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项宏观政策，包括汇率政策的选择，必须考虑我国资本要素定价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缓解失业矛盾的要求
　人民币应不应当升值？从经济学一般道理上讲，汇率作为外汇价格，应由市场供求矛盾运动状况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的确有空间，因为我国目前的汇率是官方行政管制汇率，基本上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汇率双轨价并轨时的市场汇率水平一致，也就是说十年未变。对外汇的需求以及外汇的供给在十年之久的时期里，肯定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供求关系变化在官方行政管制汇率价格水平中未能得到反映。
　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人民币升值与否，重要的不在于外汇价格水平高低，而在于体制背景、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均衡目标三个方面的特殊约束。
　从体制背景上来说，汇率的市场化取决于要素市场化进展，尤其是取决于资本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当一国的资本市场化，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市场化程度都很不发达时，不可能真正具备发育完善的外汇市场机制，因为外汇市场说到底属于要素市场的一部分。我国市场化进程已经有二十八年历史，应当说经过二十八年改革，市场已逐渐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但在这一过程中，突出特点在于商品（包括投资品与消费品）市场化进展显著快于要素市场化进展；而要素市场化进展中，资本要素市场化的进展又明显落后于劳动力要素市场化进展，因为我国目前利率（资本的价格）仍是政府定价，资本市场也还是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性支配。所以，我国现阶段外汇价格的市场决定，尚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条件，尤其是缺乏资本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体制支持。这样，政府行政定价仍有体制的必然，汇率水平自然背离市场供求。
　从发展背景上来说，汇率的市场化取决于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程度。因为，汇率的市场化及本币自由化，在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而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展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其竞争力提升程度。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自由化的要求都是根本不同的。即使今天以自由竞争为旗帜的美国，在19世纪中后期也是主张保护主义的，因为那时美国的竞争力还不如英法。我国目前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大体为1700美元，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45%左右，还不具备经济一体化和充分自由化的发展条件。
　汇率政策倾向选择，还应当融入整个宏观经济均衡目标体系。如果宏观经济失衡主要表现是通货膨胀，那么，单纯从总量均衡目标出发，汇率政策应服从于紧缩；反之，若失衡主要表现是失业率升高，那么，单纯从总量均衡目标出发，汇率政策应倾向于扩张。从我国的情况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失业率升高将成为失衡的主要表现。我国劳动力不仅总量大，而且增量每年至少在1400万人左右；工业化、市场化的深入，必然带来更为显著的资本排斥劳动和效率排斥劳动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240万个，而现在则只有90万个。所以，各项宏观政策，包括汇率政策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缓解失业的要求。
　所以，人民币币值及汇率水平决定，不是简单的外汇价格水平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根据外汇市场供求矛盾运动状况调整官方行政汇率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体制问题，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前宏观经济主要矛盾这些中国特色因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