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收入分配首先是度量问题。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货币化过程,我觉得在做历史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把度量问题刨除出去,当然这在技术上的难度很大。
过去没有货币化,算收入分配差距就算工资,其他的福利都不管,社会保障和医疗都不算。现在货币化之后,都要算进去了。大城市、好地段的房价涨上去了,表面上这个房子不一定是货币分配的工资里面,但是今后其他的人同类类比的时候,比如外资企业的职工,比如说金融机构新雇的职工,你房贴的收入就全部都上去了,这就和农民的收入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这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系数的估量?首先我们要把事实弄清楚,我们要知道问题的恶化到底是什么速度和程度,否则分析问题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说起收入分配的问题,可能是穷人怎么富不起来的问题,也有富人富得太快的问题,穷人富不起来,特别是就中国来讲,贫困地区农民的问题,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城镇化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是非常重要的。穷的人,资源特别差的地区的人要出来,剩下的人劳动生产率要提高,有劳动生产率才有收入分配。城镇化的问题当然有很多社会方面的考虑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这个方面不可避免地在加速,另一点就是它在社会分配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二就是社会保障的问题。从金融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微小型贷款的问题,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在世界上都作了很多的调查和经验总结。总体来讲,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差,要从总金额和总量来讲做得并不差,但是还存在很多需要改变的余地。其中有一个经济学上叫“反直觉”的,你觉得穷人的贷款要便宜,但是利率市场化之后,反而很有助于微小型贷款的发展。
另外我觉得对收入分配问题持乐观态度的,收入分配可能和基础设施有关系,基础设施造成了就业机会的变化。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幅度改善基础设施,这一点改善之后,无论从交通和信息方面都对缓解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好处。不过话说回来,可能存在有一些人利用不太正当的或者利用价格上的不正当因素致富过快的问题,这个原因就多了,包括腐败、寻租、行政干预等,特别是城市再分配,土地、户口等很多很多的机会,实际上这也是转轨过程中逐渐要克服的东西,我们大幅度的减少行政审批也是为了减少寻租行为。
我们必须要注意现阶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平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初次分配就是激励机制,作为人均1000美元的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强大的、有效的、正向的激励机制,否则整个经济可能会有问题。因此,中央文件中曾经非常明确的提到,收入分配是要根据劳动的贡献来进行分配,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对于“按劳分配”的理解是按照你对产出的贡献,经济学上划分得更严格一点,就是劳动力为产出的边际贡献。对边际贡献来讲,回到古典经济学应该有一个公平的价格来衡量,我认为市场化进程应该有利于这种做法。当然还是存在某些价格扭曲,这些价格扭曲会使得在度量初次分配的问题上产生偏差。从我们的发展阶段来讲,在注意收入再分配的时候,初次分配的原则仍旧要坚持,而且避免强调收入公平性的时候侵蚀了收入分配基本的原则和对经济增长和整体经济致富的整个框架。至于说缓解再分配的手段,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内容,像税收收得多一些,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做得更好一些,做得更准确一些,中央环节损失更少一些,增加预算直拨等做法。但是尽管有这些做法,也不能把希望标得太高,如果标得太高,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也不一定符合现在的阶段。就我来讲,这两个环节要平衡好,而对于平衡的好坏也有一个判断,在判断我们收入分配问题上,从国际比较上来讲,和自己做历史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我们究竟处于什么的状况,不能弄错,要更好的进行数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