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出现新的投资高峰后，我曾多次写文章指出，由于市场深化和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国在本轮投资高峰过后可能会出现首次生产过剩危机。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3.3％，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8.2％，净出口比重也上升了2个百分点，并且在当年开始出现了前期高增长的产业价格与利润下滑、产量增长停滞的局面，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过剩危机即将到来的前兆。今年一季度，投资继续大幅度增长了27.7％，是消费增长率的一倍，全年投资率则可能首次突破50％，说明由分配所导致的生产规模过大与消费规模过小的矛盾仍在继续发展，这些经济运行态势是否说明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将不可避免，会在2007～2008年之间爆发呢？
　我在密切跟踪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引起了我思考，就是去年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产业和利润增长幅度最高的产业，竟然是消费类的产业。在前者，排在前10位的产业中，有5个是消费率产业，而后者中有6个消费率产业。今年头4个月，在城镇投资增长率中，从制造业看，在超过60％增长率的13个产业中，又有9个是消费率产业，其中超过90％增长率的5个产业中，有4个是消费率产业。是国内的分配矛盾有所改善，消费率明显上升，从而由国内消费需求拉动了投资吗？显然不是如此，再看看这些消费率产业，基本上都是一些面向出口的产业群，如纺织服装、毛绒玩具、家具等，这就说明，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投资的高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国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所带动的，甚至可以说，是外需在拉动中国投资的高增长。应该说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由于外需在中国经济增长格局变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出现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格局的原因，就只能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去寻找。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所谓“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这种失衡的主要标志，就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逆差，有可能引发美元崩溃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全球经济失衡，是被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关系所代替的，这就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对应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日益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东亚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美国的需求增长对应于东亚与中国的供给增长。
　　这种新全球化格局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基本上是呈相互隔绝的经济发展格局，在发达国家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因此出现了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部的水平分工体系，而大量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无法融入这一体系中，也由于冷战时代东西方的对立，而“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东方”国家靠近，限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此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分工圈”和“垂直分工圈”，即发达国家间仅在彼此之间进行工业制成品的投资和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仅进行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交换，这样就导致在南、北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差距。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价格也随之提高了，比如以美国与中国比较，可用于工业化发展的平地资源按人均计算，美国比中国要丰裕得多，是中国的25倍以上，但直到今天美国的城市地价平均约为500美元/平米，中国则仅为1200元人民币，相差3倍以上。按理说稀缺的资源应该价格高，但中国的地价却比美国低得多，就是因为中美在二战后的长时间中，经济体系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高低悬殊的价格体系。反观与美国同处于一个经济体系的日本，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城市地价水平就上升到6千美元/平米，就是要素稀缺程度在价格体系中的正常反映。
　冷战结束后，由于原因东方国家纷纷转入市场经济体系，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立即展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面前。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的新潮流，由此形成了目前所说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2004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跨国直接投资猛增了48％，据世界银行刚刚发表的2005年全球金融报告，去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910亿美元，比上年猛增了63％。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迅速减少，必然会形成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走得最快，贸易逆差的扩展速度也就最快。去年美国的经常项逆差已经接近GDP的7％，今年则肯定要超过7％。目前美国尽快的物质产品，已经相当于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不仅美国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去年欧洲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1000亿欧元，欧元区去年四季度后连续出现贸易逆差，今年一季度的3个月，已经有两个月是逆差，今年则可能出现欧元区的第一次全年逆差。
　由于在战后50年的长期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了。汇率调整一般有百分之几十的幅度已经是十分巨大了，但是相对于百分之几千的生产要素差距，作用是微乎其微，所以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越来越大，美国政府也不提倡用汇率来解决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去年7月中国政府调整了汇率政策，到今年4月人民币已经对美元升值了3％以上，但今年4前4个月中国的出口仍强劲增长了25.8％，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单价获得大幅度提高。据中国纺织品贸易商会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价格，对美提高了15％，对欧提高了28％。由于价格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汇率上升幅度，就挡不住中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也是面向出口的消费类产业利润大增，和吸引来大量投资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例如工资等的生产要素差距有几十倍之巨，即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把这些差距拉近到10倍以内也要20年上下，如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吸纳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投资目前就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还会继续深入发展。
　立足于这样一个全球经济背景下来看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些新思考。
　首先，收入分配矛盾会引起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是基于储蓄不能顺利转化成投资，从而导致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但是在新全球化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储蓄与投资的扩张，虽然导致了国内总供给超出国内总需求的水平，但是若国际上存在着一个持续扩大的外部需求，能够充分吸纳中国的净储蓄与净产出的增加，则也不会引起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演变成危机，因为国际需求会成为国内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
　其次，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美元危机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但是美元弱就是欧元、日元走强，而欧、日等经济体也在走上产业转移和扩大贸易逆差的道路，因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净储蓄不是会被美国所吸纳，就是会被欧、日吸纳，对中国来说，除了美元形态为主的外汇储备会受到损失外，对贸易来说，仅是贸易顺差方向的改变。
　第三，在中国收入分配矛盾是迟早要解决的，但从目前的体制和发展情况看，要想从根本上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我看至少要8～10年，因此至少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分配矛盾与生产过剩矛盾，可能不是减缓了，而是更趋严重了。但是按前面的分析，新的全球均衡格局也有20年上下的发展期，这就给中国逐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与时间，使我们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必担心会在国内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矛盾。由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低谷，可能不会象历史上的发达国家那样，造成经济的严重萧条与负增长，可能经济增长率从目前的10％下降到7％左右，就可以到达底部了，而且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总之，由于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已经使中国生产过剩矛盾的解决具有了新的转化条件，即生产与消费在国内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扩大外需来解决，这样就使得我们必须把宏观调控与中期战略的重点，要更多地放到协调外需与内需的关系上面，通过扩大外需来避免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
　虽然如此，我们对解决分配矛盾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目前的中国，仍然有极为众多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的累积虽然从经济增长的层面不会打乱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但是从社会稳定层面仍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还是要加快改革的速度，争取早日使收入分配矛盾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