工资，这是这正常的，你不想干，背后有十个百个人等着你的位置。这样，劳动力社会地位上不去，海外对我们人权批评也会大量增长。这种情况要完全靠市场形成的局面，靠市场化吗？当然不可能。而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多大程度能缓解这个矛盾呢？也很难预期。发达国家全部制造业劳动力总和才是9000万，能全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吗，更何况人家不能全部转移，有的人家还要保护，只能把一般制造业转移给你，如果我们劳动力的价格不能上升，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上不去，投资效益肯定攀升，内需怎样扩大了？如果减少我们对外的依存度呢？我们产生了60％的对外依存度，劳动力价格低廉，难道仅仅多一个比较优势吗？印度说我的劳动力也过剩，劳动力价格比你低，因为印度是南南亚天气暖和，不用买棉衣，生炉子，我的员工的待遇可以比你低，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不可能跟你比，你们可以任意破坏环境，你没有社会组织，没有NGO，在制度运作上我的成本比你高得多，印度就说我们永远不要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印度的高速公路修路速度极低，像北京来不来就是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你到印度去试试，你想基础设施建设动大的，都引发各种利益团体的抗议，基础设施他就是上不去。哪象我们，高速公路比土地资源高度宽松的比加拿大还长这凸现了我国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个制度有时可以做另外的事情。如用他尽可能向积极面引导，缩小三大差距。去年以来，中央及时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就是制度优势转向积极方面的的尝试。能否成功转移，取决的是我们的制度和资本的博弈。本质如此。
这里如果我说的得罪谁了，对不起。我们这个人就是爱说实话。（掌声）。谢谢你们爱听实话。有几个潜在的道理。我们不好举发生在某某案，从一个混混上变成了一个大地产商，套取了上百亿的资金。这是因为今天地方很多的发展经验剥离开以后其内核很简单，就是级差地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单一的一个权利就是在控制级差地租，在沿江沿海最适宜发展工业的地方发展工业了，如果我们在这盖我工厂，我们就可以获得了工业级差地租，这个利益绝对不会由当地政府占有，是由中央正占有。然后中央政府要在青海修建一个工厂，环境很差，几乎不是人呆的地方，那好我给你12类工资，并不是青海的地区能够产生工资的收益，就是中央强制性把苏州的钱拿到新疆、青海一些荒漠地方给他们发高的工资，为了完全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所以改革开放的放权让利，其实是从利改税措施入手，其实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出现级差地租运用到好了，可能最便于形成沿海地区形成工业化地租。
这就形成了地方经济差的变化，沿海地区收入高了，内地收入低了。先是孔雀东南飞，现在是麻雀东南飞。东部因为咱有级差地区可以不向任何的打工者支付流动费用，也不用支付任何等待费用，他并不承担所谓的企业风险。企业家创造财富是因为他抓住机会收益而盈利。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我们乡镇企业改制的时候，乡镇企业在历史积累的时候怎么完成了？他写过一个书叫《华西村何错之有？》华西村社区工业化的经济方式形成华西的制度。难道不管别人的制度如何就照搬呢？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写在党章和宪法里的东西，至今并未失去它应有的光明，只不过，诚如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批评过，我党真的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不多，所以我们被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蒙了很多年。今天我所说的一切， 我认为没有超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是共产党员的，我相信这个理论是对的。可能我理解得不好，希望大家批评，总的来看，包括经济危机的周期，难道不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吗？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当我们把庸俗的哲学搬来的时候，恰恰造成了一系列重大的麻烦。我有可能会得罪人，至少有两位权威人士跟我一样说过类似的话，第一个人温家宝在两会上曾经说过，他脱口而出是我国这个国家有7亿多劳动力，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不过43000万。我们离退休老人算不算劳动力、十几岁初中刚毕业就辍学是不是算劳动力？如果把这些半劳动力算上，现在是8个亿，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力达到9亿1千万，2020年达到9亿4千万，劳动力过剩能解决吗？以什么制度来解决？你无法向外大量转移人口。
我去过苏格兰，为什么苏格兰人很多在外面当警察，因为他们穷，人穷好打仗！他们的劳动力就大量移出，整个苏格兰人口移出1/2。现在苏格兰还有风笛和短裙到处飘响。到苏格兰的博物馆看那些文物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那是打出来的。看到我们中国，现在肚子如此之大，吃得如此之多，没牙，手上连指甲都没有！我们是没有一兵一卒在国外，但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在海外有军队，才能保证发展工业化。我们去缅甸帮别人修港口，人家马上就说你要搞军队输出。我们是完全和平的想帮助，输出点项目带动劳动力的输出。但是人家会认为你在搞军事演习，人家对历史经验记忆深刻。其实在90年代我们开始做动作，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江泽民同志提出这个意见也比较突然。那是6月份讲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几分钟，突然停住话锋一转，讲了西部大开发。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此之前出现了一件震撼全国的大事，5.8事件，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们要考虑到国家环境的变化，很多程度上对我们是个挑战，我们如何看待国际格局的变化？我们的白皮书中有讲，这导致我们开始补给我们路上能源通道。中国组织国家资本进入中亚购买石油资源，从勘探到开发，在中国西部开发，准备让油气从西亚各国相继向中国进军。接着是美国胁迫中亚，建立一条油气管道，以保证石油资源不流向中国，因引，我们苦心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刚竖起的管道不得不停止。
另外安大线进入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庆油田、抚顺煤矿、本溪铁矿能源短缺，叶利钦答应了。而普京同志非常认同"三个代表"原则，一定要代表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用我的石油配制一个大能源化国家，不如我控制住你的资源，让你不与我抗衡。我们普遍穷乏基本的矿产能源，因此，俄国人一直担心我们想把能源资源拿回去。如果你去当普京，你能老老实实给中国修一条石油资源补给线吗？我国的石油消费已经跟日本平了，日本是人均2吨。我们到底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陆上两条线就被掐了。
还有一个海上的运输线，但海上你连一个巡洋舰也没有。从俄国买一个航母，马上就有人说，中国要发展航母。最后俄国连动力都拆了，开都不开回来，只好用拖船拖回来。
那些追求收益资本利益的人，怎么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呢？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资本是最不限制的流动，哪个国家会允许劳动力流动呢？土地、劳动力都不允许自由流动，这叫什么经济全球化？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力是财富之父，中国人还不能接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全球化呢？因此中国从来就没有讲过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世界的另类化也在讲全球区域化，我在我的文章中分析，我们不能从自己的小知识分子的立场中出发，因为全球大体的任意建制权，符合我的资本收益要求的制度，这是一个资本利益的无益博弈。资本不必考虑长远，他可以走，这儿资源不够了，巴西资源够，我就去巴西。哪儿允许我占有，能有收益就上哪儿去。各个方面的有一定的利益背景，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转化为调整三大差距，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的划界三大差距，以后我国资源更短缺的时候，差别加剧会使我们停顿下来吗？我们城里，都把自己像动物园一样有铁门铁窗户关起来，那不是就是差距拉大的结果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珠海买春案，那也不是资产过剩吗？因此，温家宝总理讲过劳动力过剩的道理没有详细的阐述，其实他解释了另外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传人林毅夫教授。我们说现在是两大过剩条件下经济恶性循环。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看我们今年的第六期的中国改革杂志，我有引述的。我特意按照把当年林毅夫的话拿出来说明。
2003年到今年资产过剩达到200％，资产过剩情况必然的出现，资本会不断的增大，过剩的时候中追求虚拟收入。我们分解一下资产过剩，是生产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国家政府也提高了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般的报刊杂志上，大部分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对中央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是不理解的。我个人认为中央政策正在向化解三大差别，缩小三大差别，为将来打好基础，因此，我其实全部的另类思维是针对当前的中央的战略准备。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把GDP转换为全面发展小康是一人善策，现正在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把他转化为善举，善举能不能转转变为各个地方的善政，取决大家能不能真正反思，正确的认识，所以我才到处去讲。我将个人的理解变成这种语言跟大家交流，我希望大家明白，为了孩子，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工业化是不肯定的过程，但是并不是越快完成越好。越是通过某些制度短期完成工业化、你的成本就必然是相对比较高的。因为收益大，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总量第四大国了。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几大国，我们不可以被这种现象撞昏了头。2000我在美国讲过，在中国奇迹的背后将是我们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大。其实我们很早就在分析我们不能永远维持高速发展。我们受到很严重的不可逆的制约，中国经济受地理环境的制约。我曾在巴西上空飞过，一片绿色，让人羡慕，而在中国，你往西部飞一飞，渺无人迹的大戈壁，整个的大西部寸草不生。按资源的分布，符合工业、农业、城市化发展的只有沿海的这几个城市。所以，区域差别当然会拉大，所以不能不加大西线工程，开通调水渠道，但是，这又遇到了相当对的反对，你要破坏生态、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国达到16亿人口的时候呢活命的水就在青藏高原上，所以美国等国都在打西藏独立牌。大家知道，我们最后21世纪作为战略补给的塔里木盆地，也是闹独立的地方，那你可能派兵去沿途保护，你安全吗？你生存的生命线都在于我们讨论的很正确的范围内，我们拿什么来讨论呢？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些问题呢？
所以我今天全部的讲话都是开了一个头，希望你们好好反思一下，特别是院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呢？看看你们的教科书，看看上面的话语，看看我们中国下一部要面临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警示力。其实，有尤其是年轻人，每次在大专院校讲课，讲完了他满脑子是东西了。他就问温老师，你说这是好还是去的，就像孩子老抓着大人的衣服一样。难道事情只有好和坏吗？难道中国几千年是走了两个极端吗？不是老在走中间道路吗？如果我们走个极端我们不是早就完了？如果论你激进，80年代我比你激进，只不过我们搞了一个实验，才有了反思，并非我们主流化表述的问题。解释说中国面临两大方向的问题，第一是发展的问题，第二是转轨的问题。中国的转轨问题就是如何自由化市场化，然后自由化、一体化、全球化，这是"四大化"。我说咱们且不谈意识形态，看世界一般发展经验。只要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在城市化，在货币化、在资本化，用另外四化来解释完全解释不了。俄国之所以没有出这个问题他是在完全独立主权下完成的。为什么？是我们除了工业化城市化之外的国内的国有化产生的资产是用人民币来实现的。我们产生政权的外部新形势是货币信用，货币信用建立了市场，创造了虚拟收益。你只要继续坚持国家的主权独立，政权是相对比较有权威的，他的货币信用就会不断的被创造。中国把廉价的产品送到美国，他就给你一张绿色的纸。交换就是如此之简单，他可以保证印刷出绿色的纸就有收益，他的虚拟资本就在不断的扩张，这是他的规律，这是美国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表现。你只能在国内维持人民币不被其他货币所取代，我们的GDP在增长两到三倍，但我们仍然不出现大规模的通胀，这是奇迹，是因为你在货币“化”你自己的经济。过去咱们住房都是分配的，不用拿货币来交换，现在大家要买房子。2000年住房货币化带动了很多人用货币购置房子，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了，你自己在用货币“化”自己的资产，这是在政治主权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做这个事儿。我们要调整货币规律，当然是在世界最强硬的国家之间选择，现在最强大的货币是美元和欧盟，欧盟嚷嚷我国调汇率，不是自找麻烦吗？美国人要我们调汇率，我卖出美元500亿美元，你美元就掉下来，美国也不能随，他说你如果什么时间调先告诉我一声，我们马上抛。
这不是简单的拿一个东西来说，放到实际中其实是非常复杂。中国要实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那个错误，如果你现在开放货币市场、开放资本市场解决问题，恐怕还有相当严重的问题。也只有我们办的杂志才谈这这些问题。去年，当中国人将自己成集装箱的产品卖给美国换回了美元的时候，据美国人说这是中美历史上关系最好的一年。我们等于成了美国去年排前几位的大投资国，撑起了美国市场。他也会作秀搞什么人权问题等等，但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拿钱支撑了美国市场。美国GDP大约有1/3是中国人创造的。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他穿的是中国的衣服、用的中国的东西，中国给他带来好处。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的时候，小布什在外面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将对搞到底，温家宝没有当场表态。进到里面后，温家宝总理对布什说我们买了多少美国的债权，我们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布什马上改口说美国反对海峡两岸在任何一方面改变现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难道是我们一般的教科书能分析出来的吗？
日本呢？中国公民钓鱼岛登岛事件，美国说如果中国和日本发生冲击，美国绝对站在日本一边。日本购买了美国大量债权，日本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上升到一万亿日元，也就是在电脑上多圈几个零就出来了，那是政府对外政策的表现，早以不在是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传统的货币早已经被放弃了。据一般推算，我们现在的货币是大量的机会被人家趁了越多的进入外汇，导致信用的膨胀，是也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不可明白什么持反对意见的朋友连这些都看不出来，就我们一家人苦哈哈地说这话。其实我也明白，我不在当中国改革的总监，我也不会说这些话。大家可能听出来，我们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多元利益结构的资本和相对而言正在转向正确决策导向之间的博弈，他们的导向是怎么样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我们的底气，比三四月份更足了，他说了一句简单的话，宏观调控责任在中央，检验靠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责任是中央的，无论各种利益任何表现，并不对宏观调控承担责任。
就中国现在的形势讲一讲中国趋势的另类思考，当然有很多不当之处，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批评。谢谢大家！
主持人：现在请广州省社会科学院主席主持观众提问。
嘉宾：刚才我们领略了温铁军教授的风采，很有亲和力。我们也享受了一顿精美的思想大餐，从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国际等方面谈到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他的演讲确实有点另类，起码跟昨天新望先生讲的不一样。讲到中央政策着重从过去片面追求GDP增长，改变为全面实现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强调了宏观调控的作用。下面，还有两个议程，一个是听众提问，时间限制在15分钟，另一个议程是签名售书。我们的温教授带来了少量的书，大家可以得到温教授的亲笔签名。下面开始提问。
提问：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美国在进一步插手蒙古，中国大陆的框架图受到美国全面包围，您认为我们如何突破这个局面。
温铁军：就目前情况看，我们还不能够反击对方，所以当年毛泽东的判断是，如果要发生战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会在欧洲等地方，也不会是在中国，我们不搞一些远洋海军、空军，客观的看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说中国能够逃得出来，唯一的手段是争取和平，邓小平也说中国能争取到二十年的和平环境，他的预言实现了，现在我们仍然希望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但是他有些话也没有全对。邓小平说我们如果有1亿吨钢，我们就不怕，结果现在我们有2亿多吨钢了，我们还是怕。中国客观上地理环境并不理想，这个情况我们自己能改变，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我们唯一希望的是欧盟崛起，就象当年有一个苏联，与美国抗衡，我们在中间争取20年和平环境。好在现在崛起一个欧盟，也许我们还能有20年和平。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击这种包围是不现实的。也许这个问题我回答得比较悲观。
提问：去年我在凤凰台看了一个节目，说您在做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我很敬佩你的实践壮举，我也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我想问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目前的进展如何？今后对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建设您将采取哪些措施？
温铁军：我很感谢你提的问题。我确实有很多话要说。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是"万事开头难"。但这个头不是我开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只是跟从者，当时，办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乌托邦，是空想，我就觉得要试试。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普通事，现在有很多志愿者去做，很多青年人去做，有一个深圳搞电脑的小伙子，赚了半年钱，到那里去帮老百姓免费培训电脑知识，什么都干，直到干到他没钱为止，是这些年轻人的精神使这件事情持续。这件事情感动了很多海外的基金会，现在海外基金会给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捐款可以维持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到3年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这个事情基本上可持续了。我只是帮别人做事情，等到以后走上正轨，我相信会有很多能干的年轻的人出来做这个事情。目前出了一个小问题，因为我们是免费为全国农民办培训，他们只批准我们办定州市的培训，现在这个有审批权的干部就不让我们接其他地方的农民培训，这件事我没法处理，我如果告他状，就会有无数的人找你麻烦，我想找一点时间请请他们，而我又不能拿善款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只能用善良感动对方。
提问：中央有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支持"三农"这一块，包括业务的开展，邮政储备政策的调整，以往也出现过这种事情，但是效果一般。这次您认为这些政策对"三农"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温铁军：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至今我们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农业没有社会收益，金融至少在那些能够产生社会平均收益中得到收益，一旦金融垄断化，就追求大的投资，这是它的一个动力机制。客观的说，我们明白一个简单常识，分散过小的小民经济是很难和正轨进程对接的。商业的金融退出农村，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这个无可厚非。只要搞市场，就必然是这样，不仅现在是如此，过去也是如此。客观情况中国农村出现高利贷这是商业改制的改革，是明确的、善意的，如何把善意变成善举达到善政，是需要思考的。让农民自己把自己的资金入股，形成小规模的互助、合作，不过这也是小乌托邦。只有自己入股，融入资金，才可能有利于化解农村信用供给不足的矛盾。
提问：我想问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中国有5000亿外汇储备，香港也有1000多亿，中国宣布把全部货币卖掉，会不会造成美国金融崩溃。美国是一年3000亿元的军费开支，如果减少军费美国有可能退出对中国的包围吗？他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这个危机就可能不存在。
温铁军：这个事情全世界只要是研究国际金融问题的人都比较清楚，美元经济泡沫化已经很严重的，泡沫化高达到30％，不能完全怪美国自己，是客观规律造成的，美国的问题不在商品交换和投资领域，而在泡沫领域。国内也在分析，美元泡沫崩溃也许是在明天、后天、下个月。而整个亚洲地区已经被美元化了，正像欧洲正在被欧元化。你看到的过程，任何一个被美元化的国家都不敢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做大动作，一旦你做了大动作，你就做了大牺牲，你的那部分美元都不要了。你的财务，一般制造业国家都是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作为本位币稳定的基础。没有哪个国家敢那样做，美元遇到危机的时候，货币贬值和缩水是同步，我们都在积极维护美元的地位。我们也非常害怕这种假设变成现实，这是不可轻言美元体系崩溃的，讨论是可以的，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对此非常慎重。
主持人：我们不能让温铁军教授太辛苦了，如果大家要继续交流，可以在一些网站上点击一下温教授的网站。
温铁军：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我得回答，他说"请问您哪年入党的，真正的学者有党派倾向吗？党派信仰对学者有影响吗？"
温铁军：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是1979年入党，1978年是预备党员，党考验了我十年以上，因为我出身不好，我祖父是资产阶级、父亲是知识分子，党要求我先思想入党，然后再正式入党。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值得我信仰。无论现在是否属于共产主义，我觉得我不能没有良心，所以我说，我觉得做学问的时候可以没有党派倾向，你所谓的党派倾向是指坚定的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吗？那我有，我一直站在9亿农民中间。如果说我错了，从学术角度什么错都可以承认，但是让我不从9亿农民观点出发，我只好说抱歉，我做不到。
版权所有：北京五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