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指的收入分配矛盾，是指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倾向，这种倾向对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最大障碍，是由于供给过大和社会消费力不足，导致国民经济总量循环不畅，甚至酿成生产过剩危机，而这种危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已经发生过多次，早已被证明是市场经济国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威胁。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由于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短缺”，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短缺”经济也逐步让位于“过剩”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首先出现了消费品的供给过剩，而由于自2003年中国出现了对生产资料领域的投资高峰，生产资料供给过剩的格局也逐步开始显现。这种“双过剩”的局面，集中表现在自2005年以来，CIP、PPI指数双双下行的局面，如果没有输入型通胀和政府调价的因素，这两个指数目前都会低于1％。
　　去年下半年国内开始讨论“产能过剩”问题，并具体列出了11个产业领域，也提出了具体措施，但是今年前5个月投资再度加速，产能过剩的威胁似乎也再消失，许多人本来就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生产过剩，目前更加乐观起来。但是我们如果看到，今年以来出现的投资高增长，主要是外向型的出口产业带动的，并且是与贸易顺差的突然放大一起出现的，而在投资和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率仅仅与去年同期持平，可能就不会太乐观了，因为这种经济增长格局说明，分配差距拉大的格局并没有改观，只是由于出口需求增长，保住了投资和经济的高增长势头。
　　分配矛盾的一个结果，是使中国储蓄过剩的倾向不断上升，这可以用银行体系的“存差”不断增长来度量。1991年中国首先出现了存差，但仅有几十亿元，1999年首次突破了1•5万亿元，2001～2003年，存差年均增加近1万亿元，2004年增加了1•4万亿元，2005年则猛增了2•92万亿元，是上年新增存差额的2倍以上，其增长率是现价GDP的7倍，分配矛盾演化的速度由此可窥一斑。去年的贸易顺差额超过了1千亿美元，大约等于当年存差新增额的30％，如果今年存差的增长幅度与去年相当，而贸易顺差额增长到1500亿美元，则外需吸纳的国内新增净储蓄就会从去年的30％下降到20％，所以今年的过剩矛盾不会比去年小，而会比去年还大。由于本轮投资周期还没有结束，产能集中释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所以我们对生产过剩矛盾的感觉目前还不特别强烈，但明、后年进入投资周期末尾了，过剩矛盾就会突出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了前兆，去年前5个月的新上项目计划投资增长了24•9％，而同期城镇投资增长率为26•4％，今年前5个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为23•6％，低于去年同期，更低于当年30•3％的城镇投资增长率，说明目前的投资高增长更具有后期收尾投资的性质。对比2003年一季度本轮投资周期开始的时候，投资增长率当季为27•8％，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增长率为63•3％，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当前投资增长的收尾性质。如果占新增需求一半的投资需求由于进入到投资收尾阶段，并转入产能释放，由分配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还是要到来。
　　许多人由于中国出现了收入分配矛盾和生产过剩问题就指责改革，认为中国的市场化太深入了，太强调效率了，太忽略公平原则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发达国家同样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却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也兼顾了公平，从“吉尼”系数看比我们还低。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所欠缺的是社会转移支付制度和保障体制，而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根本。初次分配过程的重点是保障效率，即要以效率优先为原则，而效率的基础是人的贡献，还有资本的贡献要与收入相一致，只有如此，人们才有工作与创造的积极性，才能产生效率。如果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讲“公平”，就是机会的公平或“起点”的公平，而不是收入的公平，是在市场经济中要创造所有人都能参与公平竞争的条件与制度，这也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前提。
　　但是，人与自然中的万物一样，天生就有差别，不仅有体能的差别，还有智力的差别，此外还有人的外部的机会等差别，因此即使社会努力提供了机会均等的制度，人们还是会在初次分配中形成收入差距，由于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也要取得报酬，拥有资本的人还可以通过拥有资本来获缺报酬，就更加拉大了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所以当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后，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通过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来缩小初次分配中所形成的差距进行校正。否则，就会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形成社会阶层的过度分化和冲突，以及生产过剩矛盾。所以，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体制就成了实现社会分配公平的核心。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巨大的社会改良，建立了社会转移支付与保障制度，就是为了消除社会的阶级分化与对立，以及生产过剩矛盾，并且也取得了成功。
　　中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已经成功地改革了传统机会经济体制下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使经济效率获得了极大提高，但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再分配体制却还没有全部建立起来，从国家参与再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看，目前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的比重还不到7％，而在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障税合计，一般都要占到总税收的80％，如此就不可能在拉开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后，通过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来补贴低收入人口，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情况得以收敛。由于中国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微弱，转移支付的规模就相应受到严重限制，在目前的5•6亿城市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障的人口只有1•75亿人，享受医疗保障的只有1•4亿人，在农村7•5亿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障的仅有5千万人。
　　所以，中国目前出现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均的问题，主要是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有关社会转移支付与保障体制没能及时跟进造成的，这还是由于改革的不深入，而不是改革的方向不对。
　　中国积28年的改革经验说明，任何改革都不能追求一蹴而就，只有渐进式的改革才能成功，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矛盾也应如此。从目前看，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再分配体制有许多事情要做。
　　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没有这个体系，国家就不知道谁是有钱人，他的收入是多少，应该对他征多少税。谁的收入低，低到什么程度，应该由社会来救济多少。有报道说一些领取低保的竟然人开着私家车来拿钱，说明我们目前的个人收入征信体系是如何的不完备，
　　其次是要对中国的税收体制动大手术。中国的税收体制目前仍是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为主，要转入以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的税制，不仅要以比较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为前提，还得在立法和税收队伍建设上投入巨大的精力与力量。
　　第三是要对中国的住房体制进行改革。发达国家的财富形态有2/3是房地产，因此财富分配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的房地产政策。最近有报道说中国的私房拥有率已经超过了80％，已经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民众还是对国家的房地产政策有很大意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的住房政策是单一的鼓励居民买房，而不是向发达国家那样分成买房与租房两类。买房是有钱人的事情，由于社会总是有很多低收入人群，这些人也有改善住房的强烈要求，但是又买不起，国家就要为这些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是要住廉租屋的，如果硬逼这些低收入人口也走买房一条路，这些人就永远看不到改善居住条件的希望。2001～2005年，中国的住宅价格年均上涨率为5•8％，但在城市有40％左右的低人口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6％。所以，住房政策的调整，也是解决收入分配矛盾的重要方面。
　　由于解决收入分配矛盾是比较长期的事情，但是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得很大，生产改善矛盾也迫在眉睫，所以还是要想一些“救急”的办法。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的很快，国家对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已经具备了一定能力，因此在还没有进行收入分配体制大调整的时候，在近期内可以运用现有财政能力，把解决收入分配矛盾的重点，放到提高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方面。此外还要采取鼓励扩大出口的政策，尽量以外需来吸纳国内的过剩。单纯从经济方面讲，过剩矛盾会演变成过剩危机，是建立在过剩供给不能被有效需求所吸纳的基础上，如果国内需求不足而被外需所吸纳，过剩矛盾就可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