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从中央政府到全社会，大家最关心的、议论最多的问题就是社会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拉大、三农问题、贫困问题，等等。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如反垄断、反腐败、逐步发展社会保障体制等，但是最基本、最根本的途径，还是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就业的创造，最终将还在农业中务农的劳动力的绝大多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中去，实现初步的充分就业，从而使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水平得以逐步提高。所谓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实现消除和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长远目标，说到底，就是要从“创造就业”这个根本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思考我们方方面面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思考我们的增长模式、思考我们的产业结构、思考我们的贸易结构、思考我们的技术发展战略，等等。在经济学看来，发展的本质就是就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就业的转移!

　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发展所有的产业，包括，而且特别是要包括各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包括各种重化工业，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创造出高科技产业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即使中国将来能够发展起很多的高新科技，为了解决我们几亿农民转移与就业的问题，解决我们的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也仍然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坚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1。关于发展高科技产业。

　我们当然要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但也要认识到，我们还是一个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也不过20几年的时间，与那些市场经济发展了几百年的发达国家比，我们高新科技产业和出口产品所占的比重低一点，名牌少一点，附加值少一点、“贴牌”做得多一点，也是正常的。人们看着很着急，指手划脚，但是这是一个历史进程，是正常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落后国家都是经历了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的，我不相信中国人就比别人笨，从这个阶段走不出去，也不相信中国人特别的聪明，可以跳过这个阶段。当然，从国家政策上说，我们要积极鼓励高新科技产业，但也不能因此就歧视、排斥、压制、看不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因为有些官员和学者看不起，弄得搞得很好的企业家自己也开始瞧不起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关于一般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使大量的农民得以转移出来。从长远看，我们也还是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把另外的2亿农民转移出来。这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以后能够发展起了大大的高新科技产业，我们也还是要大力发展、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我们民族的私利，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尽可能地防止这些就业岗位“流失”到印度去、流失到越南去、流失到印度尼西亚去!

　另外需要认识到的是，只有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是可以转移的。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现在全世界的制造业就业，中国以外只有8000万个岗位，最好的情况再转移到中国2000万，乘上一个系数，也就是加上由此带动的运输业、服务业等等可能总共也就是1亿个工作岗位。技术还在进步，每个行业所需的劳动力都在日益减少。而我国还有1.5－2亿的农民需要就业，既使全世界制造业就业能转移的都转移到中国来，也还可能解决我们的三农问题，可不能大笔一挥就说不发展这个产业那个产业，不能说那些产业的就业我们就不要了！

 

　有人认为重化工业不能创造多少就业，这不对。重化工业本身吸取的劳动力可能有限，但是与重化工业相关的上下游各行各业，包括机械制造业、原材料生产业、运输业、服务业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却大大多于重化工业本身。过去鞍钢3万人在钢铁厂，而上下游为它服务的“三产“曾经有20－30万人，还不算外地的各行各业。退一步说，即使重化工业创造就业不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有的人同时也看不起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那也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宝贵的就业！

　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不要搞重化工业，可以“超越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对于这种观点，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从技术上说，你是不是已经可以不再用重化工业的产品，而是有了别的（“高新科技”的）替代品？中国现在和将来几十年搞城市化、发展经济，是不是可以不用钢材、不需要水泥，不需要重型机械？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重工业产品现在还无法替代，你盖楼修路还得用钢材水泥，你在这一层技术的意义上就还不能超越重化工业阶段。这是第一点。

　有人会说，我们还要用钢材水泥，但是我们可以不生产，我们只搞高新科技，用它们的产品去换钢材水泥。这时，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否真正不需要重化工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若是需要重化工业产品而不去生产，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应该花钱进口这些东西，而把这些就业机会让给别人，比如让给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由他们生产，由他们就业，然后出口给我们？这正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我很理解反对重化工业者的担心，就是资源稀缺、资源成本攀升以及重化工业污染问题。中国是资源稀缺国家，我们今后会越来越面临这个问题，这毫无疑问。但是，首先，资源稀缺本身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天下没有资源不稀缺的国家，而且经济学最近几十年研究结果证明只有资源稀缺的国家才能发达，资源很富足的国家往往最后不能增长。经济学家现在有一句话，“幸亏这个国家的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它成长起来了。”因为资源稀缺才去努力，才去创造，才去推动技术进步。经济学的基本逻辑都是建立在稀缺的基础上，没有稀缺性就没有经济学。现实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国内资源比我国稀缺，什么都没有，但它现在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利用的全世界的资源发展自己。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国家自己的资源稀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要想发展，特别是要想为全世界生产以创造就业，一定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在利用全世界资源为全世界生产的同时发展自己，创造自己的就业，而不能局限于自己所有的那点资源。

　而这时论证重化工业能否发展的问题，从本质上就是要分析我们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是否能做到有效率、成本低、有竞争力。

　第一，是否有效率。现在很多人对重化工业的批判其实是在批判我们中国目前在于重化工业中还存在的缺乏效率的现象，批判我们中国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太低。这当然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日本没有资源，但能够大搞重化工业，原因就在于其资源利用效率是最高的。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效率低，就没有竞争力，你实际上就是没有资格搞重化工业。我国当然不能再走过去计划经济时依靠国家给补贴、不讲效率、不计成本地搞重化工业的老路。而这几年这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其实首先是民营企业搞出来的。一些民营企业挖一个总工程师过来，6个月建高炉，8个月就能出钢水，效率大大提高，在国际上都有了竞争力，为什么不能搞？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和有体制保障的技术进步改变我们低效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产权制度、价格制度、市场制度和竞争制度的改革来确保效率的提高，确保企业有动力、有约束通过不断地创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有效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具有竞争力。但这不是要不要搞重化工业的问题，而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改革体制提高效率，获得搞生化工业的资格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产业都是一样的，你没有竞争力，什么都不能搞，不仅是一个什么重化工业。所以我们在讨论重化工业问题是，要先搞清楚你是在讲重化工业不好，还是你发展工业的体制不好？这是两回事。

　第二，既然自己没有资源，要从全世界运回资源来搞工业，就有了一个运输成本问题。运的资源越多，运输成本的因素就越重要。而运输成本比别人高，同样是对竞争力的扣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源稀缺国家必需在体制和技术方面比别人做得更好，从而在其他方面把成本降得更低，才能抵消运输成本较高的弱势。因此，就资源而言，在考虑是否有效率时，也要把运输成本的因素考虑进来。这在我们下面分析重化工业的区域优势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就有了一个能否以合理的价格在世界上获取资源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象发达国家当年那样，用战争和殖民地的办法去全世界掠夺资源来发展自己了。我们只有走全球化的道路，从世界市场上买资源，通过我们生产的制造业新产品来换取资源，这时的问题就在于那个换取资源的价格是否合理。不管资源价格多高，只要公平，大家都用一个价格，你也是60美元一桶油，我也是60美元一桶油，就不影响我们的竞争力，因为在同一资源上的成本是一样的。我们不要求价格比别人低，但要是因某种原因自己没抓好市场机会，支付的价格比别人高，我们搞重化工业的成本就比别人高，就失去了竞争力。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如果我国的外交与外贸战略搞不好，出现了不利于我们的“政治加价”或价格歧视，人为地提高了资源价格，我们的竞争力也会被削弱。所以说，资源稀缺从物质上说不是问题，但在国内体制上会是问题，在国际关系上可能是个问题。不能搞重化工业，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内政外交、国际战略没有搞好，导致我们购买资源的价格太贵，成本太高。这是值得方方面面在今后几十年需要考虑的国家战略问题。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今后就是保证我们能以合理的成本价格获得资源。

　第四个因素就是环保。现在确实不能再按照过去不顾环保的方法来发展重化工业，环保（成本）将来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标准。在哪里发展重工业化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它们只是说明了，我们只有努力改革、努力发展、努力进步，才能够搞、有资格搞重化工业(同样，也才有资格搞其他的一切产业)！重化工业能在中国发展，那将是我们努力进步的伟大成就！相反，如果认识到存在以上的问题，就说我们不能搞重化工业，就要放弃，就不再努力，要让给别人，那就成了“不努力发展”的道路，成了“反工业化道路”，而不是什么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发展战略和政策上说，我们绝不应该事先宣布不搞，而是要鼓励重化工业发展以创造收入、创造就业，但不能是再给补贴、搞亏损企业，而是要鼓励大家付出痛苦的努力，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创造环境、创造条件来消除那些不利于节省成本、不利于提高竞争力、不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永远不能发展，永远受穷！

 

　总之，中国人太多，一定要什么都干，才能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以及相关的各种发展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提升产业结构”的提法，而是赞成“扩充产业结构”的提法――对于我们还不能搞的东西，如高新科技，我们要积极扩充，但是扩充了之后并不是放弃原来已经发展起来的一般制造业，而是要继续搞下去，形成一个更加宽广的“产业谱”(见图解1，2。)

　中国能够当世界的一个制造业中心，是一件大好事，而且要长期当下去，不仅是因为不先成为制造业中心就不可能成为高新科技大国，而且由于我们要创造就业，即使我们今后成了高新科技大国、高级服务业大国，也要继续当制造业中心，否则8亿人就业的问题就没有着落，收入差距的缩小就没有着落!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要不要当制造业中心，而是你能不能当，能不能改革体制、提高效率、节省资源，使得我们长期有竞争力，长期发展下去，也在各个制造业中，包括在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创造出我们的世界名牌、建立起我们自己稳定的市场。

图 1。 “提升产业结构”

 

　我理解的转变增长方式，核心是改革体制、技术进步，从而提高效率，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而不是要只搞高新科技产业，不要劳动密集型，不要制造业，不搞加工业，不是用一种人为设计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消费与投资比例等去替代自然发展阶段上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对于贸易结构来说，这种“扩充产业结构”的趋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于：

　n   我们自己要建设，也要为世界生产，需要进口大量资源，将来会是一种“大进大出”的贸易结构；我们一时可能不会从美国、欧洲进口大量消费品，但我们需要从其他各国进口大量的资源，我们自己的贸易仍然可能是平衡的，虽然所谓的“全球不平衡”仍然存在(比如我们2004年的情况)。

　n   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而效率越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越大，贸易磨擦也就越大。随着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扩充”下去，一个产业一个产业获得了竞争力，我们会在一个接一个的领域内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磨擦；贸易磨擦将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的组成部分，比70-80年代的日本人还要严重。而且这种磨擦的本质是新兴国家去挑战已经存在的列强。但这不可避免，这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不如此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这也是国际利益冲突的自然规律，我们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积极加以应对，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n  随着我们体制效率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中高新科技产品的比重自然会有所提高，但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也不应该以减少一般制造业出口为代价。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也不是政府想搞短期内就能搞成的。市场规律最终会决定我们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几十年后我们工资上涨到一定程度，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不再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但是我们不能人为地过早地搞“产业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