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动各个经济阶层敏感神经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重新界定各个经济阶层在经济成果的大盘子中的分利比例，在“大蛋糕”中各自占有多大的份额。一种共识渐出水面：以“调高、扩中、保低”为主线，涵盖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对分配秩序的规范整顿。此间，不同利益集团都在争相表演，诉求自己的观点主张。几乎没有那个阶层会满意现状，人心不足蛇吞象，胃大口大眼更大。就是掌控中国八成新增利润的五大垄断行业的人，尽管其中一个抄电表工年薪都拿到了10万，他们中谁又对自己的荷包心满意足了？各个阶层都希望通过这次改革，调高自己的收入分配份额，更多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于是，都在那自说自话，各论各理。

分利显真心。在这个十分关键的时候，弱势群体就显现出来其弱势本性了。

有人说，“收入分配改革重在‘做大’中等收入”。（中华工商时报 2006-7-5）因为在他们看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数量，增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人群中的比重，让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压缩到最小。这样，至少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可以得到收入差距较为理想的结果。真是妙语连珠！撇开中国是不是终究能走成这条路不说，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许是诱人的前景。可是为什么不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西欧，在北美，它的时间长度是几代人熬过的岁月。那末有几代人注定就要为日后中产阶级的形成做出牺牲吗？稍加思索还会发现，庞大的中产阶级，是以同样庞大的经济基础为支撑的。收入上的中产，是以资源占有的中产为根基的。想要提到庞大的中产级数，以为调节分配就可以实现，恰似说吃饱肚子原来是最后一口菜、最后一口饭。为中等收入层摇旗呐喊的声音不绝于耳，其分贝数也不算小。有的人甚至急匆匆地出来喝道：“收入分配改革别拿‘中产’开刀”（每日经济新闻 2006年7月7日）。神经似乎也脆弱了点，谁说要放“中产”血来着，莫非“中产”们虚惊一场，抑或弄戏作场？

有人说，收入分配改革，重在济贫而非抑富。（东方早报社评 2006年7月12日）此番改革，中央定调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难道从这个基调可以诠释出抑富济贫？其实，在中国富裕阶层的主体并不在工薪阶层，一如国际范围内的“打工皇帝”，年薪动辄成千上亿，这在国内实属凤毛灵角。他们实际上一批靠资本发财致富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通过资本赢利而累积财富的人。显然，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初次分配并未涵盖他们。在再次分配中，政府可能会通过税赋政策对富人进行收入调节。初次分配没有抑富，再次分配至多也只是调节而已。前者决定大数，后者决定小数。所以实在用不着为富人操心，怕抑着他们了。还有一部分富人，即各类明星，诸如艺术明星、文化明星、体育明星、娱乐明星以及网络明星。他们是特殊资本的拥有者，初次分配是由市场决定的，收入政策难以控制。在再次分配中，我们也只能通过税收之类的手段进行调节。我想，担心会抑富者决非是指这类人吧？财富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本身就包含着规避风险、趋利避害功能，特别是在权力资本参预运作的环境中，富人在整体上是决吃不了亏的。回头再说“济贫”，这那里是什么“济”，是将原本就应属于现在低收入层的那些利益公正地给回他们。收入分配改革中各自份额地确定，是以各自在社会生产中的实际贡献为依据的，这不是扶贫。

真应了那句话：有钱有势。有钱了，不仅自己带风带势，而且钱本身可以造威造势。权力资本造成的压力集团，会通过各种不明渠道，导致要不令经济政策的制订兑水，要不令经济政策的执行走偏。远的不说，论证了那么久的遗产税，在吊足了世人的胃口之后，似乎已经箭在弦上，却无疾而终，无限期推迟。从社会现象层面看，许多人为富人献计献策还是十分卖力的，而且有时比有钱有势人自己还想得周到，来得火爆。

富人有人代言了，“中产”也有人说话了，为什么此间低收入的穷人没有人出来如同那两类代言者一样大声呐喊，奔走呼号？谁都知道，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跨越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公，农民工收入过低，农村贫困人口又加新都市贫民，低收入层、广大农民的社保成为一大难关，低收入层远未公平分享经济改革与发展成果。“穷人的穷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成为深入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

没有办法，商业社会经常都是这么势利。冷静地思考会你会发现，这种不同利益阶层的诉求、呐喊、宣传与感染的出现与存在，又是合理的。每一个经济阶层，作为在社会生产中承担财富创造职能的生产要素的人格化者，投入了，在经济成果中就必然要有报偿。每一方都有权参预分配，都有权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末就可理解，此次改革为什么每一方参预国民收入“大蛋糕”分配者，都会强调在过去的年代中未能获得与其付出相应的回报，都企求在新的分配方案中自己的份额要扩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各方博弈行为都是正常的。只要不违法，他们爱怎么折腾就会怎么折腾，只要政策制订中能向自身倾斜就行。经济政策正是在这种争益与让步中渐行渐近，而且唯如此其政策其方案方才有生命力，才有历史存在权。世界经济史一再证明，通过各方经济力量较量、让步而达成共识后形成的经济政策，会大大减少政策执行风险，会大大提高经济和谐程度。那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为富人说话并一定不可耻（但也不光荣），为穷人代言也不一定就高尚（但也不低下）。选择为谁代言，可以是一种理念取向，也可以是一种趋利取向。我知道，在德国就有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为专为富人摇唇鼓舌的，一类专为是为工人争取权益。但是，站在不同的坐标上讲话还是有差别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本身有一个立场问题，它远不像有的经济学者所说的那样，经济学宛如自然科学追求真理那样，与自己的立足点无关，与自己的利益无关。

  面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次改革进程中经济利益的直接对话，一次分切“大蛋糕”中你多我少的现实较量，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为“穷人的穷问题”疾呼、呐喊与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