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新浪博客撰文发问道，穷人多穷富人多富是个够？既然打破了“大锅饭”，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为经济赢得了效率，那末，贫富差距到了基尼系数接近0.47的境地该不该止步了？尽管存在着分歧，但倾向性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必须要为阻止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现状做些什么了。这没有问题，问题是，我十分担心社会公众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特别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融合鸿沟期望值有些高。加之一些专家学者，一些财经评论者不断地火上加油，仿佛贫富地位接近握手言欢的时刻就快到了。本文想给这种过高的热望泼泼凉水。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应该说，只要不是故意，人们都认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在经济动态中，这个差距的势头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你无论是从接近0.47的基尼系数上看，还是从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角度看，都否认不了贫富分化的事实。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５亿８千３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在当下的中国，占社会2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60%，甚至更多。

有人不断地质疑基尼系数，说它不够精确，说它计算上有些问题值得商榷，说它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等等。但是，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地辩解，无论怎样挑基尼系数的毛病，你总不能反过来说，基尼系数为零，不是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而是完全不平等，基尼系数为1，不是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而是绝对平等吧！不准确不等于将事实说反了，0.47不是表明更公平，这一点不会有分歧吧？说中国进入世界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方阵队伍，这不会有分歧吧？静心检讨自身，也许比激情辩护更具有社会责任心。

我也并不是对基尼系数有什么偏好，重视它，并不是因为它叫基尼系数，而是因为它是一种预警，一种昭示。至少可以说，它预示的方向必须引起我们的严正关注。

2 错抓打开贫富分化“潘多拉”盒子之手

眼下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继续拉大的根源是什么，究竟是谁打开贫富分化“潘多拉”盒子？浏览此间媒体，可谓聚讼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城乡差距引起的。城乡差别的存在并在改革与发展中继续存在，确实成为收入差距乃至贫富差距的一个根源，构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层面。但是，城乡的贫富差距不等于整体上的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局部不是整体，这是不言自明的。资本家的富与打工者的穷与此无关，贪官的富与平民的穷与此无关，东部的富与西部的穷也与此无关。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垄断造成的。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目前正在成为社会发泄对不公平的靶子，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无论自己怎样辩解都难为其它行业所体谅。垄断，确实造成了不公，确实成为拉大了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傲慢力量。但是，行业的收入差距同样也不等于整体贫富差距。如果藉此而得出结论，难免不犯方法论上的错误。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腐败造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腐败，我们主要是指权钱交易，是指权力资本介入经济生活。同样，腐败造成的，是一小撮腐败份子的富裕，它的掠夺酿成社会成员的贫穷在整体上是有限的。当然，腐败带来的整体上重大决策失误，可能引发的整体的两极分化，但在这里腐败扮演的是帮凶，而非主角。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经济改革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这种差距是政策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既然如此，就应当回答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控制它的差距？如果说这种差距会再延伸5－10年，那岂不等于说目前的贫富差距还不够，究竟多少才够用呢？这种回答事实上是说，是改革造成了当前的贫富差距。有人本应证明这种差距不是改革的错，却证明了这恰好是改革的副产品。真是帮倒忙。

──还有一种观点直接了当地说，这就是改革的错。改革造成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但改革并没有以两极分化为目标。恰好，两极分化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要避免的，要克服的。简单地指责改革本身，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

凡此种种，都有一定的道理，却未道出贫富差距拉大的真实之理。

3 发现打开了贫富分化的“潘多拉”盒子之手

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手打开了贫富分化的“潘多拉”盒子？我们从现象与深层本质两个层面来分析。

从现象层面来看，社会经济变革，引发了经济社会中人才的经济贡献变化，从而对人才使用标准变化，最终导致对人才的报酬变化。比如，改革初期的沿海一带，曾经游手好闲的胆大者，可能在走私中迅速获得巨额进项而暴富，那些劳动模范年年获得的高额奖金却远不及这些人一餐饭的花销。过去生活在城市郊区的农民，由于人多地少而收入较低，城市扩容地价升值令他们家家富得流油。在许多城市，昔日郊区农民仅仅出租屋的收益，就是许多公务员数倍数十倍。计划经济下的能人，往往在市场经济下变得无能为力，反过来，市场经济下的能人可能在计划经济下同样无能为力。过去，出身好，政治强，有文凭，业务能力也好的人往往能够长官发财；而今，市场能力强，有商业头脑，有资本，或者身怀绝技，有管理才华的人却往往有丰厚的收益等着他。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文凭有文凭，要能耐有能耐，但未能发财。反观一些人，没读多少书，但却很发达？是经济社会选择人才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尽管在一切时代，经济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都有共性，都要求德才兼备，社会也会相应给予经济回报，然而不同经济时代德与才的内涵大不相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人才的要求，尽管有相同的层面，却更有极不相同的层面。市场经济特别钟情于风险精神，市场驾驭本领，产品创新与市场化、产品价值的实现、经营成本的控制等等能力。不同的经济社会，人才的排队千差万别，不同的衡量标准，令同一个人的排序大不相同。

深层地观察与思考我们会发现，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社会的分配制度发生着本质变化：从过去单一按劳分配变为多元化分配。按劳分配不再是经济社会的通则，“三位一体公式”即多元化分配才是通则。当然，过去实行的按劳分配还并不是马克思曾经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状况，这是因为马克思所给出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社会条件，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前苏联，都远远没有达到。在那里，分配的第一级关系是积累与消费的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第二级分配关系。我们在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在一个制度建设同样有限的环境中，勉为其难地按劳分配，实际上变了形，这种变了形的按劳分配更倾向于平均主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后果，是经济低效益。这在改革前表现得很充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有切身体会的。改革形成的多元化分配格局，是生产三要素即劳动、资本与土地共同拥有对生产成果的索取权、分配权。那末，在这里分配的第一级关系，是劳动、资本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第二级分配关系是：在劳动者范围内，自然是地道的按劳分配，要么是计件工资，要么是计时工资，都直接与你的劳动付出挂钩；在资本范围（包括以土地等实物投资）都一概是按资分配。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调节着资本的获益，等资等利，同股同权。所谓多元化分配，就是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并行，就是不同生产要素取得成果索取权的分配。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即原生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的重大变化，导致着当今中国改革前后财富重大地重新分布，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制度性的改变，是本质的、深层的根源。

按这个思路前行我们不难发现，当前贫富差距拉大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最根本的差距源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差距；其次才是行业之间与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前者导致的结果是贫富之间的天壤之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各阶层之间的此厚彼薄。

4 认清贫富差距的根源方知能有何作为？

认清了引致中国贫富差距的根源，洞悉出拉开收入等级的本因，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对中国贫富差距能够期待多少？

从原生经济关系上，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从过去“大一统”公有制变为一种混合经济所有制。目前的现状来是，已经形成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两分天下的大格局。第一级分配关系是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分配，就是说在整体上按资分配主导财富分割大盘子。从内在关系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依不同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贡献而进行的财富分割。它体现为资本获利息，土地获地盘，劳动获工资。如上所述，社会并行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

富人之所以愈来愈富，穷人之所以愈来愈穷，这个大走势不是收入政策本身造成的，更不是二三级分配的调节出了问题，它最终是由第一级生产关系即原生经济关系决定的。资本的固有本性就是增值，就是疯狂追求剩余价值。这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游戏，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运行过程。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市场经济中，你是用资本挣钱，用土地资产挣钱，还是用劳动挣钱？就是说你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是什么样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者？不同的生产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位置大不相同（在市场经济下资本永远是主导者），被主导者认定的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也大不相同，所获得的回报当然有如天上地下。我曾经用“大杀器”比资本，而将劳动比作“红缨枪”，用以说明在财富的分割上经济权利强弱势的鲜明对比。

那末，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就要令不同的经济权利和谐均衡。也就是说，要从原生经济关系入手解决问题。遏制资本与土地的权利，宏扬劳动的权利。要做到这一点何其难也！国家主义认为，政府可以出台更强硬的政策进行干预。资本是国际现象，它的流动没有边界，那末，这就意味着遏制资本有一个国际比较，资本也一定会在比较利益中流向更佳投资区域。一个国家过分遏制资本，其实是与自己过不去。这也恰好证明，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流入势头甚健，为什么国际热钱不断潜入中国市场？当然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一个原因，但深层的原因是资本在中国更能占劳动的便宜。用流行的术语说，廉价劳动力是外资之所以流入的重要依据。

由此说来，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从根本上完全解决贫富两极分化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只是阻止这种分化的肆意发展，在社会达到一定容忍底线时，进行重大干预，甚至是危机干预。这通常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事后收入差距调节以及在再次分配中进行利益均衡，在特殊情况下则可能是一种行政干预性地应急预案。我这样说，决不是认为我们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无能为力，更不是为贫富差距的拉大给什么人推卸责任，而是挑明，我们面对如此差距状况能做些什么，做不到什么。从历史地角度看，从更大的国际范围看，在“三位一体公式”分配原则下调节贫富差距的范围与领域还是十分广阔的，也可以有相当作为。贫富之间因差距缩小而和谐相处也是可以期许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北欧“福利国家”，一道人类“社会主义”的风景线，不失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发达到美日德的水平，贫富对立问题不是并未出大乱子吗？他们的许多经济政策，不是也可以借镜吗？

在这个多事之秋，千万别与自己过不去。冷静、理性地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贫富差距，将自己的诉求置于这个制度能够解决的范围内，勿为自己设置超过制度能力范围的期望，也许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是一个虽然不是最好但却也是次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