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和乔良、王湘穗、李晓宁合作写了一本名为《新战国时代》的书，对未来50年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格局进行了讨论与预测，其中也提到了美国的下一个打击对象可能是伊朗。美国大使馆的一些人读了这本书后曾邀请我们四人进行过座谈，其中也有一些美国军人，当我们说到美国有可能攻击伊朗的时候，他们都是嗤之以鼻，认为是“天方夜谭”式的想法。今年初，美国国务院邀请我们几人访问美国，我因身体不适没有成行，其他人回来后说，他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走遍了美国，访问了许多智库、政府、大学和企业，也接触了不少普通美国人，总的感觉是，关于美国会打击伊朗的事情，几乎已经没有人怀疑了。
我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就写文章指出，在欧元启动后美国在欧洲周边地区所发动的战争，不管用的是什么名义，背后都是一个原因，就是要打击欧元的强势，以驱赶国际资本向美国回流，如果爆发伊朗战争，原因不外如此。
一、高利率已难以支持美元强势
强势美元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强势美元，国际资本就不会持续流入美国，美国持续扩大的巨大贸易逆差就没有弥补来源，在进口商品已经相当于国内物质产品需求40％的背景下，贸易逆差的缩小就是美国民众消费水平的下降，就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倒退。
在整个90年代，美国是用股市的“新经济”概念从世界“圈钱”，利用美国股市的繁荣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由此塑造了美元长达10年的强势。“911”以后，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又用极低的利率塑造了国内房地产的泡沫，用以保持消费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强势，来吸引国际资本。到2004年，房地产泡沫已经酝酿出危机，才开始转向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吸引外资,由此形成了2005年全年内美元走强的格局。
但是到今年5月10日，虽然美联储已经进行了第16次加息，美元的颓势却开始再次显露。从年初到5月中旬，美元已经对欧元下跌了9％，对亚洲货币下跌得更多，仅从4月21日到5月10日这20天内，美元对日元就猛跌了5％，这还是在美国商务部新公布的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高达4·8％的背景下发生的，说明利率对提升美元币值的作用已经到顶了。
为什么加息对美元的支撑作用会发生逆转？这其中既有短期原因，也有长期原因。
从长期原因看主要有两条。第一个原因是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美国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或者正在丧失比较优势，在产业外移和中国等新的全球化生产基地形成的背景下，美国已经走上了只能用金融商品与新兴商品制造国进行交换的道路，因此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难以长期支撑美元的强势。
第二个原因是，在长期内强势美元提升了美元的资产价值，但也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国际资本流入越多，资产泡沫化的程度越高，必然使大量流入美国的资金时刻感到美元资产泡沫可能破灭的恐惧，由此也对美元形成巨大的贬值压力。
因此不管美国用什么办法引资，由于这两个问题长期存在又不可能消除，美元转入颓势是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
从短期原因看，主要是用利率引资的机制与用资本市场引资的机制不同。用资本市场圈钱，靠的是国际投资人对美国资产价格升值的预期，而用利率引资，靠的是与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有较大利差，引发国际资本在主要货币之间的套利活动。如果欧、日等经济体的利率水平能在低位保持稳定，则美国用利率机制引资就可以见成效。2004年以来，由于欧、日的经济增长处在低谷，利率稳定保持在低位，就是美国通过不断加息塑造了美元强势的基础。但是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欧、日经济逐步走入复苏，为了抑制通胀和可能出现的资产泡沫，欧、日也开始转入紧缩的货币政策，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欧元已经进行了两次加息，而且在年内还可能再进行2到3次加息。日本央行在今年3月7日也宣布结束了长达5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预计在收回过度的货币流动性后，最早从7月份开始也可能提升日元利率，而且也可能在年内进行2到3次加息。由于国际主要货币的利率底部开始抬升，如果美国要想保持美元的吸引力，就必须继续加息，以保持与欧、日等主要货币的相对利差水平。
但是，利率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可以引资，也会抑制国内的资产价格上升，从而对国内的股市、债市和房地产繁荣具有巨大破坏力。美联储在2004年6月进行加息以来，美国的长期利率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被前任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为“长息之迷”。美国的加息动作没有捅破美国的资产泡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加息的同时，大量国际投资人，特别是各国央行因为恐惧美国的资产泡沫，在进行所持有的美国资产结构的调整，把大量短期资产转换成风险度比较小的长期资产。例如根据美国财政部刚发布的数据，截止到2005年6月30日的一年内，外国持有的美国证券增长了14％，但外国持有的长期债券增长了18％，达到4·12万亿美元，而短期债券仅增长了2％，仅有6020亿美元，而在当年新增的美国长期债券中，外国所持有的比重高达77％。
国际投资人调整资产结构的行动总有个头，到2005年中这种调整行动就基本结束了，所以从2005年9月美联储第11次加息后，美国的长期利率就开始走高了。以30年期国债收益率看，目前已经上升到5·3％，已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以上，30年期长期房屋抵押贷款的利率目前也上升到6·6％，上升了2个百分点左右。长期利率的上升就开始打击到了美国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使“9·11”以后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增长与消费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了衰落的势头。今年3月份，美国的新房销售率下降了10·7％，新屋开工率也下降了7·3％，而一度狂涨的美国房屋价格也出现了显著回落。这样就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停住加息步伐，加息机制对支撑美元币值的作用也就相应到顶了。
此外，日本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元利率的继续提升也有重大抑制作用。自2001年3月以来，日本为了对付国内的通货紧缩，实施了长达5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其一是把利率水平降到近乎于“零”，其二是在银行体系内始终保持30～35万亿日元的货币流动性。由于日元是重要的国际货币，这两项政策相配合，实际使日本在这一期间扮演了国际货币供应中心的角色，即当美国为了弥补持续扩大的巨大经常项目逆差的时候，不用过多发行美元，而可以依赖从日本流入的大量货币充当流动资金。由于日本目前已经结束了“超宽松”政策，把货币的流动性目标从30万亿日元以上调整到6万亿日元，并且从3月初到5月初的两个月内，已经减少到17万亿日元，预计到6月初就会减少到10万亿日元以内，这样巨大幅度的调整，将使得在国际范围内的货币流动性也受到强烈紧缩。当美国可从国际货币市场获得的货币流动性大幅度减少的时候，美国为了弥补经常收支逆差所需要的资金，将在很大程度上转向靠本国的货币创造。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必须适应日本的货币政策调整而进行必要的调整，就是必须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也会迫使美国的利率政策转向，甚至会在美国引起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国内外在目前讨论国际经济问题的时候，似乎还很少人注意到，但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影响美元币值与利率走向的越来越值得关注的因素。
如果美国既不能用资本市场引资，又不能用利率引资，则美国靠经济手段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路子就都走到了尽头，国际资本将随时可能出现大规模流出的前景，美元的崩溃也随时可能发生，而美国调节国际资本流向的工具箱中，就只剩下战争这一个手段了，这就是伊朗战争的必然性。
二、四年一场的“货币战争”
这里所说的“货币战争”，是指为保卫货币霸权所进行的战争，而伊朗战争将是美国为保卫美元霸权所进行的第三场货币战争。
我在科索沃战争后已经写了多篇文章，分析战争行为对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以及美国是如何使用战争手段调节国际资本向美国单向流动的。在2004和2005年我还分别写了《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与新帝国主义战争》和《美元霸权的终结与保卫美元的战争》这篇两文章，更进一步讨论了美元霸权与现代战争的关系，因此在本文中已经无须对美元霸权与战争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保卫美元的战争会规律性的大约四年左右就爆发一次。如果在1999年3月爆发的科索沃战争，可以定义为是当代第一场为保卫货币霸权而进行的战争，第二场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间是2003年3月，相隔整4年。从目前情形看，伊朗战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爆发，更大的可能是在2007年初，也是相隔4年上下。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似乎形成了4年一次的货币战争周期，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当代的货币战争在时间上会出现如此的周期性呢？我自己也想不通。
首先可以否定的是战争本身的周期性。为进行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准备时间，包括前期营造舆论环境和进行外交战，例如在争取在联合国通过对战争目标进行打击的决议，但从已经发生的两场货币战争看，是用不了4年这么多时间的。调兵遣将也用不了这么多时间，上次伊拉克战争美国调集十几万大兵到海湾也就用了半年多时间。
美元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三场已经和将要发生的货币战争，都出现在美元地位开始动摇的时刻。但又不全是如此，因为2003年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后欧元也很快出现上升势头，到当年7月与美元平价，到年底已逼近1：1·3，美国也没有发动战争。
所以应该看在1998、2002与2006年在欧元方面出现了什么共同变化，而这个共同的变化特征，就是在这些年份，都出现了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
在欧元启动前为了作好启动欧元的准备，参加欧元的各欧洲国家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共同的宏观紧缩，目的是要把公共赤字压缩到“马约”所规定的水平，这种宏观紧缩，导致了90年底中期以来欧洲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态势。到1998年欧元启动前，欧洲各国已经完成了压缩公共赤字水平的任务，经济增长开始复苏。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各国陷入经济困境，美国由于与亚洲经济联系密切，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下滑势头。1998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还高达5·4％，二季度就下降到1·4％，1998全年则只有2·5％。而欧盟经济由于与东亚地区联系较少，对亚洲贸易仅占欧盟贸易总额的不到15％，所以基本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复苏中。从经济增长率看，1996年为1·7％，1997年上升到2·6％，1998年继续上升到2·7％，这成为欧元启动初期形成强势欧元的良好背景，但是欧洲经济受到了科索沃战争的打击，3月份以后国际资本大量流向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也发生了逆转，1999年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又下降到了2·1％。
自1999年以后，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到2001年四季度出现了负增长，但进入2002年一季度，欧元区又恢复了正增长。同年，欧元从一个虚拟的货币成功进入到现钞流通，又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十国东扩计划，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从2001年最低点开始出现较强势上升，到年末已经从年初的1：0·82上升到1：0·89，这可能正是美国在2002年开始筹划次年伊拉克战争的原因。
伊拉克战争后，欧元区经济再度陷入低迷，直到2005年下半年才出现复苏势头，进入今年，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势头更加明显，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2％，其中德国一季度增长率达到2·9％，是6年来增长速度最高的季度，这些都高出了欧洲央行原来的预期，也是欧洲央行去年12月和今年3月进行两次加息的原因，与此同时，欧元兑美元的汇率目前也已提升到1：1·29。
所以，欧洲经济复苏加美元贬值这两个因素同时出现，才可能是美国必须进行战争的原因。如果美国经济处在增长的强势阶段而欧洲经济处于低迷，国际资本即使流向欧洲而导致欧元出现强势，可能也是暂时的和较小规模的，因为国际资本的牟利性决定，它只会流向经济增长率高，从而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
在“冷战”结束前，欧洲与美国经济还可以说是一个整体，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还比较高，但是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欧元启动以来，欧洲经济的整合性大为提高，这突出体现在欧盟的内部贸易率从欧元启动前刚过60％已经提升到目前的80％。90年代美国经济在“新经济”带动下出现了长达10年的高增长，而欧盟国家为了启动欧元进行了强烈宏观紧缩，导致经济增长低迷，欧美经济周期开始出现分离趋势。进入新世纪前后，欧盟经济又受到了美国的两次军事打击，经济复苏的势头起而复落，而美国在“9·11”后靠制造国内的房地产泡沫，再度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强势，使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景气周期的分离更加明显。今年以来，欧洲出现了经济复苏的一系列明显表现，而美国经济在进入二季度后却出现了一系列增长率衰退的明显势头，例如4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只有13·6万人，远低于20万人的预期值。欧洲与美国经济涨跌互见，是引起国际资本在美欧之间大规模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当美国经济出现颓势的时候，也大多是美国使用经济手段制造美元强势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例如资本市场的泡沫化率已经很高，而利率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所以，关于会出现4年一场的货币战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由于欧洲经济有大约4年一度的景气循环周期，才出现了4年一场的“货币战争”。
这样就会迫使美国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国际资本流向，制造欧洲经济的衰退，同时给使用经济手段支持美元强势制造新的空间。可以想象，当美国在通过提升美元利率而使国内资本市场适度降温后，也导致国际资本外流，再用军事手段打得国际资本回头，同时大幅度降低美元的利率，一方面可以用降息制造出本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另一方面由于降息，给利率机制重新留出调控国际资本流动的空间。
因此可以预计，美国发动伊朗战争之日，就是美国大幅度下调美元利率之时。
三、这场战争怎么打？
目前国内外有关分析人士对伊朗战争的形式有许多猜测，也有许多争论。例如，是象上次伊拉克战争那样，是一场占领式的地面战争，还是用空中打击手段，对伊朗的核设施进修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如果是进行空中打击，为了对付深埋在地下的伊朗核设施，美国是会动用常规武器，还是会用到战术核武器？
目前有关伊朗战争的分析文章，还大多是从传统的战争思维出发分析问题，把清除伊朗的核设施作为美国要进行伊朗战争的目的。但如果把这场战争看成是第三次货币战争，则分析结论会有很大不同。
货币战争的特点是军事打击的对象不是本国的真正敌人，而是通过战争爆发的区位和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等，改变国际资本持有人对世界各主要资本市场经济增长趋势与资本安全形势的判断，其结果是导致国际资本离开敌国资本市场而流向本国，这就要求遭受直接军事打击的国家在经济或安全形势方面，与和本国争夺货币霸权的敌对国家或敌对国家集团有着紧密的相关性。
科索沃战争就爆发在欧洲的心脏部位，伊拉克已经和欧洲隔了个土尔其，伊朗则在伊拉克东边，与欧洲更远了，因此从区位看，美国打击伊朗不会有打击伊拉克的效果，更不如科索沃战争的效果。
伊拉克和伊朗都是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而欧洲的石油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海湾，打击伊拉克可以关住欧洲的石油龙头，打击伊朗也有同样效果，所以通过伊朗战争改变世界的石油供求形势，是一个重要的战争机制。但美国也是石油消费大国，而且是世界第一的消费大国，除非在战争开始后，美国对进入欧洲的石油进行单向封锁，否则在通过减少欧洲的石油供应和打高油价而破坏欧洲经济繁荣的同时，美国自己也要受损，但若对欧洲进行单向石油封锁，美国打击欧洲经济以及欧元强势的目的，就会从清除伊朗大杀伤武器这个公开的战争目的背后浮出来，美国就会在全世界人民和本国人民面前输了理，货币战争也许将会演变成美欧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这不是货币战争的目的。所以，通过战争改变世界石油供求形势再来改变欧元的强势，可能还不是美国最好的选择。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在美国已经传出了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伊朗的声浪。在上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大量使用了贫铀炸弹，这种炸弹虽然不是核武器，但对环境仍有明显不良影响。最近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三年后，英伦三岛的20多个环境监测站还能监测到三年前那场战争所形成的贫铀炸弹造成的放射性漂浮物，这是因为欧洲大陆主要受长年来自地中海南风气流的吹拂，因此欧洲大陆会受到海湾地区漂移过来的放射性污染气体的覆盖。
美国目前已经研制成功了两种核钻地弹，即B61—11型与B83型，爆炸当量从300公斤到200万吨不等，如果在伊朗战争中美国使用了这些战术核武器，就会在欧洲大陆上空造成面积宽阔达上百万平方公里的放射性阴云，并且会在数年内长期难以消散，这对欧洲大陆经济增长和欧元的强势，至少在2～3年内产生极为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国为打击伊朗的核能力而使用战术核武器有充足的理由，其使用的结果又可以达到保卫美元霸权的目的，因此我猜测美国在伊朗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成数是很高的。
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不会象上次伊拉克战争那样，对伊朗进行地面进攻和军事占领，这是对伊朗战争的另一个猜测。从科索沃到伊拉克又到伊朗，美国为保卫美元霸权所进行的货币战争，离欧洲本土是越来越远了。美国需要在欧洲的周边地区保留一个能随时找到借口动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周边还有，例如叙利亚、利比亚等，但却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在反美态度的坚决程度、拥有的石油生产和出口能力，以及具备大杀伤武器可能的程度方面，叙利亚和利比亚都不能和伊朗相比，美国要发动打击欧元的货币战争，既要说服国际社会，也要说服国内民众，这个借口也不好找，因此美国可能不会通过战争方式强行把伊朗现政权改变成一个亲美政权，而是可能是仅通过空中打击，包括投几棵核钻地弹而达到了改变国际资本持有人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良好看法就收手，然后等待下一次打击欧元需要出现的时候再行来过。由此看，伊朗战争也会是一场短时间的战争，而不可能打成“持久战”。有人说伊朗是海湾地区的军事大国，这个骨头美国啃不下来，因此不会对伊朗也进行地面军事入侵和占领。但是如果看到在两伊战争中，伊朗与伊拉克打了个势均力敌，而美国能轻松拿下伊拉克，说美国没有军事占领伊朗的能力，是看走眼了吧？
四、再谈“扰乱欧洲、稳定亚洲”
我在2003年1月所写的分析文章《海湾战争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原因与前景分析》中曾提出，美国当前的国际战略，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成是“扰乱欧洲、稳定亚洲”。我认为美国当前的国际战略核心内容仍然没有改变，因此伊朗战争对亚洲与中国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甚至还会带来些好处。
欧洲拥有全球唯一可与美国相比的货币财富，其资本市场的规模也与美国差不多。欧元统一把欧洲原来散乱的货币财富整合成一团，由此形成了全球唯一可与美国争夺货币霸权的实力，如果美元出问题，唯有欧洲的资本市场有能力承接从美国流出的庞大国际资本，这是美国要连续发动三场针对欧元的货币战争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美国争夺货币霸权的落脚点，是为了通过支配全球的主要货币财富来保持基本吸纳全球物质产品净剩余的能力，而在目前阶段，全球的物质产品净剩余主要产生自东亚地区，这就决定了美国在运用战争手段扰乱欧洲的时候，不能因此而破坏了东亚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稳定，否则由于打断了来自亚洲的物质产品供应链，保卫货币霸权的战争就没有任何意义。
国际社会目前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即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越拉越大，而东亚地区的净储蓄越增越多，这和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的贸易平衡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背景下，这种全球经济失衡，实际是被美国与东亚之间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新均衡关系所取代的，即美国不断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东亚不断增长的净储蓄，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对应于东亚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这样就形成了这种新均衡关系的两个支撑点或两根柱子，一个是东亚各经济体的内需增长必须低于其总供给的增长，另一个就是美元必须保持全球货币霸权。
从支撑全球新均衡的第一根柱子看，东亚各国虽然也在进行扩大内需的工作，但是长期的高储蓄习惯不可能很快改变。此外，从东亚地区净储蓄增长速度最快的中国看，由于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而纠正这个趋势涉及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变革的配合，不是个短期甚至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东亚地区和中国净储蓄的高增长态势至少还会持续8～10年时间，这就给世界经济打破传统的均衡关系，继续朝向新均衡的轨道上发展提供了空间，也给美国与东亚和中国继续深化储蓄与需求的新国际分工关系的拓展提供了空间。
从支撑全球新均衡的第二根柱子看，就是美国有否能力保持本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及其美元持续的坚挺。由于东亚与美国的新均衡关系是表现为贸易与货币这两个互相关联的流程，一个是东亚将净储蓄以贸易顺差形态向美国输送并取得美元，另一个是将通过贸易顺差所获得的美元在投向美国的资本市场，换取美国的金融资产，所以如果美国有能力保持国内资本市场的繁荣和美元的坚挺，东亚各国也认同美元资产是本地净储蓄的最佳保存形态，就会继续这种与美国的新分工关系，美国就会与东亚越走越近。否则一旦美元长期走贬，甚至爆发美元危机，美国与东亚之间现存的货币流程就会发生改变，东亚地区就会将从对美贸易中所取得的外汇收入转投到欧洲，也会将外汇储备形态从以美元为主转换成以欧元为主，最终则会由于货币流程的改变导致贸易流程的改变，即把贸易顺差方向从以美国为主调整到以欧洲为主，在美国与东亚之间的新均衡关系就会被东亚与欧洲的新均衡关系所替代，东亚就会与欧洲渐行渐近，而与美国渐行渐远。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必须把“扰乱欧洲、稳定亚洲”作为国策。扰乱欧洲的目的是为了保卫美元的货币霸权，而稳定亚洲则是为了巩固美国与东亚的储蓄－需求分工关系，保持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美国的物质产品供应链不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支撑全球经济新均衡的这两根柱子的关系从经济层面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就是美国的新国策“扰乱欧洲、稳定亚洲。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在进行伊朗战争的时候，必须考虑在打击欧元的时候，尽量不妨害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其东亚对主要能源与矿产资源的全球性需求。如果美国为进行伊朗战争，会在较长时间例如超过一年时间内严重影响了东亚对能源的需求，则会因为东亚的能源供应链断裂，也导致美国的物质产品供应链断裂，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我判断美国将要进行的伊朗战争，不可能是对海湾的国际石油通道进行长期封锁，通过拉高油价或全面封锁海湾石油供应来打击欧元，而可能是使用战术核武器。
美国通过伊朗战争打击欧洲经济的复苏势头，会在若干年内减低欧洲经济对国际资源的需求量，在东亚和中国处在高速经济增长而对主要国际初级产品资源需求不断上升的时候，对东亚经济增长有一定好处。
欧洲经济增长在战争后再度陷入停滞，与美国的关系也会陷入紧张甚至是明显对立。欧洲目前对美国还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差，这部分商品需求可能会有部分转到东亚和中国，也有有利的一面。
虽然美国为了稳定本国物质产品供应链要保亚洲的平安，并且不希望能源、矿产等国际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过大，但如果美国的资本市场情况不好，欧洲经济又在伊朗战争影响下重新走入低迷，庞大的国际资本还是会缺乏出路。近年来大量国际资本开始冲入商品期货市场，导致油价冲破75美元、金价冲破750美元、铜价冲破8000美元，可以预计，在伊朗战争中不仅国际主要能源和金属商品期货的价格会更高，国际投机资本也可能会冲击到农产品期货，这对东亚和中国经济必然产生巨大影响，是我们必须想到和有所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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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为“伊朗战争猜想”，是想从货币战争的新角度分析美国会如何策划与进行这场战争。总的观点就是，伊朗战争将是一场非地面入侵式的战争，是一场以空中打击为主的战争，并可能是一场二战结束以来首次使用核武器的战争。
对美国来说，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如何把军事、经济、政治与外交手段结合起来搭配、交替使用，以保卫美元的货币霸权，也是一个新课题，也要不断进行学习和演练。由于美国在经济领域需要面对太多的危机性问题，把美国的政治精英人物想象成是具有丰富的货币战争经验的一群人物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理性分析仍可能与现实情况有很大的差距。缘次，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200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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