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中国改革的全过程的人都应该都可以感觉到，从我们国家进入改革以来，对改革发生质疑最为突出的时期就是现在。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同时世界也上很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另外一方面社会舆论上却出现对改革怀疑乃至否定的声音，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认为，同样还是需要在改革身上找原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经过实践证明是适合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国情的，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推行的大多数改革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试错”的方法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必然有失误，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负面效果，首先是有一小部分的改革成效不大，或者说走错了路，没有成功；其次，有一些改革虽然比较成功，但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埋下了一些不良因素；此外，有一些原有的问题，在改革初期被暂时搁置，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改革进行到一定的程度时，问题必然会再次出现。所有这些原因具体来谈，我们认为最主要有五点：

　1、社会利益结构调整进入新时期

　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说，一轮新的经济利益调整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利益结构调整的走向大致上是这样的：利益增长首先从少数人开始，从小部分领域和行业开始，然后才能波及到整个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调整的时间上大致是十五年一个周期。改革开放到现在，刚好进入第二个周期的开始，也就是说，少数人利益增长比较快的时期刚刚开始。因此，在本轮利益结构调整中，虽然各阶层的收入都有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收入增长最快的有五个阶层：

　一是非公有经济的经营管理层。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市场的背景下，得益于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行业的进一步拓展，非公经济中以前不能进入的行业现在可以进入了，以前没法走出去的企业现在可以走出去了，企业效益提高很多，所以这个阶层的收入上升比前几年要快很多。

　　二是完成改革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层。完成改革的国有企业基本都能够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安排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等企业制度，企业经营管理层薪酬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通过年薪制、期权计划等多种形式来激励经营管理层，体现其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相对以前的工资体系，经营管理层的收入上升很多。

　三是教育文化领域。相对于自身掌握的知识技术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其实以前教育文化领域人士的收入一直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的。在近几年，由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需求有很大上升，该领域的人士收入也有上升。除了个别地区的义务教育以外，教育文化领域的收入从1999年开始上升得比较快。

　四是医疗卫生相关和管理和经营层面。在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医疗卫生相关服务的发展相对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而现在，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程度提高很快，导致医疗卫生市场的快速成长，医疗卫生相关行业的管理和经营层面收入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增长。

　五是现代服务业。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现代服务业属于在国内属于新兴行业，它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我国社会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发展，也是扩大服务业范围和比重的客观需要。这一类现代服务业不同于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一般都要求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基本属于“白领”阶层。由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法制化建设的推进，近几年需求提高很快，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因此从业人员的收入上升也较快。

　上述五大群体就是在本轮利益调整初期利益上升最大的阶层。通过对这五个群体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利益快速上升的人数比较少。经过我们的测算，这五个阶层在可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不到8%，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进入少数人利益增长较快的时候。对于一轮新的利益结构调整初期，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很多人不了解这种周期性，也就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当他们的利益上升不快的时候，自然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利益上升很快的小群体上，小群体容易收到置疑和非议。尤其是有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怀疑改革成果是不是被少数人享受，因此有各种各样的提法和看法。

　第二个特点是，本轮利益结构调整初期的利益上升群体中没有包括政府人士。我们应该看到，除了那些腐败分子以外，现在我们公开的政府人士收入增长并不快，这个阶层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前述阶层收入的上升而上升。这样一来，如果政府人士不能正确对待这一现象，就会出现两个倾向：一是腐败严重，如果不能通过公开正当的途径获得利益的提升，就从灰色的黑色的地带来拿；二是对改革产生怀疑，甚至也产生非议，这个很容易理解，政府人士一直作为决策者和执行者推动着改革，结果到头来发现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多少提升，自然会对改革产生怀疑。所以我们一直很关注政府人士的收入上升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政府人士的收入不能随着上述人群的收入上升的话，最后的结果会很麻烦。其实自改革以来，社会上就一直有一小部分人在反对改革、置疑改革，但是为什么在现在会大规模的出现置疑改革的倾向，而且在各种媒体上都明显的表现出来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政府人士这个阶层的利益上升不太快，其自身对于改革的信念开始动摇，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社会置疑改革问题的催化剂，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对改革的看法。

　由于本轮利益结构调整初期的一系列特点，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后果，一方面是大多数人对改革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而另一方面，政府如果不能正确看待的话，就会引发对改革方向的非议，甚至提出需要进行调整。所以最近要求停止改革，进行治理整顿的声音有所提高。

　2、改革进入负面效应的释放期

　改革实际上是需要成本的，任何经济改革，一定有一个正面效应释放期和负面效应释放期，比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是正面效应释放期，到1982年成为负面效应释放期。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社会经济中体现的主要是正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还处在积累的阶段，并没有做一个集中的释放。但是到近两年，我们的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的人把这个时期称作“后改革时代”，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的负面效应也开始释放，尤其是在未来两三年内，负面效应会释放得非常快。可以说，中国总体经济改革已经开始进入负面效应的释放期。

　对于人们来说，由于首先享受到的是正面效应，对于后面的负面效应就可能比较难以接受，或者会变得比较敏感。实际上从改革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些负面效应的产生是必然的，目前主要有这四个表现：

　第一是工人下岗。据统计，国有企业改革导致3000多万人下岗，虽然国家很努力的推进再就业工程，到最后只有100多万人没有再上岗，但是整个经历过程是比较痛苦的。大规模的国企工人下岗，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往往容易让人忽视再就业的成果，更容易忽视国企改革后企业效率提高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所以在很多老百姓的眼中，对国有企业改革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国企改革就是要让人下岗。

　第二是农民失地。中国要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必然有一个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根据现在的统计，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每年约250万至300万亩，按1人1亩算，每年的失地农民就有250万至300万人。至于失地农民的总量，由于还存在很多违法占用耕地的情况，很不好统计，据估计大约有5000万农民在改革中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其实是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过去的安置过程中，有一部分农民是安置好了的，但也必须承认，有很多没安置好，尤其是通过单一的货币方式来补偿效果不是太好，使得很多农民在失地以后的福利下降。而且，由于主要是因为城市化失地，这些失地农民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郊区，所以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失地农民数量越多，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是很容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总的来说，现在失地农民往往成为置疑改革的一个重要人群。

　第三是农民工进城。这个问题和农民失地一样，实际上也是改革的结果，因为在过去的传统体制下农民是不能进城的。中国现在有1亿2000万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建筑业等劳动力密集产业，过去二十多年来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他们在城市中生存，收入比没有务工的时候要高，但是与城市常住居民的生活条件截然不同，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跟不上，没有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甚至连子女的接受教育的权利也保证不了，所以这个阶层虽然利益上升，但是经常没有看到自身利益的增长而只是看到和城市人之间的差距，再加上工资支付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引发了农民工问题的不断爆发，同时也埋下了很多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是收入差距。前面我们提到，中国的经济利益结构调整一般是从少数人的利益增长开始，然后才能波及到整个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因此出现收入差距是必然的。现在很多人所认为的中国收入差距太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二元经济问题。如果单独就城镇人员的收入差距来分析，我们实际上离警戒线很远。但是将农村和城镇放在一起综合分析的时候，便超过了警戒线。因此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是二元经济的问题。 此外，社会上还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实际上，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上，往往把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归结为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这些方面。因此，改革带来的二元经济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给社会正常的收入差距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上述的四个负面效应，我们回头来看，都是各种改革的必然：下岗是必然的，失地是必然的，民工进城是必然的，收入差距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些负面效应的集中释放，也就必然导致负面效应承受者对改革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在享受增长的同时引发对增长的各种怀疑，甚至是对目前整个改革的方向产生怀疑。

　3、改革过程中对很多问题没有取得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对很多问题都是存在争论的。这样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手脚，很可能会延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机。因此当时邓小平同志果断的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后来的改革过程中又接着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理论，实际上是对各种争论讲“不要争了”，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结果是在很多问题并没有取得整个社会的共识的情况下，改革就大刀阔斧的推行下来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必须承认，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正确而且有效的，为改革赢得了很多的时间和机会。

　但是改革进行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没有取得共识的问题也必然会开始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一遇到冲击，很容易引发动荡。比如生产要素要不要参与社会分配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取得共识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一直在讨论，但并没有取得共识，具体到实践中，就体现为民营经济是否应该参与分配，如果参与，应该分配多少才算合理。有人认为民营企业家出的仅仅就是资本，现在资本为什么参与这么多分配。首先是资本对于价值创造有没有贡献的问题，如果有贡献可以参与分配，这个贡献是多大，如何衡量？如果没有贡献，那就不应该参与分配。这样的一些观点的存在，反映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没有取得共识。最近我们给14个民营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主要是工人，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待企业的发展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企业发展中，你的利益是不是得到保障”。问卷回收率为90%，合格问卷中85%的人认为：我们在民营企业虽然有一点收入，但民营企业主是剥削我们的。这就很明显的没有取得共识，大多数的工人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在他们知识形成过程中，从义务教育到主流舆论都长期讲这个是剥削的问题，没有讲到不同要素参与整个生产的创造过程，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国家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从1982年十二大报告提出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十六大明确提出“保护私人财产”，就是一个逐渐走向共识的过程，单单从这个过程的时间就可以看出，要达成共识是多么的不容易。

　再比如，我们在在收入差别的标准上，也存在一些没有达成共识的地方。本来我们改革的起点就是收入差别，没有收入差别没有活力，所以我们结果也有差别，但是具体到结果上差别多大，人们并没有共识。这个是有道理的，当时小平同志提出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收入差距开始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增长，对效率的强调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差距达到现在这个比较高的水平以后，没有共识的问题就出来了，到底中国的收入差距保持在什么样一个水平，是最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呢？

　现在我们感觉到，和谐社会的第一条就是共识，没有共识就谈不到和谐，只有共识共赢制约才能达到和谐。我们过去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共识，而且这个状况在许多现象的引导下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如果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仍不能取得共识的结果，社会必然会有所晃动，也就必然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甚至很可能会打断改革的进程。

　4、改革的走样引发了人们的误解

　政府推行每一项改革，必然有它的既定目标，但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够达到它的既定目标的。一旦改革的结果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或者是过程中较远的偏离了既定的路径，改革就出现了走样。就好比煮米饭，火候不够，就可能做成夹生饭，而水放多了，又有可能熬成粥。

　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可以说走样了的改革还是存在不少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早开始的改革中，有很多走样的地方。比如市场经济改革中，我们希望政府影响企业的轨道能够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间接调节，但是，有的地方改革走了样，存在着一些“畸形轨道”，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很微妙，政府一方面希望市场化，一方面却还在继续利用最后的权力，而企业一方面需要搞好和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由此带来一些政府的寻租行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钱交易等等，都是改革的走样。

　大家谈论的比较多的还有医疗改革的走样。现在有人说医疗改革失败了，这个说法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过去的医疗改革不成功，实际上就是一些地方走样了。其实医疗改革中的市场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市场化的时候，有些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却市场化了，所以改革走了样。

　由此看来，改革发生走样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任何改革都有走样的风险。而改革走样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地方政府执行的走样，没有彻底贯彻精神，搞了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是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比如对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一直进展就比较缓慢，容易走样。改革中的这些问题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是存在的。所以在改革开始的前二十年，大家并不认为改革走样有多可怕，对于改革的走样，是持一个温和的包容和理解态度的，而且是积极采取各种方式来完善它。

　但为什么近几年，大家突然很严厉的对待走样的改革，尤其是一系列新推行的改革，只要一走样，马上就会有很多置疑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叫停的声音呢？我们认为，主要还是由于人们对改革认知的社会基础不一样造成的。认知的社会基础不一样，对改革认知就不一样，容易对走样的改革造成误解。

　这里就涉及到对改革的感知的问题，实际上，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层，对于改革的理解是差异很大的。有没有经历过传统社会，有没有全程经历过改革，能不能从全局观、历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对于一个人对改革的理解，会有很大的不同。一些承受改革负面效应的阶层，虽然自身利益也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往往只看到不好的地方，只看到改革走样的地方，没有从全局、从历史的角度来冷静看待我们的改革和改革的走样，自然会有误解。

　我们注意到，现在置疑改革的人群，除了那些负面效应承受阶层以外，还有很大一个人群，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享受到比以往优越得多的物质生活，接受到比以前好得多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本身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或者说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为什么他们对于改革的置疑还那么大呢？主要还是由于对改革的感知的问题。他们没有经历过传统社会，没经历就没有比较。实际上，经历了改革全程的我们来看，走样的改革也比传统社会要好，甚至可以说是要好得多。但他们不那么看，就是因为没有经历改革以前的社会，所以对于改革的评判标准也就过于苛刻，以至于不能理解改革的走样，也缺乏冷静的思考，往往很容易把改革的走样误解为改革的失败，加深了对于改革的置疑。

　总的来说，进入改革的这一个新阶段，社会对于改革走样的误解会比较严重，也是造成置疑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5、政府稳定社会的能力非常有限

　前面四点谈的主要是社会中潜伏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如果政府稳定的能力很强大，是不怕出现不稳定因素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现在稳定社会的能力非常有限，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转移支付的能力非常有限。转移支付是政府稳定社会重要手段，美国的转移支付能力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这个手段稳定社会的能力很强。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比美国差很远，而且人均GDP刚刚进入1000～3000美金的区间，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时候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能过大，一旦过大了，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就选择不工作了，转移支付就失去了原有的效果，但是不转移支付的话又难以稳定。而且中国现阶段的主要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如果穷人太穷，转移支付力度太大会牺牲社会效益，反而影响我们把蛋糕做得更大。很多时候我们讲人均GDP1000～3000美金是一个国家的危险期，一方面是因为会出现改革负面作用的释放，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很难保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二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很有限。首先主要是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有限。现在人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为什么最近流行讲医疗改革失败、教育改革失败，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供给能力非常有限，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如果我们供给能力很强，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很快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解决，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所以现在县和乡以下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都由地方政府买单，有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困难，就很难买好这个单，最后出现交易不公平的问题，导致社会的不满和民众情绪的不稳定。当然，现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有限，不光体现在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本身，还在于政策供给和制度供给的有限，比如从最近的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医疗监管的制度就是很有问题的，要给中国的医疗改革提出一个有效的制度体系，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还是能力有限。

　三是社会保障的基础很差。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三大最基本社会保障大部分是有账没有钱，这些钱从哪儿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现在我们经常提“拉美化”，其实拉美国家当时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刚刚进入1000～3000美金的区间，就马上推行全民社会保障，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财政压力，缺口的部分只能通过外债来解决，加重了外债危机，而在国内，所谓的全民保障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在这样的一个内外环境下，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激化便成为必然。近几年泰国政府也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计划”，我们不看好这个改革，这种超前的“全民福利”，极有可能将国家拖入“拉美化”的泥潭。因此，必须正视我国社会保障基础差的现实，一旦对社会保障提出过高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给国家带来危机。但是现在社会上各方面的呼声很高，而且人口老龄化本身给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就很大，方向把握不好就容易出现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转移支付、提供公共品、提供社会保障这三方面的能力都比较有限，这三条决定了政府稳定社会的能力不强，也就是说，社会容易出现晃动，对改革的进程也会是一个挑战。

　以上五点便是改革中出现不同声音的主要社会原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对于改革的置疑。这些置疑，是改革二十五年来最为集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我们的很多同志，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从未经历过的。因此，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这些不同声音，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