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是关系全局的大战略，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学理基础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学理基础，必须对新古典主义的“趋同”假说和造成中国区域发展现实格局的“梯度理论”进行再认识。

    1、新古典主义的“趋同”假说

    “趋同”假说认为，由于历史的偶然的原因，一些地区可能比另外一些地区富裕。但这种地区之间的差距是不需担心的，因为收入和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有趋同倾向，最终这种差距会逐渐基本消失。这种观点的基础是著名的斯托尔帕——萨缪尔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推理过程如下：在一个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中，资本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从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可获得最大利润，而劳动者向就业前景好、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流动可获得最多的工资。因此，劳动力通常会从失业率高、收入低的地区流向失业率低、收入高的地区。资本的流动方向正与劳动力的流向相反。这种相反的运动最终会使各地区要素报酬达到均衡。

    2、主张非均衡发展的“梯度理论”

    针对计划经济的区域间的“平衡”发展战略，一些专家学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以“梯度理论”为核心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梯度理论”根据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将中国划分三个地理区域，即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把它们比作梯子上的各级。以“梯度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发展理论进一步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国家，各项经济资源十分有限，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在开发成本、二元经济结构、人口素质、思想观念、投入产出比及对外联系等各方面普遍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需要将有限的经济资源重点投向东部沿海地区。

    对于可能进一步拉大业已存在的区域间经济差距问题，“梯度理论”从新古典主义的“趋同”假说出发，认为东部沿海地区在首先引进、消化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后，通过“示范效应”和“传递效应”将这些先进技术按梯度顺序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3、“趋同”假说与“梯度理论”的片面性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方面都与中西部地区拉开了档次，它们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趋同”假说主张要素自由流动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把区域差异当成随机不可捉摸的偶然现象，从而把要素自由流动等同于放任不管，这就十分地不可取了。事实上，不但普通劳动力以“民工潮”的方式流向东南沿海、人才“孔雀东南飞”，就是资本也是通过银行渠道像长江、黄河之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方。“梯度理论”反对“同步走”的“平衡”发展战略也没有什么错，其错误在于让非均衡发展向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简言之，“同步走”不承认差距不可取，“梯度理论”承认差距并人为地扩大差距也不可取。因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需要重塑学理基础，并进一步反思选择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思维方法。

    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马克思的观点是，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化就是人们交互关系的复杂化。交互关系的复杂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参与交互的要素无限增多，二是交互的范围无限增大，三是交互的时间瞬息万变。生产力越发展，交互就越多，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反过来，社会化程度越高，交互越多，生产力发展就可能更快。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交互作用和市民社会相互关系的学说，才是打开区域差异之谜的钥匙，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学理基础。

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交互主要以人力和畜力作为交通工具，内陆平原地区具备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地缘优势。我国古代地跨渭河两岸的长安城，唐朝已经扩建成一个几近百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会，从地缘上说应该是得益于渭河平原。伴随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木船成为人们交互的主要的交通工具，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地缘优势转向沿江、沿河了。这可以解释中国城市早期的分布格局。比如，长江沿岸的重庆、武汉、南京、上海，黄河流域的银川、兰州、包头、郑州、开封、济南等等。工业革命之后，轮船作为人们交互的交通工具，具备了人力、畜力、木船所根本不具备的长处，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地缘优势开始向沿海转移。这可以解释美国东部的最先崛起和中国东南沿海的快速腾飞。

    二十一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前面所说的生产力发展的地缘优势已不那么明显了。空中的大型客机不用说。陆地上，一个磁悬浮列车，一个汽车高速公路，我们不妨默想一下：北从北京，南到香港九龙；东从连云港，西到乌鲁木齐；古代肯定用几个月的时间方能走到，现在也就是几小时的功夫。如果再谈信息的交互，只要鼠标一点，几秒钟就解决问题了。想想古代六百里加急或八百里加急，信息交互的差异恐怕只能用梦幻来比较了。目前，区域之间仍然有差异，但差异的性质变了。差异不再是区域畸形发展的根据，而是发挥比较优势、东中西良性互动的条件，区域协调发展已成历史的必然。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是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吸取了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国情的需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东中西、城乡之间以什么方式进行交互。

    （一）主体功能区的提出和划分恢复了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

    “十一五”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目标是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这种空间开发结构恢复了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

    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工具落后，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隔绝，生产力的内涵就是人类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的能力。燕汽机的发明，宣布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业经济时代，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中栩栩如生的描述，至今读起来还那么富有感染力，“白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这时候的生产力内涵就被定义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中国有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自然力的无情惩罚和报复面前，人类终于明白，自然既不能征服，也不能改造，只能同自然友好相处，只能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换。

    当然，这时候的生产工具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了。最显著的特征是科学技术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人类在自然面前，充满了能动性、主动性和预见性，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产力是人类创造性地适应自然的能力。

    生产力的内涵从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到征服、改造自然，再到创造性地适应自然，人类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摆正了与自然的关系。主体功能区的提出和划分恢复了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

    （二）东中西良性互动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形成东中西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后来，由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再加上“梯度理论”的消极影响，“允许”演变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让”就是吃政策偏饭。“政策偏饭”不但没有起到“示范效应”作用，反而助长了攀比心理。“政策偏饭”不公道，影响民族团结，造成地区间的对立，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因素。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是“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大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到“让”，再到“鼓励”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过程。单从字面上看，“鼓励”不但带有肯定、鞭策、激励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地方还在于，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与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的，着力点是东中西良性互动，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确实又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三）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体现了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城市与乡村如何交互？“十一五”规划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思路，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集中体现。

到目前为止，工业化有以“圈地运动”为特征的发展道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机制的发展道路，还有就是以“农民市民”为人口主体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农民市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居民。农民是指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种粮、种水果、种蔬菜，还是养殖或搞编织，与传统所说的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公共福利待遇，正向城市居民靠近。中国不少主流经济家撰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动机是好的，但却阻挡了工业化进程，实际是帮了农民的倒忙。工业化道路的三种模式，孰优孰劣，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说清楚。

    1、农民身份转变的方式比较

    “圈地运动”发展道路是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变为流民，然后再把流民赶进城市贫民窟，经过漫长岁月的煎熬，贫民窟被消解，农民变为城市居民。这个过程应该是几代人的经历。“城乡二元结构”发展道路以严格的户籍制度为杠杆，通过高考制度把农村的人才扩张到城市，通过义务征兵制度把农村的强劳动力扩张到城市，市场经济通过“民工潮”把农村的能人扩张到城市，农村成为向城市输送人才、劳动力、能人的基地，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滞留农村。“农民市民”发展道路转变农民的身份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失地农民，因为有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作保证，就直接变为城市居民；二是有耕地而群居的农民，土地集中经营的农民除了向投资者收取租金之外，还可以以农业工人的身份得到1份工资。

    工业化的三种发展道路，哪种道路最公平，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明眼人一看便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最关心效率，最关心财富增长，所以下面我们还得对不同发展道路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

    2、不同发展道路的效率比较

    “城乡二元结构”发展道路没有效率，历史已经做了结论。剩下两种发展道路的效率比较，我们选择农产品和工业品作为考察对象。

    第一，农产品的比较。“圈地运动”否定对象是单个小生产，追求的是集约生产、规模效应。“农民市民”生产方式目标同“圈地运动”一样。看看我国日益旺盛的农产品市场，两种发展道路孰优孰劣，这里不分伯仲。

    第二，工业品的比较。“圈地运动”目标的极端形式是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特大城市，“农民市民”的目标模式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所形成的城市群。依恋旧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人们，至今还把伦敦、纽约、东京、上海、北京等超特大城市作为工业化的标志和象征，所以全国各个省会城市就存在一个建超特大城市的内在冲动。其实，人们只要计算一下超特大城市每个市民每天供给的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需要多少运输工具，耗费多少能源，排放多少废气，就知道超特大城市在信息时代有百害而无一利了。因为超特大城市作为科研基地、教育中心和人才摇篮的那“一利”，100—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具备，至于规模效应、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城市群有着超特大城市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3、稳定与活力优劣结果比较

    稳定与活力的有机结合与辨证统一，是任何社会大变革无法回避的一对矛盾。“城乡二元结构”发展道路，社会很稳定，可是没有活力；“圈地运动”发展道路，由于活动主体的活力源泉是以征服、改造对方为前提，社会常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农民市民”发展道路，人类发展不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城市发展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区域发展不以牺牲落后地区利益为代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发展过程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以及充满活力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性。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