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伏瞻(论坛年会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今天很高兴被邀请参加论坛的年会。我觉得收入分配问题确实是当前非常受关注,也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既有和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共性的一面,也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首先一个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于解放以后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了我们现在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这个人口规模是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我们现在真正的低收入人群,一方面是落后地区的农民,一方面是城市下岗或失业的工人,这些人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得不到就业机会,之所以得不到就业的机会就是因为人太多,就业机会太少。今天大家讲到了很多充分就业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要实现充分就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问题是城乡分割。在历史上这么长的时间里实行城乡分割,到改革开放以后,或者说90年代以后才慢慢打破城乡分割的局面,使一部分农民慢慢进城。真正的穷人是农民,他没有自由流动的机会和受教育的条件。
第三,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体制转轨期重合,在这种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体制性的矛盾。刚才很多专家都讲了,确实需要在讨论收入分配问题的时候,把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两者分开讨论。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个问题,现在因为体制原因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假定我们现在说不讨论腐败,不讨论垄断性行业体制性的原因的话,我就要问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是现在这么大吗?可能没有这么大,可能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么重视。正因为腐败问题和一些体制性的原因,比如垄断行业的差距与一般行业的差距扩大,或者区域发展中的区域发展市场不完善和市场分割中的体制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开讨论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问题,但是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老百姓的众怒,或者对这个问题特别的不满。这一部分的分配不公,对于差距扩大所带来的影响是本来不应该有的,实际上应该是可以消除的,不是天生就有的,在经济发展中完全不可避免的。
第四,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这和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他们的选择确实也是理性的选择,一定要把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他所支配的财政收入增长,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怎样把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呢?包括今天讲的外资也好,民营资本也好,还是重资本而疏劳动力,这样也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讨论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不能忽视中国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和其他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的方面,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也同意郭树清刚才讲的,加强政府的公共支出,加强基础教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要从政府的层面来深化改革。我们对改革中的基础工作比较忽视,比如我们给低收入人群以低保,到底有多少是低收入人群?他低到什么程度?他的低收入是多少?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现在对高收入人群纳税,现在高收入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最终你要知道谁是高收入谁是低收入,钱进了谁的腰包你要清楚,现在都不清楚,怎么收税,怎么把钱补贴到低收入人群那里?要把最基础的工作做在前面。
另外从缓解社会矛盾来讲,我们把腐败和缓解社会收入的问题分开讨论,但是解决这两个问题都是缓解民怨和缓解收入分配扩大的根本性的问题,特别要对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必要的最低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