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高收入的并不高，而是低了。我指的是通过个人能力和水平，通过科研、管理、做学问、教书，这样的人才他的收入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对于这一部分人，如果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由市场来推动，要迅速和国际接轨，有特长的人才的收入是需要提高的。另一部分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尤其是农村至少有50%的失业人口，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必然导致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价格降低。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护理工工资是250元钱，这么低的工资也没有哪一条法律来约束，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来应聘的还是趋之若鹜。在这种廉价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必然会冲击现有的企业中已经就业从事一些简单劳动的劳动力的价格。在伊拉克遭绑架的中国人在被释放之后竟然拒绝回来，跑了，因为尽管在伊拉克有生命危险，但是收入要高一些，可以偿还欠下的债务。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我认为现在中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发展的潜力严重不匹配。比如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几乎全部属于过剩，而现有农业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就完全能维持现有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城市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由于城市化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的潜力不匹配的，从而导致了城市化的聚集效益产生的第三产业不发达。一亿或一亿五的农民进城，对市场，特别是低端市场形成了冲击，但是对消费品市场没有形成和人数相匹配的拉动，导致了一方面是高端人才按照市场化的需求应该是进一步的涨工资，而低端劳动力由于严重的供大于求而工资很低。通过转移支付解决这么庞大的低端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在一定时期内，消费农副产品的价值量一般相对来说是定量，比如说每年一万亿，你生产了高级牛奶了，销售就成了两万亿了。对于农民而言，我认为科技致富、科技兴农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它只是使得率先采用先进技术的农民致富，有可能导致另外一部分的农民的产品价钱更便宜了，比如西红柿可能一毛钱拉一车。中国出现了非常独特的现象，农民工大量进城，同时他的家庭还在农村，房子的土地仍然占用，原来耕种的土地由他的老婆和亲戚代为耕种，也没有形成农村集约化的经营，既冲击了城市的就业市场，也没有实现收入的增长。     我认为现在主要是政策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每年有1800万到2000万人口转入城市，怎么能够有效的解决城市化加快发展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户口问题，还有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与农民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会有助于在保持收入有合理的差距的情况下，使得绝对贫困的数量逐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