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经济学家要关注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些呼声比较强烈，要搞清最基本的事实。随着经济增长，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的扩大，究竟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基本的统计数据，怎么核算和衡量，这是第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二，要从哪个角度来关注。我感觉，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要警惕两个现象：一个是“拉美现象”。刚才樊纲也提到了，随着经济集中化向自由化的过渡，社会公众对福利的要求开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取向超过了政策的支付能力，会引起不良的后果；第二，要注意“德国现象”。两德统一之后大家的期望值很高，但是1.2万亿欧元都花出去了，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广大群众都普遍感觉不满，认为没有达到政府承诺的目标，政府感觉到背的包袱越来越重。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处于转轨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另外也要针对一些突出的矛盾，更加注重于创造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     第三，要关注哪些人，要创造哪些最重要的制度，这可能是最实质的问题。我们最近也作了一些分析，请国家统计局和税务总局做了一些分析，把城市的人和农村的人作了一下分类。整个初步的印象是一个倒T字型的结构，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但这部分实际上是一条线，低收入者的比重在增加，在城市主要是下岗职工。农村的情况和想象不太一样，首先是出了一批富人，收入比较高，像专业户、种田大户等，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在城市务工，最困难的是10%左右。我们在界定公共政策目标的时候，可能主要是这两部分人，不太可能也没有力量把范围定得过宽、过大。另外有一些最重要的制度，要加快建立，首先是教育，特别是农村基本教育和职业培训，第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另外，在整个社会转轨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大反垄断的力度，规范市场秩序。     这次论坛年会确定以“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作为主题，我们也是希望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过去我们讨论效率的问题比较多，现在感觉到，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都需要研究，对公平问题要给予更多关注。严肃的经济学家、严肃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关注。如果公共政策导向出现偏差，如果对一些应该关注的事情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可能对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