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总会关注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变化，特别倾注其中贫富差距的变化。贫富差距过大，势必破坏社会和谐引发动荡，而没有贫富差距的平均主义，难免导致经济萎缩停滞不前。寻求一条“不二法门”路径，几乎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然而，贫富差距又是十分难以拿捏的。既顾不及，更忌过犹。因而经济学家常常都不忘盯着经济社会的基尼系数，试图从这个冷冰冰的数据中洞悉社会的火热矛盾。当基尼系数在中国跨入0.47的界限后，引起社会一片惊诧，于是围绕经济社会贫富差距的争论骤然再起。一种倾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必须阻止这种分化；一种倾向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自己吓自己，它也是改革发展的必经阶段。人们讨厌这个0.47。跨越一定界限的贫富两极分化绝非“无所谓”的事情，任由其发展必然要由社会动荡与经济灾难“埋单”。目前一个接一个的收入分配关系中的量变即部分质变发生，如果还不能引起经济学家们与高管们警惕的话，这种量变累积的后果将是什么路人皆知！面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我禁不住地想问：

一、现在的贫富差距够不够激励经济增长的需要？

公平与效率长期困扰着人们，志士仁人们一直都在寻求平衡两者的合理支点。然而，不同社会，不同经济条件与社会关系，两者均衡的支点大不相同。当着平均主义盛行，社会经济效益低下的时候，支点会偏向效率，从而收入差距便拉大；反之，当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引发社会动荡的时候，支点会偏向公平。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被拉开了。

差距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蕴含着一种激励；收入差距从而贫富差距就是一种经济激励机制。拉开收入差距，是提高经济效率、实现公平分配的手段，却不是最终目的。而且，这种手段的运用，必然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差距拉得太大，则必然要损害社会公正，最终也因为不公正影响经济效率。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一当差距超过一定度的时候，经济社会的麻烦就来了。

有人说，贫富差距是经济发展的的必经阶段，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经济起飞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一个国家从发展阶段到发达阶段，从人均几十美元到几千美元，确实有一个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但这种差距要拉到多大？这种差距应历时多长？不同国情情况可能大相径庭。它山之石，也只是借以攻玉，必须依本国的国情制订自身战略。据我所知，并没有历史先例表明，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也有同样的必经阶段。反倒是，经历了长期计划经济的国家，它积淀了更多的自觉性。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减少由于这种差距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更有方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缩短其拉大差距的时限，控制贫富差距的自发性浸染。

那末，眼前贫富差距究竟够不够提高经济效率？如果够了，我们是不是要对这种差距进行控制。如果过了，我们是不是要千方百计地尽快缩小它。如果还不够，请给出论证！世人皆知，转轨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历年来几乎都接近或超过10％，其发展速度在世界经济阵营中遥遥领先，以GDP总量计已经跃入全球经济强国之列。看来，贫富差距带来的激励无疑是足够用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为差距的扩大鼓与呼，是不是有些背离方向？某些人该不是要向我们讲述南辕北辙的故事吧？

我们也知道，经济发展不会仅仅靠贫富差距单项起作用的，正象运动员的成绩也不仅仅靠奖金刺激一样，它是一组函数的求解。所以过分地用拉大差距来说事，给人理屈词穷的感觉。 

二、我们的贫富差距是否已经跨入了危机警戒线？

应该说，对于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相近的：即认为我们已经跨入危机警戒线，至少已经到了临界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党中央在2006年5月26日召开的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会议传递的信息得到证明。谁都知道，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公，农民工收入过低，农村贫困人口又加新都市贫民，公民未能公平分享经济改革与发展成果，等等，目前成为严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成为深入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一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议题。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告诉我们，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基尼系数为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国际公认的标准，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到了2005年逼近0.47，2006年上半年仍是有增无已的势头。请读者注意它的发展走势，是朝着贫富差距缩小还是扩大的方向走？此前不断有人说这个基尼系数不姓“中”，不要相信它。可社会公众至今没有人抛弃它，继续买这个百年诚信产品的账。其实，不仅仅是基尼系数给出了警示，其它口径的数据同样令人吃惊：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高达10.7倍，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另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５亿８千３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在当下的中国，占社会2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60%，甚至更多。而对其他80%的人来说，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是生活中每天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至于媒体上不断曝光的因贫富差距引发的恶性事件，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司空见惯。

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关系发展趋势，只要心灵没有出问题，难道能够否认中国已经跨入贫富差距的危机警戒线？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头脑是清醒的，观察是敏锐的。他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 

三、是什么原因造成贫富差距过大？

眼下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继续拉大的根源是什么，究竟谁应当为这种现状负上责任？说法众多，纷纭杂陈。

有人说，这是城乡差距引起的。城乡差别的存在并在改革与发展中继续存在，确实成为收入差距乃至贫富差距的一个根源，构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方面。但是，城乡的贫富差距不等于整体上的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局部不是整体，这是不言自明的。资本家的富与打工者的穷与此无关，贪官的富与平民的穷与此无关，东部的富与西部的穷也与此无关。

有人说，这是垄断造成的。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正在成为社会发泄对不公平的靶子，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无论自己怎样辩解都难为其它行业所体谅。垄断，确实造成了不公，确实成为拉大了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但是，行业的收入差距并不等于整体贫富差距。如果藉此而得出结论，难免不犯方法论上的错误。

有人说，这是腐败造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腐败，我们主要是指权钱交易，是指权力资本介入经济生活。同样，腐败造成的，是一小撮腐败份子的富裕，它的掠夺酿成社会成员的贫穷在整体上是有限的。当然，腐败带来的整体上重大决策失误，可能引发的整体的两极分化，但在这里腐败扮演的是帮凶，而非主角。

有人说，这是经济改革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这种差距是政策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既然如此，就应当回答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控制它的差距？如果说这种差距会再延伸5－10年，那岂不等于说目前的贫富差距还不够，究竟多少才够用呢？这种回答事实上是说，是改革造成了当前的贫富差距。有人本应证明这种差距不是改革的错，却证明了这恰好是改革的副产品。真是帮倒忙。

也有人直接了当地说，这就是改革的错。改革造成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但改革并没有以两极分化为目标。恰好，两极分化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要避免的，要克服的。简单地指责改革本身，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

其实，深层地观察与思考我们会发现，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社会的分配制度发生着本质变化：从过去单一按劳分配变为多元化分配。按劳分配不再是经济社会的通则，“三位一体公式”即多元化分配才是通则。当然，过去实行的按劳分配还并不是马克思曾经所设想的那种状况，这是因为马克思所给出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社会条件，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前苏联，都远远没有达到。在那里，分配的第一级关系是积累与消费的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第二级分配关系。我们在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在一个制度建设同样有限的环境中，勉为其难地按劳分配，实际上变了形，这种变了形的按劳分配更倾向于平均主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后果，是经济低效益。这在改革前表现得很充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有切身体会的。改革形成的多元化分配格局，是生产三要素即劳动、资本与土地共同拥有对生产成果的索取权、分配权。那末，在这里分配的第一级关系，是劳动、资本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第二级分配关系是：在劳动者范围内，自然是地道的按劳分配，要么是计件工资，要么是计时工资，都直接与你的劳动付出挂钩；在资本范围（包括以土地等实物投资）都一概是按资分配。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调节着资本的获益，等资等利，同股同权。所谓多元化分配，就是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并行，就是不同生产要素取得成果索取权的分配。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即原生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的重大变化，导致着当今中国改革前后财富重新分布，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制度性的改变，是深层的根源。

按这个思路前行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分配不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最根本的不公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不公；其次才是行业之间与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前者导致的结果是贫富之间的天壤之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之间的此厚彼薄。

基此我们即可指出，要改变中国目前分配不公，要缩小贫富差距，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劳动关系，必须从分配制度入手，从而必须从原生生产关系入手，否则就分配调分配，舍本求末，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重申警言：奉劝某些人别在那里咄咄不休地给我们的高管说，不用怕那个0.47，那只是一个数据，衡量经济运营某一方面的指标；别给我们的高管说，基尼系数是国际标准，不适合中国国情，或者说它量不出中国的实情；别给我们的高管说，虽然0.47了，存在着一些贫富差距问题，但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乱，依旧和谐安然……。轻视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是危险的，由此带来政策上的轻视将会引发社会动荡后果。面对这种危机带着权威的口吻粉饰太平更加危险，因为他在教唆人们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