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从形式上看，是研究的工具，是技术，因而为“器”，同时也“工”的一部分，研究与方法是统一的。研究的过程就是人进行思维与实践的过程，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知道，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的本质，劳动、交往、意识、需要四要素。劳动是核心要素，劳动与需要的矛盾又是最基本的矛盾。人的意识即人的思维的发展是伴随着劳动技能的提高而提高的，人是社会的人，个体的人总会受到总体的社会意识所影响，不同的时代产生该时代鲜明的思想意识，每一步思维的跨越都有着历史的痕迹。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所论述了关于思维的过程，是对思维形式和方法的专门研究，因其所处的时代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是新时代下，社会主义劳动者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分析与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理论而得出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其核心就是系统抽象法。不可否认，哲学、逻辑学都是对其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指导意义，但一般并不能替代特殊，学科之间还是有着不同，同样研究方法上还是有所区别，同时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也只是在同一个范畴中所存在的两种对立统一的属性。

    首先，《逻辑学》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黑格尔处于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业革命前期，他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领主制的矛盾，黑格尔作为资产阶级的拥护者，他所要解决的是建构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与永久性的哲学体系。逻辑学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对思维的研究，在黑格尔之前，主要是旧的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和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想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其实质只是用单纯的抽象理智的观点去把握理性的对象。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把有限的思维规定在某种界限之中，并把这种界限看成固定的东西，而不对它再加以否定。而经验主义力求从经验中，从外在和内心的当前经验中去把握真理，以代替纯从思想本身去寻求真理。对于经验主义来说，凡是真的，必定在现实世界中为感官所能感知，意识从知觉里得到它自己的确定性和直接当前的可靠性。而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把从经验分析中所得来的要素即感觉的材料和感觉的普遍联系二者的区别为出发点，同时对思想范畴的内容和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是按照主观性和客观性一般的对立的关系去考察它们。同时认为思维是主观的，并且认为思维的终极的、不可克服的规定是抽象的普遍性，形式的统一性。于是就把思维当作是与真理相反对的，因为真理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的普遍性。即真理不能被认识。黑格尔批判继承了前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思维的辩证逻辑，以“绝对精神”作逻辑起点，论述整个逻辑过程，把思维的形式与内容相对立统一起来，以内容决定形式，“绝对精神”决定并贯穿整个思维过程，“绝对精神”从无规定性的“纯有”开始，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表现，通过“实有”进入到“本质”环节，然后经过自我展现，通过“现象”、“现实”，再回馈到“主观逻辑”当中，最终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全统一，形成“绝对理念”，认识了真理，认识了自我，以“理性的概念”形式展现自身，展现真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中的系统抽象法，是在新时期下，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继承与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总结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工人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空想家们如圣西罗等人对社会主 义进行了积极地探讨。真正把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为解决社会主义在创始中所遇到基本问题，概括了劳动者经济意识，揭示和论证现实经济矛盾的进程，继承和发展了抽象法，在批判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把握抽象法，并将辩证法具体化，形成了系统的抽象法。经历了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再到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实行改革走一条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经济学也在发展变化着，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与研究也一直在发展着。系统抽象法正是在对传统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与挫折的探悉中得到不断地充实与发展。所谓系统抽象法，就是辩证、系统地使用抽象思维能力，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的方法。中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正是在对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探讨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结合历史，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扬弃，把系统抽象法继续深化发展。

    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决定着逻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也曾说过：“哲学史一般的结论是——（1）在一切时代里只存在着一种哲学，它的同时代的不同表现构成这一原则的诸必然方面。（2） 哲学体系的递相接连的次序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了这门科学发展阶段的次序。（3）一个时代的最后一种哲学是哲学发展的成果，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可以提供的最高形态的真理。因此那种最后的哲学包含着前此的哲学，包括所有前此各阶段在自身内，是一切先行哲学的产物和成果。”黑格尔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门哲学完善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个体的黑格尔，作为新兴阶级的拥护者，历史是不能跨越的，他所能做到的就是把前人的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发展，由于所属的阶级性也限制了他理论的发展。主义主导方法，方法实行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注定了黑格尔在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黑格尔在对“有神论”、“不可知论”的批判中，为了论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必然性与永久性，把世界的本体引入“绝对精神”的概念，正是因为“绝对精神”的存在，它规定了世界的发展，也规定了思维的发展过程，思维的过程不过是“绝对精神”在意识领域外在化的表现。《逻辑学》中，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起点就是无规定性的“纯有”，这也是“绝对精神”最初未对自身认识，而无规定性。同时，以“无”作为“纯有”的矛盾对立面展开，以“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论述方式，对概念进行系统深化发展。通过“本质”与“现象”的结合，回归到“主观逻辑”的“概念”推论当中，最终得到“理性的概念”即“绝对理念”，也就得出了真理，这也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自我认识、自我展现的过程。当把“绝对精神”归结为资本，人与自然看成为资源时，也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资本精神的体现，也是工业技术逻辑的体现。在《逻辑学》里，每一个概念的发展都是环环相扣的，前一个环节的推论经过“正——反——合”而进入下一个环节，前一个环节的结束也是新的环节的开始，一个概念的建立后也就是另一个新概念未规定的开始。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系统抽象的重要方面，也是它的原则。政治经济学中的系统抽象法是针对于经济现实的，现实是历史的结果，历史上各主要发展阶段的基本内容，都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与现实当中。从历史发展中来认识现实经济矛盾，必须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过程。这三个方面的紧密联系，构成系统抽象的逻辑与经济矛盾发展史和认识史的统一。现实的经济矛盾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又是立脚点。对于系统抽象法来说，研究经济矛盾的历史过程，并不是外在于现实经济矛盾研究的，而是揭示现实经济规律的必要内容。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概括了劳动者经济意识，揭示和论证现实经济矛盾的进程，继承和发展了抽象法，在批判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把握抽象法，并将辩证法具体化，形成了系统的抽象法。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即使经历了波动，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但社会主义劳动者一直都在努力追寻通往人类解放的道路。中国处于这一特殊的时代里，更需要中国的劳动者为自己寻找摆脱资本奴役人类自由发展解放的道路。在继承马克思的系统抽象理论并在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中深入发展，这就得出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提到的“系统抽象法”，它是马克思系统抽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指导方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归结起来就是研究者如何以自己的思维来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系统抽象法，它概括了劳动者经济意识，它的主体是人，是劳动者的思维方法，这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有很大区别，在黑格尔的理论当中，人也是“绝对精神”的产物，思维的过程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展现的过程。系统抽象法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坚持从现象当中发现本质，揭示本质；黑格尔因为用“绝对精神”作为逻辑起点，在本质论中他所坚持的是本质先于现象，本质决定了现象的表现形式。概念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和主体，它同时又是各种观点的概括和体现。系统抽象法从现实经济矛盾研究出发，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再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由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转化过程，体现了现实与历史、“应该”的统一。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转化中，包含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人在向前发展，意识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可以说在每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都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这所谓的新的思维方式是在对前人理论的批判继承中得来，是一种扬弃。人总是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正确的思维体现的正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只有把握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才能找到正确的思维方式，才能发现事物本质，找出矛盾所在，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辩证法是人的思维方法，主体只能是人，并不存在“超自然的神”或“绝对精神” ，它是人性升华的主导因素和社会变革方法论。把握辩证法，推动社会变革，从而达到人性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