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关系的角度看，当前的“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的根源，主要不在我们这一边，不是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而是美元被高估、美元要贬值的问题，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战后基本上是美元为中心，叫“美元本位”。美元最初还有一个黄金本位制约它，其他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各国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那时美国印票子就多少还是有个硬约束的，但是也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就是美元要贬值。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票子不再能兑换黄金，国际条约就这样一风吹了。当时黄金和美元的比率就成了280美元一盎司黄金。接着在70年代美元又进一步要对马克、法郎贬值，80年代对日元贬值，就这么一路贬来，再在轮到了中国。
 
     美国的财政赤字、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人的低储蓄率、高负债率。根据美联储自己的报告，60%的美元钞票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元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对于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软约束的货币体系，可以任意发放货币；美国只要印票子，就能在全世界买东西。
 
     换个角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是美国，我们也会多发货币，因为这样可以占有更多的世界资源，风险也会由全世界用我们货币的人们共同分担。这就是一个“私人物品”被当成“公共物品”来用的时候发生“败德问题”的典型情况。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美元有不断贬值的倾向，而且贬值从来是对美国有利的。
 
     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它要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今天人民币面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正因如此，蒙代尔多年来一直批判这个制度，甚至曾鼓吹世界货币回到黄金本位。总之，在现有制度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是美国的逆差，而不是中国的顺差，是美元要贬值而不是人民币要升值。
 
     美国是超级大国，美元成了本位货币的局面我们一时半时不可更改，美国也绝不同意改变这么一个使它占全世界便宜的国际货币制度；甚至它可以拒不进行任何政策上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产生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们就会对人民币进行投机活动，美国国会还会因为我们不升值而对我们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为了避免这种损失，我们也需要适当的升值，即通过适当升值来使各种损失的总和（包括升值本身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不是完全对当前的国际失衡没有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是很小的。这是因为，从1994年以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是我们的货币工资提高得比较慢（图略）。适当小步升值，也算是我们尽到了缓解国际失衡的责任。
 
     从长远来看，一个高速成长的、通货膨胀率又较低的（我们低于美国）的经济，必然要经历本币升值的过程。早一点小步调整，渐进式地实现升值，比长期不动最后问题积累太大不得已一下子大步升值，要更少风险，更少震荡。
 
     人民币要升值，但是在目前阶段不能自由浮动，也不能大幅度升值。按照市场的压力大幅度升值或者自由浮动，相当于由我们单方面承担调整世界不平衡的全部责任，调整了之后，不平衡减少了，美国可以继续增发货币。我们小步浮动，美国的逆差不消除，它还可能做点调整。所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我们现阶段也是最合理的体制。一种可信的、浮动幅度相对较小又相对稳定的升值过程，也有利减少市场上的投机活动。
 
     究竟在目前阶段小步上浮的幅度要多大，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我们有利的、合理的“年升值幅度”需要满足以下的一些标准：
 
     ——给定目前中美两国利率的差异，幅度要足够的小，使得投机者投机人民币升值没有多大的收益；
 
     ——在目前世界不平衡和我国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太多的情况下，年升值幅度又要足够的大，以真正起到减少顺差、也减少投机活动的目的；
 
     ——升值幅度要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生产企业创新升级，又不对它们产生大的冲击，使它们有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继续保持市场竞争力。中国的企业也应该在汇率的逐步调整中逐步习惯汇率的浮动，因为汇率自由浮动毕竟是我们早晚要实现的市场机制。我们不能以汇率不变（变量不变）来保护弱不禁风的企业，同时培养出一批懒汉型的市场管理者。
 
     根据目前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我们在最近两年每年升值5%左右，是可以接受的，对经济增长也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
    （以上内容选自樊纲教授最新长文《经济的内外平衡：中国面对的挑战》，刊于《新青年·权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