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国内外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出路：

　内外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目前这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因此，调整利率、汇率虽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短期调节，从长期来说，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才是根本出路。

     三种增长模式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沿着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增长的路子前行。

　根据现代经济学分析，西方国家的近代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起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的早期增长阶段。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概括是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第二个阶段，通常叫做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在19世纪后期全面展开，直到20世纪中期进入信息时代。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其理论概括则是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这时，在发展经济学上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经济和社会后果，如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污染的严重等等，出现了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种种恶劣现象。马克思对这些现象作出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由于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使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在总资本所占比率越来越低，就一定会出现两种规律性现象：一个，马克思把它叫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引起了竞争的加剧和垄断的形成。另一个，马克思把它叫做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也就是说，劳动者收入，或者说他们的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马克思在1876年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正是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增长模式所作的分析，即使从现代的眼光看，也是无懈可击的，但不幸的是，虽然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期已经转向效率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以后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西方国家早期增长的路子。

　其原因在于苏联在20年代确立了以自觉实行资本主义早期增长方式为特征的工业化路线，即所谓“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斯大林提出的这条“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并不是从什么增长理论模型推演出来的，而是出于一种现实需要，即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要赶快增强国防力量的需要。只不过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为了在党的斗争中增加自己提出的路线的合法性，压倒党内反对派的不同意见，抬出了列宁在1893年《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里关于资本主义早期增长中“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门增长最快，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部门增长次之，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增长最慢”这一历史事实的陈述，论证用国家的强制投资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自觉运用。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在20年代中期苏联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苏共确定为唯一正确的路线，此后，苏联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菲尔德曼受命制定的以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论模型，即“菲尔德曼模型”也就成为制定五年计划的理论基础。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虽然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已经痛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灾难，在改革开放后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企图缓解和消除它的后果，但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得到根本的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始终没有成为现实，以至于“十一五”规划需要再次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口导向不能长久支撑增长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多少采用了先行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过程中使用的投资驱动的做法。但是它们在相当长时期中并没有感受到马克思所指出的最终消费的瓶颈约束问题，相反能够维持长达十几、二十几年的强劲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代替萎缩的内需，缓解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因而实行以政府对本国企业的适度保护和本国货币汇价低估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导向政策常常被看作是创造20世纪70～80年代“东亚奇迹”的重要法宝之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也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办法，促进了出口的强劲增长，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但是，根据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的经验，出口导向政策并不能长期地维持经济稳定和有效增长，它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变。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的症结在于：出口导向政策的成功实施会带来外汇的大量增加，形成对于本币升值的压力；而与出口导向政策配套的外汇政策又要求本币汇价保持不变；要维持出口导向的政策，就不能放松中央银行的干预，使本币币值保持稳定。这样，中央银行就要频繁介入，抑制本国货币升值的势头。以我们的情况为例，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大约收购6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已经增加到每天大约8亿美元)。这就是说，央行每天要放出50亿元的高能货币。按照现在的货币乘数接近5倍计算，每天货币购买力增加两三百亿元。这就必然造成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目前商业银行的存差已经达到10.5万亿元。目前的许多宏观经济问题，如经济过热、投资增长过猛问题都由此而生。

　货币过量供应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inflation)；另一种是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的上涨，“泡沫”的形成，也就是资产价格膨胀(assets inflation)。房价过高的问题的宏观经济根源就在这里：由于流动性过多，投资买房的人把房价买高了，消费买房的人却因为购买力不足而买不起，于是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这类宏观问题(总量问题)恐怕是很难用限价等微观手段(个量手段)解决的。

　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长期采取出口导向政策还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躺在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上面，由于缺乏从事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的压力和动力而成为J·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在2003年秋季到2004年秋季期间我国经济学界和决策层曾经进行过关于外汇汇率问题的多轮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我是支持余永定教授关于“尽快恢复汇率浮动、不要害怕人民币升值”的意见的。当时，我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促进我国企业的微观效率提高。我曾转达过一位浙江出口企业老板的意见。他指出，从短期看，人民币不升值对企业家很有利，但是两三年以后就不得了，因为在出口导向政策的鼓励下赚钱太容易了，人们往往因此放松了搞技术更新和产品升级的努力，时间长了，我们的出口产品会丧失自己的竞争力，盈利率会下降，甚至完全卖不出去。到那时候一切都太晚了。现在看来这位老板所讲的这番使中财办的领导同志也为之动容的道理，的确有先见之明。

　除此以外，长期维持出口导向政策还会带来其他问题。因为在政策支持下的低档商品出口利润很薄，出口商只得靠数量扩张创收，这样，就会引起我们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和国外蓝领工人对我们的敌视态度。

　转变增长方式要靠推进市场化改革

　虽然“十一五”决定了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可是做起来很难。由于它会影响现有的利益格局，因而这一转变不可避免地存在障碍和阻力。消除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的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使市场制度，也就是自由价格制度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在最近两年关于增长模式转变的论著中，我已经详细分析过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包括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多配置资源的权力，以产值增长为主要政绩指标的自上而下的干部考核制度、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财政体制，以及工资、土地、资金、外汇等价格的扭曲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重复。需要补充的是，我最近参加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受M·斯特恩等三位外国经济学家论文的启发，认识到投资过热的成因，是目前这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严重下移。人们往往指摘地方政府好大喜功，这是不太公平的。实际上这类问题与其说是由地方官员的思想偏差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目前体制下的一种必然。正像斯特恩等所分析的，现在中国许多很重要的公共服务，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的支出责任主要由县和县以下政府承担，而基层政府又没有正规的收入来足以支持这些支出，于是它们只好直接抓引资和投资，繁荣本地经济，然后靠对企业的控制权取得收入。其实中央的财政部门早已感觉到支出责任和收入的不匹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他们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对策叫做“适度集中事权”。他们的这种意见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用了“事权”这个很不确切的提法，造成了中央要“收权”的误解。所谓“事权”是一种反映“大政府”概念的说法，意味着财政资金和权力都源于政府自身。其实在市场经济中，财政支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责任。许多重要的支出责任首先应当由中央政府承担。

　总之，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是通过各方面的改革，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比如说实现自主创新、提高教育质量，如果不解决教育科研的行政化、官本位体制，而是热衷于建立政府基金、立项目、给投资、发补贴，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上个月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会议上，有一位科学院院士讲的一句话很有分量。他说，鼓励自主创新一定要注意方法，如果一味靠给科研经费、给补贴来“调动积极性”，也许过几年以后我们的科技队伍就变成了现在的“国家足球队”了。至于讲到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如何解决“国内外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我看根本出路也在于进行外汇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由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引起的外汇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许多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也都出现过，而且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在这里，我想推荐原台湾大学校长、台湾“经建会”副主任孙震教授在今年4月“两岸经济论坛”上的专题报告：《台湾自由化的经验与检讨》(载《比较》第25期)作为参考。孙震指出，台湾在50年代末期采取了“局部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台湾即将在90年代跨越“发展中”和“发达”的界限，成为发达经济。但是时至今日，“台湾似乎离发达地区的境界日远”。他认为，由台湾经历获得的基本教训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应当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推进经济的“自由化”，即市场化。台湾的问题，出在“决策者对经济自由化缺少认识和信心，以至踌躇不进”上。例如，台湾60年代本应顺应出口扩张、贸易差额改善的情势，逐步取消对出口的补贴，放宽对进口的限制，调整汇率，修正新台币偏低的币值，这样就能进一步增进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后的衰退也会较为缓和。后来，台湾当局在1984年提出了“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正确方向，然而囿于短期利益的考虑，上述“三化”的实施迟疑不决，造成了往后的被动局面。例如，台湾当局在外汇资产大量增加的条件下，仍不愿让新台币升值，因而迟迟不放开对外汇形成机制的管制，而是大量收购美元，控制新台币的汇率。大量收购美元，使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这又引起了资产价格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形成。房地产泡沫刺激 开发商将大量资源用于空置房的建设，造成了严重浪费。而且后来受到外部冲击，泡沫崩溃，不但无数厂商因资产缩水而陷入财务困难，而且银行由于不良资产的大量增加而不胜负担，最后只好由政府帮助银行抵销坏账，归根结底由全体纳税人埋单。

　我觉得这篇文章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应当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