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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下)
作者:林毅夫    发布:2006-08-21    阅读:10368次   
    第四章国企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第一节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剥离政策性负担,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

 回顾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从早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到后来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逐渐从提高微观激励机制向产权层面的改革过渡。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三年脱困的努力,国有企业当前的局面已有所改观,但是,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的总体情况仍然不能令人乐观。

 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矛盾论》当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向想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必须找准制约国企绩效的根本原因,并对症下药。而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策性负担”就是国有企业所面对的最主要矛盾。

 1、政策性负担是国企面临的主要矛盾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企业在有政策性负担的状况下,就会出现政策性亏损,政府对政策性亏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企业,政府都必须给予政策性的优惠或补贴。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分不清楚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企业经理人员会利用信息优势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而政府既然无法推托对政策性负担所承担的责任,也就只好把企业的所有亏损都承担起来,以致出现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企业经理人员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降低,而且利用职权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也难于监督而不可避免。同时,企业不断向政府要政策、要优惠、要补贴;握有给予企业这些政策、优惠、补贴的政府官员也会反过来向企业要各种好处和贿赂。

 如果政策性负担不剥离,任何改革包括私有化,都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前苏联在把所有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以后,预算软约束丝毫没有缓解,给予企业的补贴不减反增,即是明证。同样,韩国的大企业集团都是私有,但在政府号召发展资本密集度和技术水平超过其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情况下,政府同样必须给予响应政府号召的企业以各种补贴和优惠,而使这些大企业集团具有预算软约束,并成为1997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于剥离政策性负担。在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以后,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应该赚得正常利润,如果企业的利润水平低于正常利润,那么必然是经理人员的能力或操守的问题。只有剥离政策性负担,才能克服大型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并据以制定能使经营者和所有者激励相容的奖惩制度。

 从这里的分析可见,要想使国有企业改革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要想使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得到一个发挥全部作用的支点,要想彻底根除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就必须剥离国有企业的各种政策性负担。

  2、“十五计划纲要”和剥离国企政策性负担

  消除政策性负担,使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经过20多年的探索,这一改革策略在2001年九届人大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于剥离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问题,“十五计划纲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划。首先,《纲要》第十八章的前言中指出,“‘十五’期间要基本建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关键在于社会保障体系要独立于企业。只有以统一的费率和尺度向所有的企业征收社会保障资金,才能够彻底消除国有企业以养老、保险社会负担的苦乐不均为借口而寻求软预算约束的源头。另外为了弥补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保障基金历史欠账,《纲要》第十八章第二节还指出要采取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在内的多种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实际上目前已经开始在新股发行时,通过减持国有股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其次,针对国有企业承担的医疗、教育等社会性职能,《纲要》的第十八章第一节提出要“按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全面推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第十九章第四节并提出,要“加强社区组织和队伍建设,扩充社区管理职能,承接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剥离的部分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

  除了这两方面的社会性负担之外,另外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冗员下岗。就此,《纲要》提出要“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把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纳入失业保险,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同时,因为国有企业冗员下岗正好与我国人口峰值的到来、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交织在一起,就业压力问题会更趋严重。

  针对包括国有企业的冗员在内的就业问题,《纲要》的第十八章第一节提出,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企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扩大劳务输出。“毫无疑问,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大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缓解就业压力、改善收入分配的根本保障。

  对于解决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过度密集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从理论来说,可以根据国有企业产品和国有企业自身的特性,采用四种不同的策略:

  (1)对于其产品是国防上绝对必要,而又不可能从国外取得相应产品的国有企业,尽管其资本密集度高,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但是其产品既然不可或缺,也就只能继续依靠财政拨款支持其生产、经营,其实,这类企业的数量不会很多,在任何国家也都只能靠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其生存,在我国自然不会是例外。

  (2)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但其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合资,以取得资金、技术,或是直接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市,来克服我国资本相对短缺,资本的价格相对高的比较劣势。

  (3)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而其产品已经没有国内市场,但拥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并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的经验和技术的企业,可以扬长避短,靠其人力资本的优势,转产有很大国内市场而在技术上又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品。

  (4)对于那些产品没有国内市场,也没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国有企业,只能是破产,将其支配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其他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业。

  “十五计划纲要”对于这四种改革策略都有了明确的规划。《纲要》第十六章第二节中指出“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同一章第一节则主张“少数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可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纲要》第十七章第三节则提出“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发行股票,……,努力降低筹资成本,……”。《纲要》第十六章第二节针对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提出“积极探索各种有效方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在技术政策上《纲要》第四章的前言则强调要“重点强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的布局上,《纲要》第八章第四节提出“要打破行政分割,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地区经济关系。改变追求经济门类齐全的做法,发挥比较优势,发展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防止结构趋同。”对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纲要》第四章第四节提出“积极支持和促进东北等地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和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其基础雄厚、人才聚集的优势,结合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地区布局,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和企业,有条件的地区要成为新的装备制造基地。”同时,《纲要》第四章第三节也主张“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部分行业过剩和落后的生产能力。”而对于连年亏损、改造无望的国有企业,《纲要》第十六章第一节则主张“继续执行现行的国有企业兼并破产政策,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

  按上述《十五计划纲要》中所提出的方针,确实落实,也就能剥离国有企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和战略性政策负担,使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这样,企业经营好坏的责任完全在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国有企业的预算才能硬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员市场,发展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才有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第二节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金融改革无疑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中国已经加入WTO ,按照WTO 的具体条款,金融领域的开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是,现今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还显得非常孱弱: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扭曲的股票市场,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亟待完善的监管框架和金融法制建设,都使得入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改革更加显得刻不容缓。

  中国金融体系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也根源于国有企业问题。同国有企业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也承担着“政策性负担”,那就是向国有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为国企改革服务。比如,中国的银行体系很长时间都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承担着向国有企业提供政策贷款的任务,而政府建立股票市场的初衷也是为国企改革服务。金融体系的很多问题,比如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高度集中的金融结构,扭曲的股票市场等等,都根源于金融体系承担着本不应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而且,同国有企业的情况一样,这些政策性负担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业绩和资产质量,也会带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不能够根除国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政策性负担,那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体系内生的体制性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金融系统的长期发展,我们还必须关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金融体系,无论是它最初的产生还是后来的发展,都来自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考虑最优金融结构时,就不能不考虑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各种金融安排的特性。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劳动力相对富余、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而劳动密集性的中小企业也必然成为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为经济增长做出主要贡献,所以,建立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目标。

  1、剥离银行政策性负担,真正实现商业化经营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引起的: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而国有企业由于经营困难或其他原因,拖欠、不还银行贷款,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银行在政府的干预下会继续向这些国有企业贷款,致使不良贷款的规模越来越大。

  以上是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分析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银行系统的巨额不良资产也同银行本身的经营有关。与国有企业类似,银行在政府的干预下,承担着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的政策性负担,这也会引起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有银行必然会存在由这些负担造成的亏损,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无法分清银行经营不善或亏损究竟是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还是由于管理者经营不善造成的,这便会引起银行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银行管理者有动机将银行业绩不佳或亏损的原因都归结为银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常常能看到国有银行的管理者偏离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最大化利润并控制风险,银行的管理者往往只满足于完成政府的指令性任务。比如在94年银行商业化改革之前,国有银行(中国银行除外)的存贷比普遍高于100%,也就是说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高于存款余额,这对于真正的商业性银行来讲是不可想象的。而2003年上半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速度增加得非常快,同前几年“惜贷”的情况产生强烈对比,这虽然有经济形势好转的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却来自于政府要求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每年降低2-3%的指令,这种不计风险扩大放贷的做法虽然有助于银行实现政府目标,但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进一步增加银行系统的风险。

  国内现在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讨论非常多:比如进行股份制改造、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这是同银行内部的经营管理机制相联系的;又比如,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这是从补充银行资本金、降低金融风险角度出发的;还有的,希望政府再一次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以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压力;再有,就是建议国有商业银行分拆。尽管这些建议是从不同角度针对银行的问题提出的,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如果不消除银行的政策性负担,不消除政府对银行经营的干预,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及内部治理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要解决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增量问题,首先需要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负担,不让国有银行对其经营亏损有可以推脱责任的借口。然后,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本身的内部治理问题。

  2、股票市场改革的方向:提高上市公司的自生能力

  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不能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股票市场对我国的市场制度建设至关重要。

  如同我们前面分析的,中国股市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都缺乏自生能力。针对中国股市层出不穷的问题,国内很多人认为是由于监管不严造成的。的确,由于金融交易天生的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特别严重,没有严格的监管,金融市场就特别容易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确实是个关键问题。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不具有自生能力,或是其母公司还具有社会性或战略性政策负担,股票市场就只能作为这些公司圈钱的工具,要加强股市的监管将如缘木求鱼。

  解决我国当前股票市场问题的治本之道在于按照剥离社会性和战略性政策负担的思路,对上市公司,包括其母公司进行改革,使其具有自生能力,只要正常经营就可以预期这些企业能够获得正常的利润率;同时,让更多具有自生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和三资企业上市。这样监管部门才有可能真正进行有效的监管,散户和基金也才能够长期持有股票获得投资回报,股票市场上的过度投机、炒作的情形才能改善,散户和基金也才会真正关心上市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惟有这样,股票市场才有可能为上市公司的治理、为资金的有效配置、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建立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

  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贡献,是大家所公认的,无论是对GDP 的贡献,还是解决社会就业,中小企业都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

  然而,现有的金融结构十分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融资难”也日益成为阻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对金融结构的调整也显得势在必行,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起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

  在我们考虑最优的金融模式或金融结构时,我们必须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实体经济的特性,具体而言,是经济中的企业的规模、生产活动和风险的特性;二是各种金融安排的特性,比如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大银行与中小银行等等。然后,我们将这两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对最优的金融结构做出判断。

  由于我国的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富余的要素禀赋结构在短时期内不会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中小企业,将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并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主要的贡献。而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来自于银行,同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16].所以,我们需要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银行,而建立一个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也应当成为我国金融体制建设的重要目标。

  1998年以来,虽然社会各界对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呼声与日俱增,但人民银行对仍然其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90年代末中国有大批的信用社由于经营问题而爆发挤兑风险,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最后都被人民银行关闭,比如海南发展银行便由于接管大批经营不善的地方信用社而倒闭。

  人民银行始终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信用社这样的小型金融机构便是“高金融风险”的同义词,所以对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始终持消极态度。

  第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潜在的金融风险很大。由于四大行存在巨额的不良资产,所以这些银行都面临着巨大的流动性压力,如果没有充足的银行存款,银行非常容易发生挤兑危机。为了给四大行减少竞争压力,人民银行也一直不放开银行的准入限制。因为一旦有新的银行金融,便会发生储蓄分流,也就会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更容易暴露它们的金融风险。而这些银行一旦发生挤兑,那么对整个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的情况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已经向中心城市收缩,县以下的分支机构几乎都被撤并(农行除外),银行纷纷出现“惜贷”的情况;另一方面,现在县以下的主要金融机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却大多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新一轮的信用社改革还没有正式展开。

  所以,农村地区和众多的中小企业就很难得到正规的金融服务,这极大的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在近一两年,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和改革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比如,在2001年底,根据朱镕基总理考察江苏农村金融的指示,人民银行在江苏展开了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工作——在张家港、江阴和常熟分别建立了农村商业银行。这些由原来的信用社改革而来的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完全脱离了信用社的组织形式,并允许民间参股。当时便出现了很多农民和私营企业家争相入股的情况,而且建立近两年来,这几家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都比较好。但是,在推进中小银行改革时,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发展中小银行的目标是为了“补课”——为了给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提供完善、高效的金融服务,而不是为了改造经营绩效差的信用社或四大国有银行的分支行。我们不能给新成立的中小金融机构添加任何政策性负担,否则便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改革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中小金融机构改革要成功,除了必须明确其功能和定位外,还必须清楚认识中小金融机构的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高,监督也要更为困难,如果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监管体系,经营者很容易发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引起金融风险,这一点在90年代末信用社的一系列危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加强外部的监管。

  第三,除了外部的监管,我们还应该保证有足够的内部利益的驱动,使经营者有足够的动力去规范他们的行为。一个方法是限制发放经营执照。在这个问题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特别强调,必须让这些中小银行有相当程度的垄断,因为有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就有一定的垄断利润,那么这张执照是值钱的。另一个方法是要求经营者自己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作为“抵押”,这样也会产生足够的激励。

  第五章大陆的金融、国企改革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处于困境中的香港经济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以惊人速度保持了长期增长,创造了亚洲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经济却陷入了困境之中,经济增长速度急剧回落,1998年香港GDP 甚至出现了-5.3%的负增长。表5-1对香港近几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做了统计,它基本上反映了香港经济近几年的主要趋势:GDP 增长放缓,2001年和2002年按不变价格初步统计的GDP 增长率分别为0.6%和2.3%;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还在增高,2002年的失业率高达7.3%;楼宇售价大幅度下跌,消费物价指数连续走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对外商品贸易也增长乏力。



  香港经济的放缓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首先,从外部因素来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经济,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各经济体遭到了沉重打击,香港经济也在危机后的1998年出现了几十年未有的负增长;98年后的香港经济处于逐步的恢复阶段,并在2000年GDP 实现了10.2%的高增长;但在2001年,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将近10年的“繁荣”之后,经济陷入衰退,随之全球经济形势也迅速恶化,“9.11”事件更是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2001年,素有香港经济火车头之称的对外贸易出口受到相当大的打击,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失业率继续攀升,这使得刚刚出现复苏苗头的香港经济又陷入困境之中。

  其次,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使得香港经济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发展潮流。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香港传统的优势行业,比如转口贸易、金融业和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都不景气,而房地产价格也是一跌再跌,投资者和市民损失惨重,严重影响了消费者信心。在传统的优势产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由于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问题,新经济体系形成的条件又未成熟,特别是由于人才及产业结构等因素的限制,香港经济向高增值产业的转型出现了很大困难。

  香港近几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这些基本上都属于结构性的失业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吸引下,香港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几乎全部转移到了内地,这就使得香港本地的很多低技术劳动力很难找到就业机会;而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水平的低下,香港的很多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行业又缺乏足够的高素质人才。从香港目前的就业结构来看,高附加值产业低就业与低附加值产业高就业的特征相当明显。对于高增值服务业的就业要求,可以通过人才引进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整个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低技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却很难解决,因为低技术劳动力很难通过教育或培训转移到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

  香港经济现在又面临一次痛苦的转型,而香港也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找准自己的定位。

  第二节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新定位:从中介走向融合

  1、香港经济的发展历程与产业转型

  回顾香港经济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会发现,香港经济的每一次大的发展都同祖国大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香港的工业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之前,香港经济一直是以转口贸易为主导产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由于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业务急剧萎缩,香港的生存面临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大陆解放前夕,大量的资本、技术、生产设备和劳动力从内地流向香港,这些资本和人员为香港带来了内地,尤其是上海和江浙一带,从事轻工业生产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为香港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香港作为一个城市经济,本身既缺乏资源也缺乏市场,所以香港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外向型和出口导向的道路。1959年,香港产品的出口值首次超过了转口贸易值,占出口贸易总值的69.6%;1970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9%,成为最大的支柱产业,至此,香港经济实现了第一次产业结构的转型(李延振,2001)。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带动下,香港的其他行业——航运、金融、房地产、旅游和其他服务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制造业已经步入成熟期,以轻工业消费品为主的香港工业产品,随着全球市场的迅速开拓和需求的急剧增加,以香港的弹丸之地和有限的劳动力,已经无法适应其发展的需要。而祖国大陆在70年代末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积极吸引外资到大陆投资建厂,这正为香港制造业的向外扩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80年代开始,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的向内地搬迁,到目前为止,香港的制造业基本上都已“北移”,依托内地广阔的土地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香港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随着制造业的北移,香港本地的制造业日渐势微,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香港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第二次转型。表5-2对香港目前本地生产总值的构成做了统计,由之我们看到,香港制造业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1970年的30.9%下降到了2001年的5.2%,服务业的比重在2001年高达85.6%;在服务业中,又以金融、贸易、旅游和房地产的比重为大。



  2、从中介到融合——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重新定位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祖国大陆息息相关,无论是最初的工业化还是后来的制造业北移,香港经济都从大陆受惠良多。但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在大陆与外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香港都承担着重要的“桥梁”与“窗口”作用。香港所扮演的这种“窗口”角色,一方面促进了大陆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又使香港经济分享了大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成果。

  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 ,香港所扮演的传统的“窗口”作用必然会削弱。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加入WTO 之后,外资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而中国的产品也可以更方便的出口到其他国家,香港传统的中介地位必然将被削弱。而另一方面,大陆经过2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和香港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香港的传统优势地位也要受到这些新兴城市的挑战。实事求是的讲,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原来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亚洲四小龙的地位都必然会出现相对的下降,从汉城到台北、从香港到新加坡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香港必须重新思考她同内地经济关系的定位。从长期的发展趋势看,香港必然要面对来自于外部和内地的更激烈的竞争,香港传统的“窗口”作用也必然要随着中国的“入世”而减弱。在传统的中介地位不断下降时,香港就必须考虑她与内地经济关系的重新定位。在这里,我们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向应该从是“中介”走向“融合”——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同内地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

  香港是一个发达的城市经济,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在许多积累了自己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并不是内地在短时间内能够赶上的。所以,如果在双方的努力下,香港能够将自己的这些优势同内地经济更好的结合起来,那么无疑对内地和香港经济都大有好处。比如,虽然香港的制造业已经大举“北移”,但香港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却没有很好的同大陆经济融合起来,当然,这与制造业的情况不同,因为象金融、电讯这样的服务业在大陆是受到很多政策限制的,外资不能轻易进入。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就是,中国服务行业的整体水平很差,而在WTO 的框架下,这些行业的开放迟早都要变成现实;而香港经济经过长期的发展,在服务行业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并且香港与大陆有共通的文化传统和语言,香港商人通过长期的经济合作对大陆的情况也很了解,这些都是香港进入大陆市场所具有的优势。此外,香港还具有资金优势,大陆经济总体上还是一个资金非常稀缺的经济,而的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中小国企的产权改革,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这些都是香港可以利用的机会。另外,香港还可以从大陆引进各种专业人才,以满足香港本地高技术行业的人才需求;香港也可以通过在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建厂,来解决香港本地的低技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事实上,在整个东亚都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之时,香港确实具有背靠祖国大陆的独特优势,而且中央政府也倾向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和WTO 的框架下,尽可能照顾香港的利益。在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的第五份施政报告中,他也反复提到开放内地到香港的旅游安排、开放内地专业人士到香港工作,以至于两地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等。这些都是两地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良好开端。

  第三节内地国企、金融改革带给香港的机遇

  但是,香港经济和大陆经济要想实现真正的“一体化”,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大陆的经济必须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香港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政府实行“积极不干预”的政策,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而大陆仍然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经济中的非市场化因素比较多,存在这样那样的扭曲。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融合在一起,便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一体化”。只有大陆取消各种保护和扭曲,实现经济的完全市场化,大陆和香港的经济才能真正一体化。而大陆经济要想实现真正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

  从前面几章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了由于国有企业问题和金融体制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各个方面的扭曲。经过20多年改革和探索,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正沿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而WTO 的加入也将加快中国市场化的步伐。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具有自己巨大的优势,能够为大陆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做出积极的贡献,推动大陆经济体制向市场化的转型;与此同时,在现在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陆的国企和金融改革也能够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1、国有企业改革给香港带来的机遇

  如前面所谈到的,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正处于战略性的布局调整之中,在国家“抓大放小”的政策方针下,必然会出现国有资产加速向大中型国有企业转移,中国也会出现更多的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而国有中小企业则会通过兼并、破产或转制等方式,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这些都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方面,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进行融资,而作为紧靠大陆的香港,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香港近两年不断修订市场监管规则、完善管理,并且积极引进最新资讯科技成果,并对创业板上市规则做出较大修改,为的是吸引更多内地企业来港上市。而事实上,很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和一些科技企业也正是将香港作为它们海外上市的首选地点的。比如,在2002年,中国银行集团旗下的中银香港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全球招股约23亿股,集资总额达195亿港元,是香港2002年最大宗招股集资活动。内地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无疑会对推动香港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香港的企业家也可以利用他们的资金优势,积极参与到国内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来。中小国有企业转制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的支持,而这些企业大多都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符合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所以很多企业只要认真经营,产品还是很有前景的。在很多地方,中小国有或集体企业的改革都出现了“靓女先嫁”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些原本经营状况就很好的企业率先进行了转制。所以,在中小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过程中,香港的企业家可以发现许多的投资机会。

  2、金融体制改革为香港带来的机遇

  香港的金融服务业非常发达,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及基金大多在香港设有办事机构,香港本地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也很发达,很多金融机构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已经积累起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人才和技术优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无疑是中国内地通往国际资本市场的便捷通道。展望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大陆的金融改革能够为香港提供很多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中国大陆的金融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行业现在已是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而香港的金融业在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已经有了先发优势:在大陆金融服务市场仍只是试点开放的时候,港资银行便已捷足先登,成为在大陆开设最多营业性金融机构的地区之一;并且,香港获得大量与内地有关的金融业务,包括与在内地的同业的资金调拨,为机构和企业提供贷款,等等。再加上香港与内地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两地长期经济联系所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香港金融业在进入内地市场,与其它外资金融机构竞争时,便具备了一些有利条件。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华南各省,有大量港资公司以及与香港交易频繁的内地厂商,而这些公司都是将来内地金融完全开放后香港银行的潜在客户。

  其次,在目前WTO 协议所允许的保护期内,人民银行已经允许外资在一定的比率范围内入股国内的银行;而银监会成立之后,更是加快了这方面改革的步伐,并拟将通过《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规定》,明确反映出监管机构鼓励外资进入中资金融机构的动向。这无疑也为香港银行业提前进入内地金融服务市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参股内地中小银行,比如,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 )就已经参股了上海银行和南京城市商业银行,而花旗银行也在2003年初购入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的股份。此外,还有不少的外资证券机构,通过与内地相关机构合资建立基金、证券、保险公司的方式,设法提前进入中国大陆市场。香港的金融机构也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加快进入内地金融服务市场的步伐。

  另外,如同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小企业融资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难题。而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具有优势的中小金融机构,在内地又发展不足,这使得在内地出现了许多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将业务向中心城市收缩,并撤并县以下分支机构的情况下,中国县以下的金融服务便出现了很大的空间。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如浙江的温州,地方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甚至于在一些地区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下,这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都是香港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可以投资和合作的对象。一方面,香港的银行有资金有技术,另一方面,内地的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金融机构有市场,现在内地的政策允许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机构,所以如果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妥善经营,一定能实现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香港的金融机构如果想通过参股提前进入内地市场,目标并不一定要指向那些二级银行,实际上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和农村信用社也是潜在的很好的投资对象。

  第三,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及的那样,在WTO 条款的压力下,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步伐必然要加快,金融体系的各种问题也迫切需要得到及时的解决,提高内地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也成为了金融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大陆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都不长,并且缺乏足够的高质量的金融专业人才,所以在进行金融改革时,迫切需要学习国外金融改革的先进经验,而香港金融机构和金融咨询机构无疑是满足内地这种要求的最合适的候选人。香港金融业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众多的专业人才,而且香港与大陆语言相通,位置相临,有具备共同的文化传统,所以香港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咨询机构能够为大陆的金融改革提供更加便捷的技术支持、人员培训、以及业务合作的项目。

  总之,内地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能够为香港带来很多的发展机遇,但是,这些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因为随着大陆经济开放步伐的加快,香港必须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才能把握这些机遇。并且,也只有大陆的国企和金融改革实现真正的成功,大陆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香港经济才能真正的通过与大陆经济的“一体化”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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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及《中国统计年鉴》

  [2]自生能力(Viability )是根据一个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的: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

  [3]经营性国有资产包括一般工商企业、金融保险企业、国有境外企业和各类建设基金四个部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主要是指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

  [4]本部分关于国有企业战略调整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张卓元、路遥(2003)

  [5]详见本章第三节的分析。

  [6]这里的债券统计并不包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所发行的、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债券。

  [7]关于直接与间接融资特点的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考林毅夫和李永军(2000)。

  [8]更详尽的叙述请参考林毅夫等(1999);

  [9]中国投资银行1999年3月并入国家开发银行。

  [10]存贷比: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率。

  [11]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甚至超过爆发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商业银行。比如,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为7.9%、马来西亚为6.4%、印度尼西亚为17%

  [12]海南发展银行也在这一时期被关闭。

  [13]参考199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条例”第18条。

  [14]从80年代中期起,企业债的发行是受人民银行控制的,而后这一权力下放到了省一级政府,地方政府往往批准那些和政府又密切联系的国企的企业债发行计划,而其中很多企业并非合格的债券发行者。大量的企业债无法按期偿还便引起社会动荡。1993年,中央政府将这一权力重新集中,并由国家计委来审查企业债的发行。

  [15]1999年8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但是,完全消除银行间回购市场与交易所回购市场间的分割仍需采取进一步措施。比如,逐步放宽对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市场的资格限制。

  [16]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考林毅夫、李永军(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