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一个猜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文化，就是要避免使用那些刺眼的词汇，比如说我们要避免提腐败，避免提利益集团，避免提特权阶层，这样一来很多学者和研究者就容易使用那些从政治上来看不那么刺眼的词汇，比如说收入差距扩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实际上概念上转换了，自己给自己套上架了，觉得可能我们要解决一个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就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困难，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滋生出新的问题来。前面一些学者提到，包括产权，以前要避免提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字眼，就用了一个中国特有的词汇，比如非公有制，也是有一些概念不清的字眼，这样不利于学界的讨论和概念的准确。这一点和我们的政策文化，也是和古代以来有一些避讳和忌讳有关，要真正推动问题的研究，就要上要进行一定的改革，否则会束缚我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