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看了一档天则经济所盛洪教授的演讲。盛教授用他的“大国效应”理论预言说，保守地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至少还有二、三十年。
　　什么是“大国效应”？直白地讲，这里的大，就是人多，人口众多需求量庞大。从表面上看，庞大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十分符合需求决定论，十分合理。但正因为十分“合理”也显得了无新意。
　　不过盛洪教授的大国效应理论说得像真的一样，不仅有鼻子而且有眼儿，有定性还有定量，中国经济不仅仅因为大国效应会增长（定性）而且还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增长（定量）。那么，盛教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盛洪教授的基本根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盛教授举证说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几（这个数据远高于我对中国城乡人口结构的感觉），而这个比例的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几，要达到发达国家的90％以上的城市化率水平，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但是，细想起来，以城市化进程作为经济增长的参照，这个思路和国之大小并无关联，并不能导出“大国效应”的结论，相反倒是和农业化程度能够挂起勾来——越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城市化率低）就越有发展动力——这显然是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结论。贫穷的小国城市化率一样可以是很低的。
　　“城市化率”真的能作为经济增长进程的一个依据吗？首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什么是“城市人口”以及如何统计的问题。也不知道国外的统计机构是如何统计这个变量的，但在中国严格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之下，中国的民众被明确地界定着城乡身份，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日前国土资源部官员就滥占耕地问题讲话，重申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和建房。前几日北方某城市出台政策，农村户籍迁入城市，至少要有八十万元才行。由此可见，中国城乡户籍壁垒打破之日还是不容乐观期待的，不过这倒是给以户籍差异计算城市化率的统计工作带来了方便。
　　建设部的这个国土政策当然是符合“但余方寸地，留待子孙耕”的基本国策的，但是和盛洪教授预见的高城市化率有冲突之处。十几亿的中国人，如果九成以上都变成居住在城市里的“城市人口”，而不容许向乡间发展，看来中国的城市今后要在既有的有限地盘上再长高好多好多了。否则，国土部的国策除了限制市民个人在农村置地买房之外，对城市以市民名义的整体自我膨胀占地现象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人们已经对越来越高的水泥丛林开始感到厌恶了。“城市化率”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传统的城比乡好的认识之上的，随着经济的发达，人们已经开始重新认识居住环境，人口从城市向乡间流动的趋势已经显露端倪。乡间的富人一掷千金争购城市高楼中的豪宅，而城里富人抛弃塔楼奔向郊野。那些单门独栋、依山傍水的别墅小区把富人都从中心城区引向花园化卫星城市或乡间，而新农村运动又把旧农村变成如华西村一样的每个农户一座单门独栋洋楼的话，这种双向流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这个过程究竟应该算是城市田园化过程还是农村的城市化过程？难道依据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户籍证上的城乡户籍之分吗？

　　人口多到什么程度算是大国？现在地球上有近二百个国家或地区或者称为经济体，人类总人口不过60亿，而中国和印度就占去了一半，中国印度属于大国当之无愧，其它国家人口超过1亿的也应该榜上有名，甚至5000万人口也不是一个小国了。问题是，大国效应是对上述“大国”都具有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效应”而非“大国效应”？
　　世界上，排在富足榜前面的国家多是小国而非大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一的美国，人均年收入排行远远落后。实际上，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通常都只对个人收入高低感兴趣，而对所在国家的经济总量不感兴趣。在西方经济学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当中，也是用人均收入来描述增长而非用经济总量描述增长的。在增长的理论当中，有一个叫做“生产函数“的东西，即y＝y（k）。虽然说这个式子在流量/存量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流量和存量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但是，分割地看，仅仅就y和k的含义（y是人均收入，k是人均资本）来说，其思路是以考察人口平均量的大小来评价经济增长与否的。而人口，恰恰是一个摊薄资源大饼的因素。
　　在经济增长的现实案例当中，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和现在的东南亚地区，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但都算不上是人口大国。广东经济发展的“四小龙”在中国也不是人口庞大的地区。
　　对于日本的经济状况，盛教授的看法是因为它们实行了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有其是资本市场上的保护，而在中国，招商引资是各级政府的政绩指标，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远远超过日本。因此，盛教授为大国效应没有在日本显现找到了解释的理由。
　　中国自二十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里都是地球上的人口大国，但是经济持续低迷。现在的非洲也是人口失控的地区，某些贫穷得一塌糊涂的国家也有一亿多人口。为何大国效应没有在非洲这个人口众多的地区显现出效应？经济学历来讲需求都是有效需求，大国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支付能力有限，需求都是无效的。
　　那么，大国会使得人均支付能力自然提高吗？不会。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之一就是个体的生产技能日益提高，一个劳动力可以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失业现象的存在和扩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一个完善的、可以保障所有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福利制度之下，享受失业后生活保障的人也只是在必要需求方面得到保障，而在构成经济增长之基础的非必要需求方面不可能得到保障。这时候，人口就表现为一个纯粹的负担，成为以人均指标衡量的经济增长的累赘。
　　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规律时已经认识到：“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论》，商务印书馆，一卷691~692）。

　　假如大国效应对日本、对非洲都可以找到本来有效但实际上无效的客观理由，那么，说来说去，大国效应不过就是中国效应而已，甚至连“中国效应”都不是，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阶段都具有的现象。实际上，需求决定一切，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需求畅旺的同义词，和人口多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让人担心的是，假如诚如盛洪教授所说“大国”对经济增长具有“效应”，那么这种理论是否可以成为放松甚至放弃人口控制政策转而鼓励生育的一个理论？是否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丧失基本国策地位的可能？上个世纪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毛泽东用人多力量大压制他，到了后来中国人尝尽了人多粥少的苦头，计划生育才成为基本国策之一。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人口大国力图摆脱的恶性循环。在没有节制生育措施的时代里，当贫穷的家庭里又添丁加口时，父母会忧愁地说：唉，又多了一张嘴！当今中国政府素以用世界上n％的资源养活了N％的人口而骄傲，但人口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已成共识，否则粮食的自给自足也就不值得炫耀了。而现在，“大国效应”理论让人觉得这些认识似乎需要重新审视了。
　　还有一个问题：大国效应理论是否可以对地球整体成立？地球上有这么多人口，是不是可以视之为一个大国？联合国的人口钟上的数字每秒钟都在跳到增加，是否可以据此预言说全球经济总体上都会高速增长下去？
　　如果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也不可能是人口总量的影响，应该和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系。在人群的年龄结构中，如果青壮年劳动力比例减少，而无劳动力的人口如老人和儿童增加，社会过于年轻或者老龄化，则显然会对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摆在了中国政府的面前。
　　以上质疑不是要否定盛洪教授的中国持续高增长二三十年的结论，也不是要给中国经济泼冷水，更不是要唱衰中国经济，而是说所谓的大国效应不能够构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个结论的依据。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否，不是国大国小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是另有其因。

　　其实在“增长”这个概念上，经济学家是相当含混的。同一个经济局面，有人说“缩”有人说“涨”，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与其说“大国”对经济发展具有“效应”，还不如说“大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效应”。对此，经济学家似乎有必要借鉴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思路。生物学把生物种群数量的增长，视为资源环境条件有利于物种的结果，是食物链底端充足的结果，比如植物茂盛带来食草动物增多进而导致食肉动物种群兴旺、比如水体的富营养化造成藻类疯长等等。反之则视为环境条件的恶化，比如战争、自然灾害造成人口金字塔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形或者断痕等等。曾经有人据此思路对“满清政府统治导致中国没落”的历史观点提出反驳，认为清朝人口是中国人口数量最鼎盛的时期，说明清朝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创造出了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条件，否则怎么可能人丁兴旺？而没落虽是末期的历史事实，但却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都具有的必然过程。

　　“经济增长率”这个概念，有点类似经济学一贯看重的“利润率”概念。但是，经济学重视利润率概念其实是一个误区，经济学家一直有意无意地误认厂商是追求利润率最大化的，其实利润率不是也不可能是资本行为的指向标——资本行为的目的惟一的是“获利速度最大化”，而非利润率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158）。
　　同样，经济增长率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也会误导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分析。贫穷的国家GDP增长一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它比增长率很低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任何优势，因为其不具有相互比较的共同基础。由于高增长率并不一定等于高增长量，就像高利润率并不一定等于高获利速度一样，所以，只有抛开不同底线参照的GDP人均年增长量（即人均GDP增长速度）才有实际意义。如果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量总是高于中国，那么，不论以百分数计算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多么高，中国永远都是穷国。
　　为高经济增长率而自豪表现出更多的是阿Q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