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是理想、是愿景、是“人间天堂”

  “共富”话题不温不火地已议论多时，近来骤然趋热。这一话题最新重启于去年年底关于“十一五”规划的讨论。那时，一篇题为《十一五规划，从先富向共富转弯》（2005/10/25 人民网），为社会公众眼前一亮。中国扶贫协会还紧急开设了一个叫做“共富”网站（http://www.richall.org.cn/），专门探讨共富大计。许多人都不断地洞察、不断地发问，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转变到共富路径上去了？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展开，令人们再次提起共富。新华社此前播发的一篇述评激扬写道，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财富分配的语境已经改变，相应的财富分配路径亦应做出改变。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蛋糕”已经做大，进入“共富时代”的条件已然具备。（中新社2006年8月14日，于晶波《“共富时代”中国寻求艰难平衡》）已经打造出了进入“人间天堂”的阶梯！如此全民重大利好消息，自然引发人们雀跃欢呼，同时，质疑、批评话语也紧随而来。

    提起“共富时代”，确实令人振奋。特别是在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贫富差距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共富话语犹如饥渴中的甘露，给人以向往。人们自然会想到当年邓小平讲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描绘中的一条条通向“先富”到“共富”的金光大道，临摹中幅幅的“人间天堂”美景，如此耀眼，如此瑞丽，令人顿生和谐美感。

    然而，真的共富时代到来了吗？抑或我们已经触摸到“人间天堂”的大门了吗？不恰当地给社会公众许愿，是会付出代价的，有时这种代价甚至还是十分沉重的。我还是想为共富时代热望拨上一瓢凉水！历史地看，共同富裕，是人类数千年来的一直追求的目标。世外桃源，大同世界，乌托邦，一直到共产主义。它是一种愿景，一种理想，如同灯塔，照耀人们前行。真正要达到这种境界，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 

 §“共富”是一组严格的约束条件

  共富有路，天堂有门，但开启“人间天堂”的条件是严格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再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长此以往，于是大家都变得富裕。看上去顺理成章，但要拼凑出这等大圆满富贵图，必须有一组严格的先决条件。首先，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不再是自私的，利己的，而是为公的，利他的，至少当他们富裕以后会变成尧舜。其次，财富索取权一元化，要么都以资本（人人都是资本家），要么都以劳动（人人都是劳动者），要么都以土地（人人都是主人翁）为经济权利的源泉，保证经济原生关系上的平等性。再次，财富分配原则恒定不变，先富者与后富者遵循相同的分配原则，以保证每部分社会成员机会均等。一俟这些前提被确定，人们会发现，这种远大目标的实现那里是短期内或者几代人能够完成与达到的？人生百年，在他的一生中甚至子孙的一生中都不能实现，这种大圆满富贵图于他有何现实意义？也许来生来世论可能为他们在一生中都只奉献撑腰打气，然而宗教的意义在这里会有多久的持续作用？因为也没有逻辑与历史证明，达到共富需要的时间一定比某种宗教生命周期来得短。因而，共富期太过长久，可能对于人的激励意义十分有限。

    退一步讲，即令从先富到共富不必要那么严格的约束条件，共富也不必那样严格，只求大体均衡无大富大贵与赤贫赤穷对立即可，也许在人的一生中就有机会逼近共富。但是，在经济动态中人们追求财富的过程也是持续的，不间断的，除非他被判出局。那末，先富者富了，后来者等到达他的标准时，先富者已经富上加富了，后来者达到了原先先富的水准后发现，自己仍然相对贫困，虽然绝对财富已经增加，贫富相对差距不仅没有与先富者缩小，而且还拉大了。原来大家都是12平方米两代人共居，后来先富者从100平方米又提升为千平方米的别墅，而后来者虽然赶上了100平方米，但与千平方米豪宅相比更令人沮丧，更让人郁积，甚至更让人愤懑。许多人都忽视了，不同阶层致富时站居有利地位大不相同，手上操的家伙更不相同。大多先富者摇身变为资本家，他们现在是用钱生钱，甚至用银行的钱、公家的钱、他人的钱来为自己生私钱，后来者居然还只是用劳动挣钱。反躬自问：你操什么家伙捞钱？人家都用上了“大杀器”，你还是“小米加步枪”，甚至还是红樱枪，恐怕想不贫富分化都不行！

    奉劝某些专家学者，勿轻言共富时代，除非你只是为了宣传，为了某种目的而搭乘的诉求。 

  §“共富”只有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方可长治久安

  有没有共富时代可以期许？有没有“人间天堂”可以向往？当然有！不过，共富的天堂只是结果，它是一定经济基础结出的硕果。共富只有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并为自然的经济机制造就，方可长治久安，否则揠苗助长，人为强制实行，势必酿成均富式共富。这种共富，我们在上一世纪中叶人民公社时代已经尝试过了，并以1960年代初那场大饥馑结账“埋单”，其代价之惨重有史记载。当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达到“共富时代”即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共富机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第二阶段的共富机制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一个社会实现按劳分配一元化时，它便达到了共富的初级阶段。这时，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是由于付出劳动的多少与质量高低引起的，即令贫富差距存在，却是十分有限的，也只是不同劳动者之间能力与贡献的差别。到了第二阶段，财富差别真正回归“人本”，即人的需求差别。虽然它十分遥远，但它是鼓励人们追求的动力，是人们心目中的灵魂。当然，这是伟人马克思的探讨，当今社会有没有造就共同富裕新的经济基础，或者说某种实现共富的新机制正在酝酿、在诞生、在成长？也未可知。

细细思索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走在一条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我们脚下踩的是贫富分化的斜坡。在一个“资本获利润，土地获地租，劳动获工资”的机制下，言谈共同富裕，不是清谈就是自慰。在这种机制下，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跟踪调控，如果任由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将犹如乘上贫富分化的腑冲车。这不是改革的错。改革前，中国的收入分配说是按劳分配，但人人都知道，在不具备按劳分配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我们勉为其难地推行，结果造就了全世界最大的“大锅饭”，从而令经济无效率。说句调侃的话，如果要以当时中国的“大锅饭”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定没有竞争对手。客观地讲，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我们能做的，还远远不是共富，而是遏制贫富两极分化，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还在蔓延，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还在演绎，谈共富实在是一种讽刺。“三位一体公式”下的财富分配，如何实现资本与劳动间的共富？如何实现劳力者与劳心者间的共富？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的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间的共富？如何实现发达地区与发展地区间的共富？如何实现城市与农村间的共富？这真是划时代的大课题！此时张五常先生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站包括他在内的若干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也不夸张。 

§为了未来“共富”，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起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说“十一五”是从“先富”向“共富”转轨也许比较恰当，因为我们应当也必须为共富做些什么了！共富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是一个远景目标，我们应当满怀激情地去努力，但却不能急功近利地去谥美。我们一些学者头脑应当冷静，分析应当理性，遥想当年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了推进改革，将市场经济描述得过分美好，到头来人们发现货不对板，结果招来义愤填膺的民众的持续批判，至今仍难谅解。也许主流经济学家们一开始并不是要蒙骗大众，因为他们确实也未曾经历过，没有这方面的历练，也许他们理论分析走了偏锋。所以，如今奉劝那些为共富抹重彩的专家学者，切不要说过头话，不要给公共大众许过高的愿、许过近的愿。

    我这样说，也决不是说共富时代宛如海市蜃楼，漫漫长远得遥不可及，也不是说我们可以面对共富无所事事。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非常有趣，它似乎给出了共富时代“初级阶段”可以作为的基本内涵。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机制，它奉行“三位一体公式”，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就有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现今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式与日本式不同，也与西欧式不同。北欧式甚至通常被称之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反倒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社会主义中国，官方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其社会主义性质近来不断遭遇质疑。提起“社会主义”，就等于说到聚讼纷纭，说到争论不休。就目前而言，也许下述一些看法可能会为大多数公众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者内含较多社会主义成份：在财富创造中尊重劳动，尊重劳动权；在承认经济差别基础上追求共同富裕；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上公正优先，除非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危机边缘；社会为全体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公共福利；反对贫困、消除贫困；消除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等等。当然，现今提“社会主义”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随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入与丰富，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苏东之变，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其内涵更加丰富，更加科学，更加贴近全体民众。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国家，这是前无先例的探索。比之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恐怕是中国独有的新机制。由于社会主义自己过去的历史，也由于不断有人对其泼污水，它显得不那么光彩。但是，如果科学地、客观地、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很可能是中国这类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往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机遇。

    这可不是一句空话，这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从有能力的方面做起。先不要讲共同富裕，先讲共同生存，平等生存。全民脱贫，整体摆脱生存压力，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先不要说大家都吃满汉全席，人人都上鲍翅宴，问问有没有有乞丐在宴席上伸手？恐怕目前再没有比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迫切，更要命的了。这个体系虽然我们不断在努力，不断在为这个大厦上添砖加瓦，但它本身建设成果以及其能够为社会提供的福利保障，与这个社会需要相比，是极不相称的。甚至可以说，它对于社会福利保障的产出量与社会对其的需求量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日益拉大了。我们的医疗体制，教育体制，住房体制，如今成为社会公众最为上火的话题。不是人们要给改革为难，而是改革没有为人们在这方面解难。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脆弱的，这等于大厦的根基不牢。针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有的学者提出分步走的办法，首先实行全民低保，在此基础上再实现全民社保，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虽然这些保障远远还不是共富时代，但能够达到这种福利保障水准，说明已经摸到共富时代的大门了。连共同生存、全民脱贫都未实现，连全民低保、全民社保都都未实现，谈论共富时代，那才叫白日做梦呢！ 

  §绝对共富与相对共富

  进一步讲，穷与富，有一个相对与绝对的区分，即绝对贫困、绝对富裕，相对贫困与相对富裕。走向共富，应当是在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上都达到水准。

    当初我们讲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我不知道是指绝对还是相对，抑或两者都包括。在改革中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这一开始就是绝对意义对财富占有与拥有的增加。从中国特色的“万元户”一直提升到与国际接轨的胡润榜、福布斯榜上富豪，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社会成员的财富拥有量也在增加，贫困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富裕与相对贫困的过程，不幸的是，基尼系数的变化记录了这令人沮丧的历史。贫困差距日益拉大，以至于达到0.47，大步跨入危机警戒线。

    在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过程，其实就是原生经济关系改变的过程，从而也是社会财富分配规则改变的过程。按劳分配一元化变为分配多元化，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分配，即资本获利润，土地获地租，劳动获工资。那末，敏锐地人们自然会发问，用资本赚钱与用劳动赚钱在一起较量，这不是犹如“大杀器”与“红缨枪”之间的赚钱较量？其结果能让差距缩小？每个阶层对于财富的拥有量来说，绝对量都可能提高，但由于增幅天差地别，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穷人的“穷”赶富的步伐永远不及富人财富积累的步伐。

    那末，共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二位一体的问题：统一地实现绝对共富与相对共富。从某种意义上讲，绝对共富解决共同生存问题，相对共富解决和谐富裕问题。

    穷与富不仅是一对相对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动态变化概念。不仅昔日之富裕可能成为今日之贫困，而且穷与富也在不断变化。你不仅可能看到“穷汉娃”变大富豪的奇迹，而且也可能看到富翁出局成囚徒的景致。

    如果有心，定会眼见得砌高楼，眼见到宴宾客，眼见到楼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