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蔡  昉 研究员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所长

 

 

        过去在谈到就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认识——就业和经济增长是一回事，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或者说，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这些年出现了大量失业、下岗，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非常大。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非但没有减慢，从前年以来人们还认为经济是过热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和就业并没有不同步，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就业。这问题显然会引起政策制定部门的关注，中财办的刘鹤副主任就说，胡总书记提出了这么一个课题，就是“经济增长与就业同步”。老百姓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既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GDP保持百分之九的增长速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下岗人员？我就想尝试着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是作研究工作的，我们的语言不是完全政策性语言，我先讲一个小时，接下来希望大家跟我共同探讨一些问题。

 

    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出现了哪些新状况，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

    现在大家都在说“民工荒”、“技工荒”这些词，有人就提出，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劳动力不再剩余，甚至短缺的情况呢？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去年以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持续的民工荒。过去企业要雇一个人，会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来应聘，现在就没这么多了，有些岗位甚至雇不到人。发展经济学中提到，在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中国长期以来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突然出现雇不到人的情况，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对此大家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怎么来解释？
     第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上升。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从总需求来看，过去都是需求不足，供给始终大于需求，而去年劳动力市场上的这个比例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稍候我有一些数据给大家看。

    第三，登记失业率在近十年里首次下降，新增就业人数增加。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不同，调查失业率是一种在国际范围内可以比较的失业率，登记失业率是不可靠的，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不能进行国际比较。调查失业率是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统计方法，是比较可靠的，或者说是容易进行国际间比较的。去年调查失业率也是下降的。

    第四，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劳动力供给就是人口的供给，人口结构就是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比重有多大，绝对数量有多少，这部分人现在也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绝对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稍后我也会给大家看这个数据。

总的来看就是这四个方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第一个是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要雇的工人数量和真实供给的工人数量之间有10%的差距。

    第二个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劳动部在全国117个劳动力市场进行了调查，每季度公布一个统计数字，其中有一个指标叫做“求人倍率”，即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的比值，

 

 

    这个比值越高，就越容易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长期以来，这个比值都比较低，但是最近一段有提高的趋势。2003年四季度是0.88，2004年一季度是0.89，2004年四季度是0.94，也就是说，某种工作需要雇用一百个人，而劳动力市场提供94个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劳动者，这是一个趋势。
    第三个是就业总量增加，失业率下降。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比往年要多一些，根据劳动部定的预期目标，当年超额完成10%。同时，下岗人数在减少，再就业人数在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比上一年降了0.1个百分点，比预计的控制目标少了0.5个百分点。调查失业率也有所下降，大家从统计年鉴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调查失业率的比较真实的指标，但是实际上国家统计局有这个调查，只是不公布而已。2004年这个指标比2003年也有所下降。

第四，中国的人口变化经历几个阶段，大家看这几条线，一个是上边的有一定坡度的那条线，是中国的总人口。过去大家的印象是，中国的总人口基数大，增长率高，到2040

年、2050年才可能达顶峰，可能最多的时候达到15-16亿，从那以后才能控制住人口，使其慢慢下降。但是新的人口预测表明，这个转折点的时间会大大提前，而且不会达到很高的点。也就是说，到2030年，中国总人口就会达到顶峰，比原来的预期提早10年，而且在这个顶峰的总人口不是16亿，也不是15亿，而是14.39亿，这是一个新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看这条向下倾斜的线，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这个绝对数量现在已经接近顶峰了，大概到2006年、2007年的时候基本稳定，不再上涨，到2012年或者2013年的时候开始下降。我们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增长率还是正的，但是已经开始下降了，不像过去增长的那么快。由这三个特点，从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没有尽头，现在好像有点眉目了，有希望到头了。

从劳动力市场上的几个新特征来看，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城镇就业一直是增长的，

否则也不会出现劳动力市场趋缓的情况，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从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上看不到这个特点。

第二点，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6%左右，这是国际可比的口径，但劳动参与率下降。

第三点，目前的就业增长靠非正规渠道，不像过去那样，主要靠正规的计划分配，靠正规部门，而是越来越倾向于灵活的方式和非正规的部门，或者说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方式、非正规的渠道。

但是情况并不值得乐观，更不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来临”，或者说“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在发展经济学里，人们把发展分成若干阶段，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内容是，剩余劳动力的“澡盆”被淘干，不再有剩余劳动力，完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转折点非常重要，是发展经济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新特征并不能说明中国劳动力短缺已经来临。

第一，“民工荒”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有一系列的制度因素制约着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造成了一些制度性、结构性的状况，稍后我还会解释这一点。

第二，作为吸收就业的主要载体的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过去大家说，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十年以来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的上涨，平均只上涨了十几块、二十几块。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我们看一种产品是不是短缺，就要看它的价格是不是上涨，如果价格没有上涨，就说明它不可能是短缺的。在劳动力价格没有上涨的情况下，你说劳动力短缺，这个结论就不是很有说服力。

第三，失业率以结构性和摩擦性为主。失业率是由一些制度性、结构性因素造成，当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失业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们在看失业率的时候，它是下降0.1个百分点还是提高0.1个百分点，这其实无关紧要，主要是看造成失业的原因是不是全都解决了。

最后一点，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仍然要持续一个时期。

我们先来把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国际上做一个比较，从工资水平能够判断中国劳动力是短缺还是剩余，而只有把中国的工资水平放到国际范围内进行比较才是可靠的。我收集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工资的数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与中国比较相近，包括墨西哥、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巴西等。大家可以看到，位于图上方的那些曲线都是这些国家和

地区，最低的两条线是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水平。其中，稍微高一点的那一条是中国正规部门，这些部门的工资每年还在增长，但也是很低的。最下面的那条线是中国的非正规部门，它比正规部门还低。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两种工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都非常大，而且也没有很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看中国的统计年鉴，正规部门的工资年年都在上涨，非正规部门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且工资水平非常低。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短缺、工资可以上涨的阶段。

                                                                   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是失业主体
    失业率是由不同组成部分构成的，其中包括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这是和体制、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以及进行培训和提供就业服务的能力相联系的，我们把它叫自然失业。现在自然失业的水平仍然很高，自然失业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自然失业率通常不会在

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自然失业率是很高的，而且在整个失业率中占较大的比重。从这一点上也看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此现在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现象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刚才我们谈到了人口结构总量的变化，总的来说是乐观的、光明的。虽然是光明的，但是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一个就是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上来看，现在还是比较高的。2005年是接近880万的水平，以后还会继续攀升，比如在2013年达到顶点，随后虽然不再上涨

了，但是绝对数量还是保持很高的水平。也就是说，还是要增长的，可能没那么快，但至少还要十几年才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我们刚才谈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比较乐观，另一方面，还不能过分乐观到得出“劳动力短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不是非常乐观，但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有些现象可能是周期性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长期的端倪，这些端倪对于政策制定以及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解可能会有些帮助。

首先，“民工荒”只是相对的和结构性的。在一个纯粹的、非常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上，我们会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比如在一个地区，有90%的人正在就业，有10%的人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有可能失业。现在经济增长比以前更快了，企业都是搞来料加工，接的定货就多了，原来90%的劳动力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来工作，于是企业就雇用没有就业的10%的人，也不用涨工资，给他们工作就行。但是如果那10%里有5%的人想在家呆着，他们觉得现在的工资不值得他们去流汗，那这个时候企业就还就需要雇用5%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当在劳动力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往往需要把工资提上来，把那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吸纳进来，如果他们觉得合适就会去干。这是一个完美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什么状况呢？

珠江三角洲讲粤语的人早就充分就业，当老板了，或者说进入管理阶层了，干活的人几乎都是外地劳动力。从长期来看，当经济快速增长，需要更多劳动力的时候，企业必须到西部地区，到更远的地方去招工。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需求地和供给地在空间上产生了一个障碍，在信息传递上，在结构上（包括产业结构、技能结构、年龄结构等）都会发生一些扭曲，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能及时满足。

除此之外，去年政府出台了一些特殊的三农政策，在工资没有上涨的情况下，农民还是觉得家里好一点，就不出去打工了。户籍制度也是一个因素，也就是说，你只是雇我短期打工，不能提供社会保障，包括户口迁移、子女就学、养老等，所以我不会有长期打工的打算。因此，制度性障碍是产生“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在经济增长突然加快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民工荒”，所以现在出现“民工荒”是有原因的。

大家如果到珠江三角洲去考察，就会发现那里的企业过去在招工的时候，第一要女孩子，第二是年龄在18岁到22岁，这些人不要很高的工资，便于管理，而且手都比较巧，是最受欢迎的一批人。现在企业在招工的时候，25岁、26岁，甚至30岁的男性工人他也要雇。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农村的人口结构就会发现，18岁到23岁的女孩子的人口总量已经没有这么多了，不可能永远是这样的。

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虽然不能说现在中国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但是中国的劳动力终究有一天会出现短缺，这个结论看上去是一个常识，总会有短缺的。过去我们总觉得中国有这么多人，工作岗位就那么多，注定了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既然劳动力迟早要出现短缺的情况，那我们就要未雨绸缪，想一想今后应该怎样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

为了解决“民工荒”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这么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户籍制度改革，降低迁移成本。因为有户籍制度就意味着这些人在迁移时候要克服更多的障碍，如果克服不了这些障碍，他们就停在那了。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使他们的障碍小一点，原来不流动的人也会加入到流动性行业中，劳动力供给会加大。这一点是我过去谈得比较多的问题。

第二，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形成机制。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地点，也不仅仅是一个供给和需求，而是一套制度，因此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内涵是很丰富的。通常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迪更斯时代，还有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代，那时候是血汗工资制度，它的特点是，不管国家立法，还是一系列制度保障，都是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因为那个时候资本是稀缺的，工人是丰富的，工人没有地位。慢慢发展以后，工人开始短缺，资本开始丰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就会慢慢上升，人的价值也会提高，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和立法。在西方，最初的时候工会组织工人罢工，要流血，工会的领导人会被暗杀，或者被警察抓起来。慢慢的，工会领导人有地位了，国家开始立法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了，更昂贵了。
      因此，市场建设比较完善的阶段是从劳动力出现短缺开始的。当我们注意到劳动力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短缺，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诸如集体谈判制度、工会的建设，以及劳动力市场其他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与此也是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制度建设和中央提出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

第三，人口政策也要调整。我们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起到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我们做了一个计量研究，因为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比较年轻的、少年、儿童这部分人的绝对数量比较小，比重比较低。相应的，过去的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就会往上推，这样就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比较大，这给我们带来了两个优越条件：第一，劳动力的供给是充分的，劳动力价格很便宜，这也是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的重要原因。第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就意味着人口的负担比较轻，被抚养的人口比例较低，经济剩余量就比较大，可供积累和投资的比例就比较高。中国经济在过去20几年里之所以能够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常规因素之外，这两个优越条件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增长源泉，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要想计算到底“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我们可以看中国的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也就意味着抚养比下降。从1982年到2000年，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0.115个百分点，总的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上升了2.3%，在此期间，人均GDP增长率是百分之八点几，“人口红利”占了1/4的贡献。但是之前我们看的那张图表明，大概到2013年，中国人口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的抚养比会再度上升，“人口红利”可能会再度消失。因此，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取消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但是我们的人口政策应该进行适度的调整。

 

  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这个图反映的是失业率的变化趋势，大家

看下面这条有波动的线，到2002年的时候，调查失业率大约是6.1%。调查失业率是按照国际可比的口径计算出来的，应该说比登记失业率更可信一些，但和我们感性中得到的认识还是不一样，原因是可以想象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当他下岗以后，第一年会很积极的去找工作，第二年还会找，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所谓“四零、五零”人员，受教育水平比较低，技能比较差，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差，他们可能两、三年都找不到工作。如果长期找不到工作，尽管他们还希望找到工作，但是积极性已经不高了，因为已经碰了很多壁。这时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员去问他：你有没有工作？他说：没有。你有没有在过去的两个月里积极的寻找工作？他说：没有，反正我也找不着，我就在家呆着了。由于他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没有积极的寻找工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他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虽然没有就业，但也不算失业。

因此，我们在看一个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时候，不仅要看失业率，还要看劳动参与率，就

是有多少人希望或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大家可以看上面这个图，这是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从95年到现在，劳动参与率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大概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下降的原因是有相当一批人，他们想找工作，但是找不到，我们把他们叫做“沮丧的工人”。

我们来看这张图，左边是劳动参与率，深色的部分是劳动参与率高的地方，也就是说，

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工作，浅色的是劳动参与率低的地方。右边正好反过来，深色是失业率高的地方，浅色的是失业率低的地方。这两张图正好形成一个对比，是互补的。这边高的地方那边就低，这边低的地方那边就高。劳动参与率为什么会下降呢？因为失业率非常高，我找工作也找不到，最后就在家呆着了，不是我想享受更多的闲暇，而是我想享受更多的工作，但是找不到，最后迫不得已，只能去享受不愉快的闲暇。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模拟，我们假设把那些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也当成失业

者，我们就可以重新计算一下失业率。我们推算的调查失业率是这么一个水平：2002年是6.1%，2003年还稍微低于6.1%，但是假如把那些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也加入的话，就是最后一列，2002年达到15.7%的水平，这可能是大家感觉还可以接受的数字，很显然我们的登记失业率连零头都没有达到。

 

为什么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我们不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其实是带来就业了，但是没有带来人们可以看到的就业。

首先我们必须打破一个认识：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就业。过去我们认为有这个必然性，现在可以说没有这个必然性。

首先，我们进行国际比较，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带来的就业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国际上通常把发展战略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另一种是不顾自身的比较优势去盲目赶超的发展战略。这两类战略的典型代表，利用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以赶超战略为代表的国家是拉美国家。对各国长期的失业率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在亚洲四小龙中，失业率最高的是香港，只有5.1%。而在拉美国家，最低的是9.6%，高的达到了20%。因此，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就业效果。

 

 

   

同样的，中国在推行不同的发展战略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就业效果。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投资都投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主要都给了重工业部门。因此，在78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累计的全部国家投资非常不成比例，造成的就业效果也非常不好。大家知道，重工业吸纳的人数少，轻工业吸纳的人数多，我们按照实际能够吸纳的人数比例做一个模拟，轻、重工业投资同样还是那么多钱，在轻、重工业中平均分配，达到的效果就是右边的那张图，轻工业吸纳大量的就业，而重工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总体就业效果是非常好的。由此可见，不同的发展战略造成的就业效果也是不同的。

谈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我们通常用一个指标，叫做“就业弹性”，简单的说，就是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多少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从一般的计算来看，可以把就业弹性分为总弹性、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

总的来看，从80年代到现在，就业弹性都呈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经济

增长速度很快，但是GDP的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越来越少，呈下降的趋势，有些年份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甚至是负的，这是人们通常看到的情景。但是我们在计算就业弹性的时候，用的都是所谓的单位就业，是国家统计局从各单位统计的就业人数，但是对这个数据我们持怀疑态度。第一，国家统计局可能找不到一些企业，因为现在企业在改制，比如鞍钢，拿出一个二号炉去和别人搞了一个合资企业，统计局就不能掌握这些情况，这部分就业的就业有可能没有反映出来。还有一些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它们甚至都不注册，那就更不可能找到。就是在找得到的企业，有些就业也反映不出来，比如企业临时雇一批民工在那挖沟，企业不会写到报表里，因为写道报表里，你还要我给他们买社会保险，我才不干。

从单位就业来看，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概念，即“在过去的一周里工作一小时以上的就算就业”，我们会发现就业还是增长的，是上升的趋势。因此，真正的就业总量和单位就业之间出现一个差额，差不多是40%的差额。由此可见，按照单位就业数据来计算就业弹性是不可靠的。我们尝试着计算一个总就业的情况，把单位外的就业，非正规就业也加进来。我们发现，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就业弹性还有上升的趋势，总的来看，目前的水平比80年代初期的水平没有特别大的下降，并不是说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越来越少，但是经济增长确实没有带来1：1的就业，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我把它叫做“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但隐性就业还是有的。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看失业是怎么造成的。如果对失业率进行分解，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分类，可以把失业率分为三种，第一部分叫做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是和宏观经济景气相关的，经济增长快一点，就业岗位就多一些，失业也就少一点，菲律普斯曲线实际上讲的就是周期性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失业。比如说我到国家信息中心来，我发现这个单位给像我这样的人开出的工资要比社科院高得多，我回去就打报告，辞职了。辞职以后，我到国家信息中心来找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讨价还价，人家还要决定要不要我。当我主动辞去过去的工作，还没有进入到新的工作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我的摩擦期，并不意味着没有工作，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这种失业叫做摩擦性失业。大家可以想象，任何时候都有摩擦性失业。

还有一种失业，比如说，由于技术进步，社科院发明了一些研究员机器人，经济学家被一批机器人取代了，这时候搞经济研究的人要被裁掉一批，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去北大社会学系找工作，尽管我没有学过社会学，但我可以进修一下，因为经济学和社会学比较接近，我上两个月的社会学培训班，学完之后我就可以到北大社会学系工作。因此，在我接受培训的这段时间，我就处在结构性失业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象，由于经济结构在不断调整，技术进步不断发生，结构性失业也是一种常态。

摩擦性事业和结构性失业与宏观经济周期没有关系，这两种失业加在一起叫做“自然失业”。
     很显然，解决自然失业的办法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办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摩擦性失业，劳动力市场信息流通的越好，我就越容易找到新的工作；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班水平越高，类似的培训越多，我越容易找到新的岗位。因此，失业率只有一部分，即周期性失业是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关的，其他的失业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没有关系的。

菲律普斯曲线反映的是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负相关的关系，它仅仅是针对周期性失业，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到底有多高。中国肯定有自然失业率，但是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到，需要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才能估算出来。失业率可以用通货膨胀率来表达，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呈现一种反方向的关系，我们可以写出一个公式，失业率等于通货膨胀率的一个函数，把通货膨胀率放在等式的左边，把失业率和其他可能会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因素放在等式的右边，我们可以在等式的右边加上很多变量，做一个回归，去估算这个失业率。在回归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会影响通货膨胀，但是失业率也会影响通货膨胀率。大家知道在做回归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不变的固定系数，也就是常数量。常数量是失业率的中不变的那部分，即自然失业率。原理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根据这个原理估算出四个时期的自然失业率，77年到84年是3.9%，85年到88年是0.33%，89年到95年是1.77%，最近这七年失业率非常高，达到4.42%，它是总体失业率的一部分，在总体失业率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大概占到了70%，也就是说，目前的失业率有70%是自然失业率。可以想象，如果说经济增长带来同步的就业增长，这句话只能对30%的部分人说，因为有70%是自然失业率，是不能靠经济增长解决的，是要靠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以及政府的功能来解决的。
    

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不是经济增长就能够带来足够的力量把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只能降低失业率中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也不太高，只有30%。即使经济增长能够解决一部分的失业问题，还要看这个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积极的就业政策是在98年形成，

其中一个核心的部分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导致了消除降低失业率的效果。我们把这些年国债投资的方向做了一个划分，按照国债投资最多的产业依次往下排，农业比较特殊就不谈了，从交通运输、邮电业开始，占19%，往下依次是公用事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贸易、餐饮业等，这是国债投资的方向。国债投资比重较大的这些部门，它们有什么样的就业效果呢？从图上可以看到，

 

这些部门的就业密集指数正好与国债投资比重相反的，也就是说，国债都投到了那些没有很好的就业效果的行业，而最有就业效果的行业，国债投资的比重并不很大。

国债投资应该说是98年以来我们投资的一个主要方向，实际上我们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围绕着国债投资制定的，尽管经济增长了，但是经济增长引导方式是宏观经济引导的投资，并没有投在那些能够带来最大就业增长的行业。

另外，最近出现了重工业化的趋势，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重化工业化的阶段，或者说本地区要以重化工业化为优先领域，加快经济增长。我们要问一下，第一，中国是不是到了重化工业化的时期？第二，如果中国已经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的趋势，它是自然的发展阶段，还是由某种特殊因素引导的？这种特殊的因素是不是扭曲的因素？

我们知道，投资投在哪个领域，是由这个领域的收益率和社会需求引导的，同时也由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从来都不是彻底由市场形成的，资金、劳动力、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受到一些政策的影响。

比如宏观经济政策，格林斯潘要降息了，这就不是由市场自发决定的资金价格，而是一种政策引导。我们提高准备金率，就引导市场利率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国家政策在调节价格。土地也是一样，如果香港政府规定，每年投入使用的土地不超过了3公顷，那就等于人为地限制了土地的供给，导致了地价上涨，这也是受到了政府的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法》，加强工会的合作，给工会更大的权利等去影响劳动力的价格。因此，生产要素价格最容易被扭曲，如果生产要素价格被扭曲了，形成现在这样一种产业结构，我不认为这个产业结构是发展阶段的必然，我认为它很可能是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结果。重化工业化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些年的利率被人为的压低了。
     简单解释一下。这些年大家预期不好，要为未来的养老做准备，为孩子上学做准备，为失业做准备，因此要储蓄，不舍得花钱，都存在银行。银行吸收了很多储蓄，尽管一再降息，老百姓还是要存钱。银行如果不能把吸收来的资金钱贷出去就没法盈利，银行就要想办法放贷。但是放贷是有责任的，坏的项目我不能贷，否则要追究责任的，又要贷，又不敢贷，最后就跟着政府走，包括国有企业的大项目、国债投资项目，跟着国债走，这等于是政府给银行提供了一个政治上的“保险”。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资金投向不是纯粹市场化的；第二，在这种特殊时期形成的利率水平也不是正常的。

土地价格也是被扭曲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农民的土地想拿来用就可以拿来，政府决定土地的价格，为了吸引外资，可以让地价等于零。

劳动力价格也可以被扭曲。我们有两类劳动力市场，一类是正规部门，这些部门还是垄断的，可以让该部门劳动力价格不断的上涨，从而限制劳动力的流入，工资水平并不是由劳动力供求决定的，所以劳动力价格也能被扭曲。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重工业的投资倾向。因此，现在的投资方向和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不利于就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GDP可以达到9.5%的增长速度，而就业只保持了微不足道的增长率的原因。

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树立就业优先原则。这不是一个口号，所有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一个国家或地区以什么样的产业为主导产业，以什么样的产业为限制产业等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就业最大化为原则进行检验，这也是我们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建议。也就是说，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要符合在中国劳动力供给条件下就业最大化的原则，长期规划的每一项内容都应该符合这个原则。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就业吸纳能力和投资方向相悖的情况。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让市场更畅通一些，降低自然收入的部分。

我们把失业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就会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案。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综合性的，它不仅体现在劳动部的相关政策上，也体现在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一系列宏观调控部门的经济政策上。如何统帅这些经济政策？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总的原则，也就是树立就业优先原则。

我讲的内容就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谢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