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来说，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的进行研究的。第一个就是从古典意义上的宏观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问题，没有新增的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这个问题我想有两个层次，第一这个总供给总需求的对比的态势是怎么样的？需求过大，还是需求不足，也就是说是过热的倾向还是过冷的倾向，或者是中性的，不冷不热正好。应该说这个问题从2003年的第一季度就开始讨论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多数人认同的共识。我们回想一下2003年以来的过程，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9.9，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提出经济过热，这中间隔了一个非典，到了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又开始增量，有人现在总结是三种观点，一种是过热，一种观点是可能偏冷，还有一种观点是正好。这三种观点大致上在2003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就是这么三种观点，一种观点叫做经济过热，就是总量过热；第二种观点说没有全局过热是局部某些部门过热；第三种观点可能偏冷，要防止通货紧缩。
到了2004年第一季度，党中央做出一个判断，认为投资过热，贷款增加过多，于是从3月以后，2004年3月份以后紧缩，但是这个时候三种意见并没有统一，三种意见还是各说各的，当然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就是局部过热，局部的部门越来越多，到了年中的时候，2004年年中的时候，过热的部门就开出了10几个，就跟总量过热很接近了。现在看起来这个争论没有得到多数人一致的意见，所以现在当前的争论在我看来无非是2003年2004年争论的激起，外国人中国很奇怪，三年中两次出现过热，其实我看是一次，并没有出现两次。只不过上一次没有讨论出公认的结论。三年中两次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像2004年第一季度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理的方法，短期的宏观经济来看，第二个层面就是说如果说无论是局部过热或者是总量过热，怎么来对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因为争论没有一致的，处方就有各种各样的。中央银行的处方就是总量手段，另外的部门就是个量手段，看起来后一种手段是起作用的主要手段，微观的手段，个量的手段往往不能解决总量的问题，所以压下去的一段时间，随时可以反弹。最近我们在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讨论请了一些专家参与，有一点是多数人认可的，就是要注意着重运用总量手段，所以总量手段当前来说最重要的总量手段除了利率，就是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还有一个汇率，当然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论的，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在中国的情况下主要还是要用个量的手段，就是批项目、砍项目、抓住土地的审批等等。像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的讨论，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长期性的宏观经济问题。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前，我们的理论经济学是不分宏观和微观的。因为从微观来看个别的需求和个别的供给总是一致的，每一个交易行为需求和供给是一致的。对买方来说是需求，对卖方来说就是供给。所以从过去的经济学认为，既然个量需求和供给是一致的，那么总量也应该是一致的。凯恩斯主义打破了规定，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从长期来看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会达成一致的，但是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这个总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常出现的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所以就有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完全是短期调控，在凯恩斯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以后，发达国家的政府运用了短期调控的手段，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它们忽视了从长期来看总供给、总需求的协调，它是要靠一个好的市场机制才能达到的。过份强调了短期调控的作用，就造成了70年代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滞胀，所以这个时候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又回来了，就是说你在考虑短期的宏观经济协调，做短期调控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到长期的协调。否则呢这个经济就是不断的冷热热冷不断的调控过程之中，不断的调控结果就会出现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滞胀的情况，使得短期调控不能起作用。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长期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出现经济过热、调控、停下来，走走停停，是不是长期问题呢？应该说最近几年长期的问题提到我们眼前了，这就是最近我们几年讨论得很热烈的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个增长方式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发达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中采用的一种增长方式，就是用投资来拉动增长，用投资来支撑增长。这种方式它的必然的结果就是会使得需求增加，投资增加得过快，而需求增加得过慢，于是就出现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那么，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就很难避免宏观经济的失调，现在应该说看得似乎越来越清楚了，如果不能够改变这样一种增长方式，那么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很难避免，今天我不能详细的讲，我想推荐一篇文章给诸位参考，就是在前一个时候我们共产党和台湾的国民党召开了一个两岸的经济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在台湾方面的一个主旨讲演，是台湾大学的校长，经济学家孙正做的，他讲演的题目叫做《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与检讨》，所谓自由化就是市场化。他这里面讲到台湾的教训，这个教训跟东亚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教训很吻合，像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出现过这个问题。这是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用一个投资来支撑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种西方国家在19世纪曾经用过的一种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在19世纪的时候，曾经被马克思深入的分析过，批判过，这种增长方式就是靠投资的增加来支撑增长，那么通过投资就会增长在资本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叫做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就是资本总量中物质资本对于人力资本的比重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马克思说的“劳动人民的收入相对下降和失业增加”，也就是说消费不足。马克思从那个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资本主义走下坡路。
在东亚国家，怎么来避免这个问题呢？因为靠投资来支撑增长，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的提高，总资本中间物质资本的比重不断的提高，那么消费的部分当然就相对的降低，就会造成需求不足，最终消费不足，需求就不足。东亚国家有一个新的办法就是靠出口，就是用出口导向政策，用这个政策用国外的需求来弥补最终消费不足，保持高速度的增长。东亚的国家和地区运用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高速的增长，但是它带来了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出口导向政策越成功，你的收汇越多，收汇越多就造成了本币升值的压力，而要保持出口的旺盛，那么我们都知道，为了保持出口导向政策能够行得通在汇率政策上，就要求压住本币，不让它升值，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收购硬通货，使得本币不升值。那么又需要用大量的中央银行的高能货币去收购外币，于是货币供应就大量的增加，货币的超量供应就造成了总需求的过分膨胀，就出现了经济过热。
孙正说台湾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当它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本来应该用兼并的，比较快的速度实现市场化来消除这些矛盾，可是为了不影响出口，又不愿意让新台币升值。所以这个问题就积累起来了，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太多，它有两个可能的后果，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一般物价的上升，一般物价总水平的上升，我们把它翻成通货膨胀，其实跟通货没有关系，就是一般商品价格的膨胀。另外一种可能性，一般商品的价格没有上升，就是说商品的价格膨胀没有发生，但是资产价格膨胀发生了。台湾在80年代，日本在80年代的后期都出现了这个情况，一般物价没有上升，但是资产价格，就是房地产、期货、股票的价格，迅速的上升，就是所谓泡沫形成了。
孙正说台湾的教训就是市场化不够坚决，走走停停，左顾右盼，怕影响出口，结果就造成了泡沫的膨胀，以至于后来受到冲击以后一蹶不振。当然台湾是经历那么10几年，经济发展得不太好，日本是经过了15年。孙正先生比较客气，没有讲到我们大陆的情况，只是简单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台湾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个会是一个两岸经济论坛，大家注意力都在海峡两岸的政治问题上，好象没有太多的人注意这个主旨讲演，所以在我主编的《比较》杂志这一期，我给它全文发表了，我在听他讲演的时候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呢？我们人民银行每天收购6亿多美元，能够保持人民币不要升得太快，6亿美元大概是50亿中央银行的货币，每天发50亿的高能货币，据说我们现在的货币乘数是接近5，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流动性过多。
回到前面讲的，我们现在讲的微观问题，房地产价格不能让它涨，但是这个流动性这么多它往哪里去呢？你把它止住了，他往哪里跑，这个货币往哪里跑，应该说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其实，在上个世纪后期我们的货币供应量，每年的货币供应增长已经大大的超过了GDP，就是供给的增长。每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总是在16%到22%之间摆动，就是说比我们的供给增长，就是GDP的增长要超出了6到8个百分点一年。所以，2000年为什么股市暴涨呢？有一种解释，就是因为票子发得太多。当然，我们需要在房地产市场上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如果这种货币过量供应的情况不能得到改变，那么你很难把个量，某一个部门的不正常的情况止住，于是就变成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这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了，因为有大量的流动性，所以投资买房这个需求非常的旺盛，投资买房的需求旺盛就使得房地产价格上升，而消费买房的人，就是为了住去买房子的人买不起，这里是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还需要研究长期的宏观问题，我刚才就讲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增长方式。第三个问题就是做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背后的分析需要一个理论的框架，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就变成感想，就变成了一位经济学家抓住了某几个现象发表了一些感想，又一个经济学家抓住一些情况，发表了另外一些感想，列宁说了什么样的例子都可以找到。宏观经济理论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经过大概有70年的时间逐步的发展起来的，非常复杂的理论。更不要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影响这个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的发展理论，比如说关于增长理论，这个就更长了，经过长时期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学说，需要我们非常认真的加以研究和梳理，我们才能够把握。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至少我们的经济学家做得不够。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举一个例子来说，关于这个增长方式问题，增长模式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来说就有两派很不相同的理论，先说老祖宗马克思，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方式，得出了整套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叫做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我们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学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靠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它一定会增长有机构成的提高，有机构成不断的提高一定会造成两个经济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利润率降低，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消费基金相对的减少，工人阶级的消费基金相对减少，会造成失业增加，所以马克思正是从这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但是，在我们这里流行的是另外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斯大林的理论了，它的来源是这样的，在19世纪末期在俄国讨论，俄国一个落后国家资本主义能不能发展的时候，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再论市场问题》要论证一个什么问题？说工业化是可以自我支撑的，以资本主义国家先行的国家为例来说明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能够提供需求，能够自我支撑。所以，他说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快，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增长次之，消费品的增长最慢，后来斯大林为了论证重工业发展路线的时候，把这个说成是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叫做“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者叫“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规律，认为苏联就是按照这个规律自觉的运用这个规律，就能够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样是讲一个投资支撑的增长，同样是讲得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但是它的社会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这里现在就不是太清楚，到底哪一个算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经常讲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后来的所谓苏联的五年计划，我们的几个五年计划，像这种问题需要梳理，否则的话我们宏观经济分析就缺乏坚实的理论的基础。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讨论我们眼前的问题的时候，讨论我们的局部问题，个量问题的时候都是离不开的，都是绕不过去的，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我们的经济学工作者，和我们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者，大家共同协作，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希望我们这次会议是我们这个努力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吧，我祝这个大会成功！谢谢！
（本文是吴敬琏在2006年7月“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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