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读者、经济理论工作者，甚至是一些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学者来信和来电话，让我在有可能、有条件的情况下，把我的后理论经济哲学观点系统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早也有这种想法了，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和忙于创作难以兑现罢了。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章的发表，和牵扯出来的经济学、哲学观点的越来越多，现在看来，是应该有这样一种具有概括性的东西问世了。而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对“后理论经济学”有一个轮廓式的认识，也可以避免因断章取义而产生误解。

追求财富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可是追求了上万年人们却愕然发现：他们追求的原来不是财富而仅仅是一种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资源的一种“变异”。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经济界、企业界便陷入了迷惘之中。为了搞清楚财富的真正含义，有的人从商品入手，有的人从劳动入手，也有的人从资本、货币入手，但是，至今也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也难怪，《新华字典》上为什么会把财富当作“有用的物”来解释。于是，在此基础上，便有了“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分野，这实在是一件十分荒唐的解释。比如，杀人武器也是一种“有用的物”，那么，能说它是财富吗？试想，一个连财富的真正含义都搞不清楚的人，又怎么能说他们所追求的是财富呢？我亲爱的读者，您知道“人类一思考，上帝（经济学假设）为什么会发笑”吗？

上帝造物时，想到为自己制造一个帮手，于是它便创造出人类。上帝知道，人类是最具有造物能力和复制能力了动物。然而令上帝没有想到的是，人类对于财富的创造并不怎么关心，而对“狭义资本”的创造却十分关注。为此，上帝便把资本藏于财富体内，即人类要想创造“狭义资本”，就需要首先造财富。可是，更令上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为了创造资本，人类制造出了许多过剩的社会财富。

不仅如此，人类在创造资本、财富的过程，而且还不惜破坏原本就是财富的自然生态。于是，为了抑制人类为了创造资本而不惜破坏生态的行为，上帝做出了凡是生产过剩财富的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贬值的决定——作为对这些“为了创造资本而不惜破坏生态行为”的惩罚。这样，上帝让生产过剩财富、资本而破坏生态的人的产品滞销、让其产业倒闭，并因此策划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

这，难道不是“人类一思考，上帝为什么会发笑”的原因吗？现在，笔者算是把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人类社会、经济体和企业了。如果有人胆敢不听，那么，倒霉的，也只有那些不听话的人了。怎么办呢？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是能够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富裕起来！因为只有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富裕起来的时候，富裕起来的人民才有钱去购买其产品，否则因生产过剩产品，其资本就会发生贬值！

大家知道，“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如果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过剩，就会形成“资本资源化”趋势，因为过剩资本已不能为人们带来剩余价值。显然，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否则大量的资金就不会涌入非生产领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为什么会被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取代？难道不是由于相对意义上的资本过剩造成？如生产多少就能销售多少，资源供给大于需求，上述危机能形成吗？

毫无疑问，“资本资源化”的形成与相对意义上的“资本过剩”有必然的联系，当然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造成资本过剩和资源化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技进步使资本增殖的速度大大提高；第二，经济全球化使“扩大再生产”和资本增殖膨胀；第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避免了不必要的投入，也省了大量的相对投入；第四，新结算技术的使用使资本周转的次数倍增。

诚然，上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过程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由于作为物质形式而非仅仅是意识形式的资本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过剩，那么资本就不会出现资源化。试想，一种始终不够用的东西怎么会转化为资源？难道资本就不能变成资源？资本是什么？从其所起的作用看，就是一定的经济能量物质，而能量的本质就在于“做功”。

应该知道，不管是劳动还是劳动转化形式的资本，就如同是电厂里发出来的电，是需要为其派上用场的，否则就会由于过剩而降低价值或丢失，搞不好还会对电力设施造成破坏。应该承认，金融危机就是资本过剩造成的，而能源危机更是生产扩大的必然产物——表现为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结果使过剩的劳动、产品、资本、生产力资源化；当然，也预示着某种新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即将来临！

无疑，像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和产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取代产品经济、资本经济取代商品经济的道理一样，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势必有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取代今天仍然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这显然是再简单也没有的道理了，否则，前一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又如何被取代？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某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出现均不是偶然的，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所以在原始社会实行的是自然经济；奴隶社会的生产力虽然得到提高，但由于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是由奴隶主说了算，所以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当发现将奴隶锁起来不利于生产发展而不如将土地租给奴隶时，奴隶和土地均变成商品，于是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取代。

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的区别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而不是为了自己而生产。这种“为了交换而生产”的生产方式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时到达了极点，并出现了以资金、技术输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于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资本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以资本、技术拥有量的多寡来瓜分社会财富而不是以所生产商品的绝对数量的多少来瓜分社会财富，这是资本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

先抛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提，大家知道，人类已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四种社会制度和已经历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四种经济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之间有无本质、内在、必然联系？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绝对的偶然，不同的事物与物质之间均存在本质、内在，必然的联系。

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的是种什么样的联系？毫无疑问，就是一定的社会制度与一定的经济制度存在“对称”或者说是存在“对应”。如原始社会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奴隶社会对应的是产品经济，封建社会对应的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对应的是资本经济。诚然，在某一特殊状态下也可能出现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如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与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同。

如此，笔者又想说明什么？笔者想说明的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一种社会制度与一种经济制度都应该存在上述对应、对称关系，仅仅由于存在政治、经济、认识差异才使相互间失去“对应”或“对称”。当然，这种“对应”或“对称”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显然，这种“对应”、“对称”关系不仅表现于经济社会，也表现在非经济社会。如力学上的“质能守恒”也应该是“质能关系”的“对应”或“性能关系”的“对称”。

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决定与被决定、适应与被动适应的关系；反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会有“反关系”存在。笔者以为，上述说法过于抽象，且不利于操作，因为人们很难确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否对称或对应。可是，若从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对称关系”上看，上述问题不仅容易理解，也容易操作。

比如，当某一个国家选择、实行了某种新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时，由于一时很难用实践来进行检验、证明，所以，在尚未得到检验、证明之前，人们很难得出所选择、实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是否“适应”与“对应”——即便选择的是先进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由于未得到实践检验，不仅容易发生争论，出现派别，而争论、检验、证明的过程也会有反复，搞不好可能出现“走弯路”现象。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欧的“剧变”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联邦制国家的“解体”就是由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不知道自己应该实行什么样经济制度而选择了“计划经济”造成的。无疑，中国的成功与成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国成功选择、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有关。可见，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确实存在“对称价值”，否则将无法解释中国为何成功。

试问，对称的事物之间为何会存在价值？这是由于，凡是能够存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事物其质能关系、性能关系都是对称或基本对称的。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笔者以为，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因为对于“是否合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客观的和有价值的，否则它们就不会存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因为其缺乏“对称价值”。

什么是“对称价值”？笔者以为，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或者说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中，组成该系统的质量物质与能量物质（如物理学上的）、性量物质与能量物质（如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之间存在着“价值和谐”；表现为——凡是对应、对称、守恒的就能够获得价值；反之凡是缺乏对应、对称、守恒的便产生“反价值”。为什么？因为质能、性能的对称是价值规律的体现。

如上所述，中国的成功与成功实行市场经济有必然联系，否则谁能说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的中国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谁又能说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不勤奋？反之，由于“前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与其社会制度不对应、对称的“计划经济”而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欧的“剧变”和前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的“解体”，教训当然是沉痛的。

如此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搞上去，实现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对称十分必要，不对称的结果就会出问题。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不管采取什么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总有一种社会制度与一种经济制度对称，也就是说只有某种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存在“对称规律”；第二，不对称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经济制度落后于社会制度；一种是经济制度越前于社会制度，但均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

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对称”为何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而不对称就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这是由于，“对称”不是别的，正是“守恒定律”的体现。为此，为了说明问题，笔者有时把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对应关系”或“对称价值”称为“对称规律”，即“广义质能关系的守恒与转化定律”或“广义性能关系的守恒与转化定律”。也就是说，经济事物同样体现质能、性能的守恒与转化定律。

大家知道，在物理学上，有“质能守恒与转化定律”，讲的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质量物质与能量物质一般是守恒或基本守恒的，否则该系统就会由于“质能关系”的不守恒而发生转化。物理学上讲的“守恒”其实就是“对称”或“基本对称”的意思，它在经济学、社会学上的表现，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否适应；具体地说，就是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否对称。

对称当然是客观规律的体现，否则，一旦不适应、不对称就会产生“反作用”或“反价值”。换句话说，之所以会产生“反作用”或“反价值”，就是由于人们违反了广义的“质能守恒与转化规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业已出现了“不适应”或“不对称”的状态，表现为资本增殖正在面临着购买力等资源的制约！

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资本积累到“过剩”程度时，资本决定经济的能力会削弱而出现“资本资源化”趋势。同时，比“资本资源化”趋势更可怕的另一种趋势是，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所形成的购买力的相对缩小。于是，购买力资源成为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购买力当然属于资源范畴。这样，资本能否增殖就取决于资源能否让其增殖。

像自然经济被产品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被资本经济取代的道理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会有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经济制度来取代今天仍然起主导作用的资本经济制度。那么，取代资本经济制度的又是一种什么经济制度？毫无疑问，就是资源经济制度。什么是“资源经济”？当然是客观存在而又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且难以用仪器测量出来的由购买力资源决定经济的一种模式。

比如，社会购买力这种资源在没有兑现之前就属于“无形资源”的范畴；比如，人类社会究竟应该经历几种形态，在没有走过来之前，就属于无形资源范畴（意识形态）；比如，包括价值规律在内的各种经济规律的运动程序就属于“无形资源”范畴；比如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与管理程序等也属于“无形资源”范畴。那么，笔者在这里为何要讨论这些问题？当然是想说明资源对经济具有影响力！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这些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力是资本的增殖能力无法抗衡或者说在资本增殖能力与资源影响力的对抗过程中，资本始终处于“下风”。比如，若没有购买力就难以生成企业的生产能力，即便能生产出来，也会由于缺乏购买力而使资本增殖乏力而贬值。再比如，不了解价值规律或违反经济规律，经济社会就别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任何企业、“主义”也不能与规律来抗衡！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再强大，难道能与客观规律抗衡吗？规律是什么？当然属于“无形资源”范畴！诚然，能否“按经济规律办事”也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专利。那么，什么又是“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诚然，它就是“资源经济”，表现为能否“按经济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计划”。值得高兴的是，市场、规划、计划经济均属于“资源经济”范畴！

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的增殖是通过“扩大再生产”方式实现的，体现为“剩余价值的积累”。关于传统经济学上的这一认识，笔者基本上是赞同的，因为在供不应求或在“短缺经济”时代，由于企业生产多少基本都能够销售出去，所以存在着一个“量·本·利”的关系，即资本的增殖实际上体现为产品绝对数量的增长，而产品数量的增加又体现为“绝对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

上述显然只说了“劳动价值”，而把始终与“劳动价值”对应的“非劳动价值”忽略。作为物质而非仅仅是意识产物的价值形式，其形成绝不应该是个孤立的系统，否则就会违反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有“劳动价值”为何没有“非劳动价值”？那么，这个“非劳动价值”是什么？无疑是通过非劳动手段形成的。如果“资本增殖”体现“劳动价值”，“非劳动价值”势必体现为“资源增殖”呢！

资源也可以增殖吗？是的，回答是肯定的。可以肯定，在人类尚未诞生之前，是没有什么所谓劳动、资本的，资本即便就是“劳动价值”的转化形式，那也不能否认了自然母亲在人类创造“劳动价值”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也就不要说人类劳动的形成、劳动价值的创造均离不开人体细胞组织的协作和劳动对象的存在。常言说“一个好汉众人帮，一个篱笆数根桩”，难道劳动就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应该承认，“劳动价值”是绝对意义上的价值形式，是由“必要劳动”或“一般劳动”决定，而人类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相对、具体的生态、社会、经济环境中，因此，讨论“劳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生态、社会、经济环境等“非劳动价值”因素的影响。比如，由于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市场经济，与过去所实行的“计划经济”相比，就存在巨大的“价值差异”，否则中国为何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是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么？不，是一种资源。当然，也可以把市场理解为“广义资本”。资本是怎样产生的？当然是由包括“剩余劳动”在内的资源转化而来。如此也就说明，能够使资本增殖的不仅仅只有“剩余劳动”，也包括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对称”在内的“非劳动”因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为何会放慢？无疑是因为缺乏相对意义上的市场、劳动、公有制资源，而中国则相反。

上述，当然也就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经济制度。那么，市场经济制度是什么？列宁首先提出市场经济概念，可惜，他逝世得很早，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意识到了，可惜在当时掌权的不是他们，为此分别遭到了迫害。小平同志出山后，中国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健康道路。28年过后，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成功，且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那么，市场经济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市场经济与资本经济的区别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是供求关系的另一方——消费能力，而不再是资本的拥有量的多寡。虽然在市场经济前期，资本仍然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规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根据“消费决定经济”的“广义价值规律”来制订商品生产计划，而不仅仅依赖于市场供求关系。

很显然，这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用“计划”对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调整”的意义。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调整”所依据的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计划经济”方式与方法，因为那种所谓“计划”是建立在缺乏商品、缺乏资本基础上的一种“计划”。虽然在战争之后和赤贫状态下，战后的欧洲和我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需要采取一定的“计划”，但是，不能说那就是“规划经济”。

如此，当然也就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介于资本经济与规划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模式，它既不属于资本经济，也不属于计划经济，否则就谈不到“介于”。但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注定是一种对资本经济和计划经济兼收并蓄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本来就处于两者之间，而且势必是——由“资本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过渡。诚然，具有相对意义，并且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持续。

显然，党和国家是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否则也就不会把“计划”改为“规划”的了。也就是说，党中央，国务院之所以有这一字之改动，所依据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换句话说，所谓“规划”，其实就是“根据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来制订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的简称。诚然，笔者上述说的是“广义”的，里面还应该包括“狭义”的层面，如“大规划”中应包括“小规划”等。

应该承认，“市场”与“市场经济”是不同范畴。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市场经济”则是指“以市场资源配置、优化为经济增长点的经济模式”，体现为“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或“按市场经济规律计划”的本质特征。有时，笔者也把“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或“按市场经济规律计划”为本质的经济简称为“规划经济”。诚然，“规划经济”与“计划经济”也不同，因为两者的依据不同。

“计划经济”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做的计划，而“规划经济”则不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计划，加入了“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或“按市场经济规律计划”的因素。如果说“计划经济”是“经济意识（需要）决定经济物质”的过程，那么“规划经济”则是“经济物质（市场经济规律）决定意识（需要）”的过程。中国目前搞的“经济规划”可以理解为是“规划经济”的“起始态”。

试问，中国政府为何要把“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第一，可以肯定，“经济规划”与“规划经济”均不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虽然谁也没有说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搞“经济规划”；第二，虽然“经济规划”是向“规划经济”方向发展的“起始点”，但“经济规划”与“规划经济”不能并列。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规划经济”具有优越性。

如此，当然也就说明，“规划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后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资本主要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国家不能强制其“规划”；而社会主义中国则不同，由于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市场、公有制等资源，所以实行起“经济规划”来优势多多。“规划”的对象当然是劳动力、市场、公有制等自然、社会资源了。反之，国家就不能对“私有资本”进行“规划”。

如此，当然也就说明，包括“社会主义”、“规划经济”在内的“资源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就是“后资本主义”的准经济社会制度。诚然，中国目前搞的“经济规划”就是在向着“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上走，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即符合“科学发展观”思想的东西。诚然，“经济规划”也就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经济学诠释！

按经济规律办事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总规律即发展方向、发展趋势有一个比较科学而清晰的认识；第二，了解自己在这一发展方向、发展趋势中所处的历史阶段；第三，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第四，根据上述而制定出能够体现“循序渐进”、“与时俱进”、“节约经济”思想与原则的“经济规划”；第五，能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谈“经济规划”就不能不谈“经济计划”。笔者以为，过去我们搞的“计划”是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的，而现在的“规划”不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计划，更是把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因素考虑进去。一字之改，不仅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也为制订“经济规划”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当然，这种改变也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巨大的社会与经济价值！

按照需要制订计划与按照规律制订计划既具有区别又具有联系。“科学发展观模型”的构建者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理想不等于现实，需求须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上，否则就会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错误，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为此，为了避免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经过千锤百炼终于发现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科学与实际的结合点——按经济规划管理！

构建“科学发展观模型”的意义在于，不管干什么事都需要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出发，而不能仅仅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这是因为，人的价值、企业的价值、经济体的价值常常会与比它们更大的国家、民族、世界、全人类的价值发生冲突。为此，为了避免与宏观价值规律发生冲突，人们就需要认清不同层次与意义上的不同价值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目的是为了处理好“不同价值”间的辩证关系。

为此，为了处理好不同的价值关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和有荣辱观的企业、个人就需要有一个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经济规划”——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做的计划。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讲的“计划”绝不同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搞的经济计划，更不同于“计划经济”，因为它们是两个性质与意义均不相同的事物，表现在前者是根据需要制订而后者是根据规划的要求去管理。

试问，人类为什么要认识客观规律？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就是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物质的运动程序啊！人们应该承认，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符合规律的程序中蕴藏着价值。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是已经被社会实践所证实的。当然，从相反的方面去看问题，一种错误的、不合理的、反科学的、反规律的程序同样也会制造出“反价值”来。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业已陆续地阐述。

而从上述这些意义上说，什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什么革命的、反革命的；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什么符合辩证法、不符合辩证法……说的其实都是个程序问题。换言之，符合程序的就是符合辩证法的；违反程序的，也就是违反辩证法的。而再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研究、揭示的对象就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研究、揭示的对象就是“社会辩证法”——符合物质运动规律的程序。

当然，要想达到上述程序的要求，不了解规律、程序是怎样形成的问题显然不成。事实上是，人们很容易把“反规律”的和“反程序”的东西当作符合规律、符合程序的事物来认识。换句话说，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对客观规律、客观程序的认识大都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由于大自然在造人的时候，予以人类以重力，那么，单纯的、可爱的、无知的、自负的人类在地球上早就见不到了。

相反，也正是由于大自然在造人的时候给增加了点重力，才使得人类有了那么点自知之明，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其他动物和谐的重要性，也才能使人类能不断地回过头来不断地、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过失，并能够认识到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客观程序的重要性、必要性。“后理论经济学”、“后理论管理学”、“逆变管理学”和“后理论经济学价值场论”由此而产生。

另外，需要告诉读者一点的是，认识“客观程序”比认识“客观规律”还要重要，而且其层次比认识“客观规律”的层次还要高。为什么？因为“程序”是从符合物质运动规律的逻辑关系中总结出来的，可以说是对符合物质运动规律的运动状态、趋势的描述。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认识不到物质的运动规律，那么，人们也自然就得不到“客观程序”。诚然，认识“客观程序”是为了按该程序管理。

现在已经到了该论证共产主义究竟能否实现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并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迹史更短。如果要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加上，其跨度和争论的时间，可能是最长的了。那么，共产主义究竟能否实现？真的像莫尔描述的那样——是个“乌托邦”？还是只剩下了一个时间问题？为此，为了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我们就需要实现假设，共产主义暂时实现不了。

这样，便有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之后，其社会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应该、不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可以肯定，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绝不会停止，因为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既然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那么，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形态是什么？如果不是共产主义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奴隶主义。

如果有人不同意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就叫它“后资本主义”好啦。这么说，恐怕不会有人再反对了吧？——其实，一种社会制度叫什么并不重要的，重要的它究竟应该是什么和不应该是什么？如果能把“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搞清楚，结果自然会得出。何况人们吃的是核桃仁，而不是核桃皮儿。谁也无法否认人类社会始终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个事实，否则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好啦！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一定要比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先进、更优越，否则同样也回答不了社会是否需要“再发展”问题。笔者以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具备以下要件：第一，它不应该再是资本主义和资本经济；第二，它应该是资本回归资源的过程，因为在现阶段资本增殖已受到购买力资源不能同步增殖的制约，以至于时不时地就要爆发金融危机、能源危机。

宇宙、星云、星系都须发展，现存的社会制度难道就不需要发展？而据现代天体物理学和宇宙、恒星演化学说证明，寿命为90亿年的地球，正处于“中年期”，尚有大约45年亿年的光景留给人类开发。试想，在大约45亿年的漫长时光里，只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么几种社会制度、形态怎么能成？更何况，越往后的社会形态所用的时间会越短？可以肯定，人类至少要经历七种以上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别为第五种、第六种，那么，“后共产主义社会”自然是“第七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