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理论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存在的基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思想精髓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分工，恰恰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根本原因，规模经济的本质实际上是专业化经济。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开篇就分析了劳动分工，并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他认为一国国民财富积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最大提高则是由于分工的结果。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斯密不仅一般论述了采取分工生产的方式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深入分析了产生分工效率的原因。他将分工分为三种：一是企业内分工；二是企业间分工，即企业间劳动和生产的专业化；三是产业分工或社会分工。第二种分工形式实质是产业集群形成的理论依据所在。正是因为这种分工，产业集群才会具有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个市场都无法具备的效率优势，过细分工和市场分工都有一系列弊端。而产业集群保证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效率，与此同时还能将分工与专业化进一步深化，反过来又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关于分工的决定因素，斯密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到市场广狭的限制”。“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亚当.斯密给出分工提高生产率的经典解释是: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节省劳动时间；第三，机器的发明和采用。将斯密这一观点加以概括，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有两点：其一，原来要求复杂劳动的工作通过分工以后只要求简单劳动就可以了。由于简单劳动只需要较少的生产技能学习时间。所以分工增加了人们可以用于生产的时间，从整体上降低了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成本。其二，分工使得单个生产过程简单化，有利于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机器的使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又进一步降低了对劳动技能复杂性的要求。亚当•斯密还认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提高了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创新，是产生报酬递增的根源。总之，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产生报酬递增，而进一步的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所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因此，专业化和分工应该成为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

    1890年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该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中的价格理论，但马歇尔还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初次描述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他在书中描述了 “地方性工业”的原始形态，他所说的地方性工业就是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并把这些特定地区称作“产业区”。马歇尔描述了产业区形成的三个原因: 第一，本地专业化劳动力的发展，大量增加的相关企业和生产服务活动，以及频繁的信息交流；第二，辅助性工业带来诸多好处。辅助性工业使用高度专业化的机械，为集中在一起的众多工业进行辅助性产品的生产，比起各个工业使用高价机械，自行生产这种辅助性产品来，更为经济和专业；第三，提供专门技能的劳动市场。对专门劳动的大量供给促使了工业的集聚。马歇尔（1890）指出：“当某一工业定位于某一区域时，就极有可能长期定位于此。同类厂商彼此相邻并从事类似的经济活动能够产生巨大的利益，厂商也倾向于选择在具有某种特定技能的劳动力集中的区域设厂，这种就业上的优势同工业在特定区位的集中组合形成制造业的聚集效应，它是该工业成长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原因。”

      阿林•杨格(1928)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重新阐述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并对“斯密定理”进行了拓展，他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规模(范围)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第一次超越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并指出“报酬递增的原因不是规模经济，而是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他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仅是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决定。这样便是“分工一般地取决于专业化分工”。阿林•杨格关于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且是一个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的思想便是著名的“杨格定理”。专业化分工是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力量，但如果集聚企业都是“小而全”，则引导比较困难。专业化分工形成的社会化分工网络，把人员的培训、销售网络的建立、运输成本的降低、原材料的供应全部纳入到专业化的分工里。这种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就有可能形成地区性的新产品、新技术孵化器，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就会向该地区聚集，从而形成企业集群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机制。由于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大量的劳动力得以就业，不仅缓解了当地就业压力，还能使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因此，通过深化专业分工，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可以使所有的企业竞争力得以提高，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专业化的投入品包括原料、专有设备、服务等，由于产业中心的企业对原料、中间投入品以及服务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价格的上升），被敏锐的企业家获得，使得相关产业的企业进驻本地区，这种进驻是有经济原因的，因为附属产业和上下游产业的企业进驻中心产业所在的地区首先节省了运输成本，其次由于就近中心产业，获得市场信息迅速、准确，能根据中心产业市场变化迅速改变自己的生产，最后，这种进驻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容易获得专业人才，由于适应本地方的潜规则，交易的风险、交易的成本降低，并且由于人员的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方便，交易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一定的产业总是坐落在一定的区域空间上，一定的劳动空间必然有一定的产业与之相应。同时，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马克思分析了分工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协作可带来规模经济效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 马克思还分析了分工是如何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在分工条件下，每一个工人终生从事某一种简单操作，从而成为“局部工人”，他花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分工使生产过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计划性、规划性和劳动强度；分工使局部工人终生从事某种固定操作，有助于操作经验的积累和劳动方法的完善以及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协作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则来源于:协作劳动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集体生产力；协作劳动所引起的竞争心理与振奋精神可提高个体的工作效率；协作可以缩小生产的空间范围，从而由于劳动者的集聚、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集群而节约费用。马克思的上述分析从分工和协作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原因作出了一种说明。马克思认为，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企业生产，可以产生比分散生产更大的效率。这主要是因为：协作性的集体生产在相同产量的条件下比分散生产节约了占用的空间；有利于在交货期临近或其它紧急情况出现时，集中生产能完成较大的生产量；在集体生产的环境中，个人能力可以通过劳动效率间的差异表现出来，努力争先的竞赛，提高了生产率；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容纳在一个企业中，有利于管理和控制，可以保持生产的连续性和比例性。总之，对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追求，成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因。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问题从来都是放在经济理论的核心地位。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之争实际上是生产模式的效率之争，而生产模式的效率之争最终还是通过分工水平的差异表现出来。有理由认为，用分工水平解释和比较不同生产模式的效率将是有说服力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分工这一内生的过程既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导致企业内部新工种、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也可以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某一新的生产环节会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化的企业。由此可见，劳动分工的深化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分工经济的一条普遍原理。

    专业化分工本身具有“自我繁殖”能力。一是各行各业分工的内向发展，会为创造新的专业提供条件。产品价值链越长，技术上进行工序分解的可能性越大，垂直方向的劳动分工有可能加长，这样能吸引众多企业聚集在一起。二是分工度会随技术的改进而深化。分工度的提高反过来使专业内的技术效率提高。分工的内向和外向发展相互影响,效率与分工度的交互影响，构成企业的自我繁殖特性。在集群内分工深化的同时，集群间的协作也在发展，这种趋势逐步演化为地域分工的格局。由于产品具有互补性,不同产业群相互合作，新市场机会层出不穷，新产业集群不断涌现。

 

    基于分工，交易（business）是产业集群的核心（Edward Feser,2004）。依托市场的多样性需求，产业集群通过内部成员间以及成员与集群外部的交易，使产业内（间）分工细化与知识的溢出相得益彰，推动技术的扩散与创新，促进产业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交易费用是理解经济发展过程的关键，在经济分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来说，不了解交易费用就无法提供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转的理论分析，也无法说明诸如家庭、企业、政府等非市场组织存在的原因。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将交易概念引入经济学理论的是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他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最核心的概念。由于稀缺性的存在，人们会发生冲突、依存和秩序关系，交易就是使这些关系得以实现的手段。康芒斯还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交易：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配额的交易。他们分别与市场、企业和政府三种制度安排相对应，并形成此消彼长、相互替补的关系。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康芒斯等制度经济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不以为然，但至少从“交易”的界定及其一般化方面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吸取了康芒斯的思想。交易的确是广泛存在于人类活动中的一种最普遍的形式。在经济领域中，交易形式和空间的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交易虽然对人们是有利的，但交易并没有无休止地扩展下去。原因就在于交易是有费用的，交易要受到成本的约束。一旦人们进入分工生产，产品交换就成为维持人们生存在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产品交换需要耗费资源，例如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等，我们把这些称之为“交易费用”。显然，只有分工带来的好处大于为此付出的交易费用时，潜在的分工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分工。而“交易费用” 的概念是罗纳德·科斯(Coase R，1937)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来的。但迄今为止，交易费用却没有一个明确、标准的概念。科斯认为市场运行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运行价格机制的成本”，至少包括两项内容：（1）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的费用：企业搜集有关交易对象和市场价格的确定信息必须付出费用。（2）谈判和监督履约的费用：为避免冲突就需要谈判、缔约并付诸法律，因而必须支付有关费用。科斯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他进一步认为，在企业外部靠市场价格机制协调控制生产，在企业内部，由于交易被取消，市场交易的复杂过程和结构将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来代替控制生产，这些都是协调生产过程的不同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科斯(Coase  R,1937)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了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单位数，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①。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性质是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考虑。企业边界大小，即某一生产环节是否应保留在企业内部，取决于交易费用的算计。如果扩张边界所降低的交易费用与因此增加的企业内部组织成本相当，企业的边界就稳定下来了。科斯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聚集的成因。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众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接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从科斯的开创性工作开始，企业不再被看作为一个“黑匣子”，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性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并没有被很好的解答。究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现有的研究始终在坚持一个没有言明的假设，即企业的边界是不可交叉的；二是将从交易成本理论中得出的企业边界(契约边界)与现实中观察到的以纳税实体为判别标准的企业边界(法定边界)混为一谈。

    在科斯提出企业与市场关系的交易费用解释后，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主要的原因是交易费用到底是指什么是不太清楚的。似乎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可以解释任何关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僵局是由威廉姆森等将交易费用具体化而打破的。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斯科特（Scott）等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进行的研究是最全面，具有综合性的。他系统研究了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和企业替代市场，即纵向一体化的理由。威廉姆森于1975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了《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本名著，界定了交易费用的市场组织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即投资的专用性程度）三纬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制结构的决定。威廉姆森(1977)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1）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而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2）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要付出的费用；（3）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威廉姆森（1979）是从产生交易费用的原因来表述交易费用的。在威廉姆森看来，产生交易费用的根源在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威廉姆森(1980)又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在威廉姆森的分析中，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可能影响有三种：一是在修订契约中出现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二是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交易中的一方要么被迫接受不利的交易条件，继续使用专用性资产，蒙受利益下降或成本上升的损失；三是要么将专用性资产作次优使用，承受谈判失败导致的战略性失败的风险。威廉姆森(1985)并且解释小数目条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他认为，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少，则市场机制就越失效。在这之后，威廉姆森(1994)又建立了基于区域之间动态的交易费用模型。威廉姆森认为，在交易非专用性的情况下，由于新的贸易关系很容易进行重新安排，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还不会对交易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会对交易产生严重的影响。交易频率是指在特定时期交易发生的次数。交易频率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为建立一种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而非一体化的专门性规制结构，如双边规制结构或多边规制结构，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即是否是有效率的安排。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情况下，是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还是建立统一性的规制结构进行一体化生产，则主要取决于交易的频率。“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是指“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威廉姆森,1989）。资产专用性是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与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一起决定着交易成本的高低和治理结构的选择。“……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交易成本理论就没有说服力”（威廉姆森，1985）。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使得企业间交易的依赖程度增强，一个企业对某一交易关系的依赖性越强，说明该交易关系中的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越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缔约后违约的风险就会加大。由于专用性较强的资产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较高，资产所有者就有可能受到对方的讹诈，被要求以较低的价格继续提供服务，反过来，在专用资产的服务的购买方，也有可能受到对方不继续提供服务的威胁，缔约后的违约和敲诈行为又被称为缔约后机会主义行为。缔约后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之间的具体关联体现在存在所谓的“可挤占准租金”。准租金被定义为一种资产的价值与其次优用途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可挤占准租金则是因为存在着资产专用性，可以在缔约后敲诈的部分。即资产专用性弱，可挤占准租金就少，交易各方将越有可能依赖契约性关系，而不是依赖共同所有权的一体化经营；而资产专用性越强，可挤占准租金越多，一体化经营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资产专用性导致了双边垄断，而交易双方的双边垄断又加剧了集群企业在交易合作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威廉姆森在1975 年出版《市场与科层》中写到：“在以完全竞争市场和一体化的企业为两端,中间性体制组织介于其间的交易体制组织系列上,分布是两极化的”。如图1所示。这里威廉姆森承认了在中间

 

 

 

图1  市场组织、中间性体制组织和企业组织关系演变图①

 

一体化进程

           专业化分工

    范围内的交易不仅越来越常见，而且还相当稳定。那么这三种体制组织如何确定呢？威廉姆森（1979）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则》一文中指出，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这三个交易特性高低程度不同，与其匹配的规制结构也不同。当这三个决定因素程度较低时，与之匹配的是体现古典契约关系的市场规制结构；当三个变量较高时，与之匹配的是统一规制结构（企业）。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被其称为“三方规制”和“双边规制”的中间经济组织形态。“中间性组织”的存在是组织本身从效率的角度(或称“生存能力”)内生决定的。科层组织可能带来协调成本过高导致的规模不经济，而市场组织则存在交易成本过高则导致的市场失效的危险，在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必然存在着大量不同类型的“中间性组织”。这不但提出了中间性组织存在的客观性，而且提出了中间性组织存在的多样性。在威廉姆森看来，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纯市场和科层之间的中间性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比市场更有效、比企业更灵活地协调生产。每个企业都根据自身能力从事分工活动中的某个阶段，因而在生产上存在相互依赖的企业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依赖很多的资源，企业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需要同其它企业进行合作与协调，以降低竞争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间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的不同匹配，决定了产业集群组织存在的效率边界。也就是说在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中，中间性组织并未取得与时常和企业并列的概念。在威廉姆森看来，产业集群的组织效率是有条件的，具有“状态依存”的性质。产业集群、科层组织和纯市场组织的效率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产业集群不是惟一有效或者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组织。在有些情况下，大型科层组织可能是最有效率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分散的小企业网络组织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产业集群的独特竞争优势只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从这点来说，产业集群尽管是市场机制“效率选择”的结果，但却不是惟一有效的必然结果。

斯科特是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中比较成功的学者。也可以说，他是对科斯和威廉姆森用交易分析经济组织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斯科特强调，当交易成本与生产（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时，交易成本成为了解生产集聚的理论基础。斯科特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增长是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斯科特概括交易成本和集聚间的关系，认为产业集群主要源于生产中的分工、公司间交易活动的结构以及地方化发展中内生性出现的集聚经济。垂直分离过程预示着产业联合体的产生，这取决于公司间或工厂间交易联系组织结构。他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垂直分离的空间经济结果。当企业垂直分离时，经济中外部交易活动的水平增加，由此将促进那些有强烈愿望和经济联系的生产企业相互向集群区域集中。反过来，大量生产企业的集聚会极大地降低外部交易的空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两方面的经济效果：一是企业搜寻和续约成本的下降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的垂直分离；二是投入的需求的高度非标准化以及生产企业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接触，也加剧了企业的垂直分离。因此，企业垂直分离强化了产业空间聚集，产业空间聚集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垂直分离。而且，斯科特还认为，在社会分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频率大大增加，企业交易总费用上升。由于交易成本与地理距离成正相关，所以企业通常有近距离寻找交易伙伴的愿望，从而促成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

    杨小凯在继承亚当·斯密和阿林·杨格的有关分工思想之上，引入了罗纳德·科斯交易费用的概念，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形式化了亚当·斯密和阿林·杨格的思想，使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杨小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假定交易效率是交易增长规模的增函数，若交易效率上升——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会提升——交易规模扩大——交易效率进一步上升——均衡分工水平进一步提升。杨小凯将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认为，分工和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的深化产生专业化经济，也带来了交易费用，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会陷入两难冲突。一般来说，分工的实现，分工速度与分工水平的提升，要以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降低为前提，而降低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则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组织费用来实现。在专业化经济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交易费用，就意味着提高了分工水平。企业、市场、契约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如果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效果高于市场和契约，产业演进就是通过企业内分工来实现的；如果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效果低于市场和契约，产业演进就是通过企业外分工来实现的。企业内分工深化容易形成大企业，企业外分工深化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因此，专业化生产是产业集群产生的初始条件，精细的分工对于产业集群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业集群由于从事相同与关联服务产业的人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很容易在集群内找到很专业化的人力与投入因素，实现了企业对劳动力的柔性需求，企业可以以最优的价格得到最专门化的服务。

    按照科斯、威廉姆森、斯科特、杨小凯等的观点，从交易角度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是其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其中，有的企业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企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中间性组织理论形象地将这种“组织间协调”称为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握手”,并且将原有的企业和市场二层次分析框架提升为市场、中间性组织和企业的三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从而较好地弥合了传统抽象理论研究和现实世界脱节的鸿沟。

    产业集群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形态，具有明显的市场交易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内企业间的交易。与企业内金字塔似的等级关系不同，集群内企业是相互独立的，彼此间没有支配或依附关系的平等市场主体，企业之间的协作与竞争都受价格机制的制约，交易费用弥散于整个分工网络中。二是集群内企业与集群外经济行为主体的交易。集群内部企业既是作为集群网络的一员，又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无论是集群内部专业化分工的需要，还是自身发展的需要，都不可避免地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一系列与集群外经济行为主体的市场交易之中。因此，我们可以把产业集群概括为: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比市场稳定、比科层组织灵活；资产专用性适中；信用程度中等偏高；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主要依靠关系、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协调的一种中间性体制组织。

当把交易费用这个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放入产业集群中来进行探讨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地理上集中的含义意味着集群内企业拥有共同的制度、文化、社会环境，而这可以有效降低知识与经验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二，地理上的集中自然意味着消除或大大减少因为空间距离产生的交易费用；第三，集群也是信息的集聚，同时，集群本身就具有网络化的特性，这既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也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于是明显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第四，集群内企业长期合作，内部信誉体系比较完善，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以及道德风险等，因此签订、执行契约等所需要的资源即这一类的交易费用也大大减少。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关系，彼此之间因为长期是正式合作以及非正式交流而形成信任，部分抵消了纯粹市场关系中的机会主义和未来不确定性，减少了市场风险。产业集群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在产业群内形成开放式的横向或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网或企业链，以作为对大型企业的封闭式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的替代。因而产业集群既降低了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又克服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代理成本和组织成本过高的问题。

    交易费用总是与特定的交易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并与分工生产活动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给定的交易制度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累积性的改革逐步提高分工水平或降低交易费用。不过，受给定制度条件的限制，累积性的改革所能够达到的效果通常是有限的。要想在分工水平的发展上有突破性的提高，只能通过交易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来实现。交易费用理论证明了中间性组织存在的合理性。产业集群的生产模式就是是一个有效的交易制度变革，它在推进分工水平深化的同时反而降低了协调分工的交易费用。企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客观要求，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表现为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需要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企业要出现。但是企业规模发展是有界限的，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这个限度决定了企业的购买、生产和销售。而产业集群这种规制结构恰好弥补了企业组织规模有边界的缺陷，它的规模越大，越可以得到外部规模效应。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劳动分工深化、交易效率提高的过程。当然，从市场经济中的分工模式来看，产业集群和大企业制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工协调模式。产业集群是通过企业间的分工来提高分工水平，大企业制度是通过企业内的分工来提高分工水平的。产业集群内各个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和其生产产品的高度相关性，使其交易成本降至极低，从而使产业集群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可以无限发展的“大企业”。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分工协作和支持性的上下游相关企业的存在，使得可以通过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或社会化，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另外，集群内企业间的关联性，也降低了企业一体化的成本。伴随着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由企业和市场二层次分析框架提升为市场、中间性组织和企业的三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交易费用理论证明了中间性组织的存在，并证明了中间性组织的存在能够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使投资最有效率。产业集群作为中间性组织形式之一，其存在和发展不仅可以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而且产业集群本身又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产业集群的出现与成长本质上是一种产（企）业间交易或联系形式的创新，是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形式。

    总之，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产业的报酬递增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流派的以专业化分工理论为源泉的报酬递增思想对产业集群成长具有解释力。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而企业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增加报酬递增，就越来越多地集聚在一个地区，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产业集群以其企业规模、降低成本、协作创新的功能，通过纵向专业化分工和横向经济协作，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分工的发展。由此可见,产业集群这种新组织形式较好地解决了分工演进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提供了一种有效率的交易体系、市场结构与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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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何雄浪：《劳动分工、交易效率与产业集群演进》[J]，《财经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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