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收入问题目前可能是经济学上比较混乱的问题。有人说把腐败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分开来说，否则一说到收入分配问题大家就会义愤填膺；有人说反腐败的问题，有人说收入分配的问题，大家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想先把收入分配问题搞清楚。

    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上，我们关注绝对贫困的问题；在机会平等和收入平等的问题上，我们关注机会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阐述过程中搞得不是很透彻，在讲话不很明确的时候，我们关注绝对平等，会引起相对平等的不满，变成了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强调机会平等的时候要记住，当机会平等了，有时候也会造成收入不平等，比尔–盖茨这样一个大学没有毕业的人，变成了最富有的人，这说明机会平等不等于收入平等。我们在讨论机会平等的时候，不要把收入平等扯进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据，北京市高低户收入的差距从2000年的3.1：1扩大为4.7：1，这个数据本身准不准确暂且不说，就数据本身而言，依我之见，在文革前，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高低户的差距不会小于4.7：1，。但那个时候大家也基本接受了这个事实，那是在当时历史形态下产生的结果，那个时候也是有一定的经济差距。

    我首先把腐败问题撇开不说，中国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差距，4.7的差距都不能承受，那到什么比例才算合适？今年有个经济学家也说差距太大了，4.7不行，3.1不行，那什么程度才行？我觉得经济学家也要有责任感，要把这个事说清楚，不要把这个事情煽起来，好像经济学家不讲收入政策就不是一个正义的经济学家。说得严重一点，我们的经济学家这样做，很可能会煽起社会上的不健康情绪。最近听一个部长讲，有一次他和李光耀私下谈的时候，李光耀说，我这么小的国家政府从来不敢讲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个你是解决不了的，自己给自己套一个枷锁，你解决不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把收入分配炒得如此热，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事情，你不要出难题，政府根本做不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研究人员说，我们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很大，香港做得很好。我当时一听很惊讶，就私下问他，怎么会得出“香港比我们做得好的结论”呢？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一个相当于低保的东西叫做“终援金”，是彭定康留下来的，中英谈判的中方人员就说，如果这个东西留下来，会导致香港经济车毁人亡。现在回顾一下，我接触了香港的学术界人士和财经界人士，他们觉得这是香港的一个很大的隐患。如果香港低收入者拿到“终援金”的话，基本上就不干活了，香港几乎天天可以在中环地区看到游行，反而导致了更大的不满，我觉得不能正确地看待收入分配问题，会把老百姓煽动起来，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我们需要对低收入的人群加以关注。作为健康的社会，应该关注那些绝对贫困和生活不能维持的人，而且应该建立一定的政策，编制社会安全网。前几年搞低保的时候，我们在各地调查，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有的地方人均收入是200元，一般来讲最小的家庭，三口之家是600元。领导说，你们为什么不去种树、扫马路，因为他种树和扫马路一个月还拿不到600元，为什么要去种树，去扫地呢？现在的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健康的呢？随着经济增长，绝大多数人，包括那些比较低收入的人，他的收入也能随着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提高，这就是健康的。坦率地说我们人均GDP不就是1000美元吗，如果平均拿，除了国家的资本积累，真正可支配的收入能有多少钱？

    再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收入差距弄得这么小？刚才有人说要让高收入的人增加消费，恰恰是高收入的人在搞资本积累。如果大家是平均收入的话就没有人搞积累了，还有什么积累的动力？如果拿到这个钱投资回报又平均掉了，干嘛要投资呢？这是矛盾的。你又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为什么它要发展？为什么要投资？从1949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全社会都站在同一条线上，有些人有点资本，早期除了能耐以外，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可能不省吃俭用，连这些元素都没有，而现在你又不让他有积累和资本收入，那什么人会去干发展的事？

另外在计算收入差距的时候，我最近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老是说基尼系数，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个省的国土面积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外国人就问，你们老说你们的收入差距大，德国怎么不和科索沃拉比收入？进入欧盟的国家，他们的差距那么大，能解决吗？这就是大国和小国之间有些数据是不可比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说东部西部，我就深有体会。比如北京，北京的收入和别的地区有差距，在北京市中心买房子最少要15000元，在昆明最好的地段买房子要2000元（这个数据也可能不准确，大致是这样），在北京的交通费用比小城市多得多。因此，不要简单的看收入差距，还要看生活成本，如果拉平的话，北京人就活不下去了，那个地方也会由于这么高的成本把经济冲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