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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模式转型与发展战略选择
作者:刘世锦    发布:2006-09-11    阅读:3192次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三个基本数字概括: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在27年的时间内,保持了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这样的增长势头看起来还要保持下去。在人类历史上,如此的发展成就是前所未有的。总结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探讨今后的发展道路,首先对已有的增长模式要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估。
  正确认识和评估已有的增长模式
  在微观层面上,改革主要做了两件事情:“放开”和“改造”“放开”就是允许和鼓励发展多种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私人企业,股份制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改造”是指对国有经济部分的改革和重组。
  观察中国经济的两条基本线索
  一条线索是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的经济增长,依托于一系列基本要素的组合: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或现实的市场;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使劳动力成本被压到较低水平,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价格也被控制在相当低水平;较为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和逐步完善的产业配套条件;勤劳、节俭、进取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尤其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国际范围内,这些要素条件在一个国家同时出现是少见的,就规模而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条线索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从产业角度看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主导产业的出现和带动,而这些主导产业是由市场需求,最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上世纪80年代,主导产业是轻工、纺织等。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出现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家电产品、房地产、股票等一批新的主导产业,90年代末经济乏力,200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又出现变化。起先导作用的是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行业,从而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产业和基础行业的增长。
  把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模式的基本架构。第一条线索是从空间上观察的,可以看到多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本要素;第二条线索是从时间上观察的,可以看到主导产业的依次出现。把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看,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巨大需求,多种基本要素的组合形成供给,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主导产业的依次出现和更替,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理解改革开放
  在这一增长模式中,改革开放起了何种作用?概括地说,改革创造了使各种生产要素有效组合的体制和机制,开放则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整和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
  在微观层面上,改革主要做了两件事情:“放开”和“改造”“放开”就是允许和鼓励发展多种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私人企业,股份制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改造”是指对国有经济部分的改革和重组。将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大多数被改造为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不论是放开还是改造,其结果是形成了大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将前面讲到的诸多生产要素有效地加以组合和利用,构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基础。
  开放是在更大范围内为优化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提供可能。本地缺少的要素可以“引进来”,比如引进外资;富余的要素则“送出去”,比如输出富余劳动力,从而使本地的增长空间扩大,竞争力增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阶段通常缺少资金,所以很重视引进外资。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总体上说资金已不缺乏,而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金过剩,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因为在这些资金的背后,有技术、管理,有品牌、供应链、分销渠道,或者还有企业文化等。这些资金背后的要素是我们需要但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金是多种要素的载体。
  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重要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多数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化进程,实质上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增长显示出的潜力,我国经济继续保持20年左右的快速和较快增长,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对我国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点,对这个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下面就几个大家较为关注的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如何认识重工业增长加快的事实
  在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三类产业(先导产业、中间投资品产业和基础产业)所构成的新产业增长格局中,大部分快速增长的产业属于统计中的重工业。于是,近几年出现了重工业增速加快、比重上升的现象。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工业增长消耗资源、污染严重,不适合发展,不利于增长方式转变。但从国际范围的工业化历史看,除了那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地区等外,较大规模的工业化先行国家,大体上都经历了轻工业为重点、重工业中的采掘和材料工业为重点、重工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这样几个增长阶段。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我们认为,应当这样看近几年的重工业发展:
  一是这一发展是市场需求带动下出现的。处在这一轮增长“龙头”位置的先导产业中的汽车、住宅产业,其产品的80%—90%是由居民购买的,这与过去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讲市场需求,讲市场决定,最重要的是大多数居民的消费,或者说大众消费。有了大众消费,一个产业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才能有规模经济,才能有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是增长的供给主体也有了实质性变化。统计数据显示,这一轮增长中增速最快的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较慢,集体企业最慢。即使是过去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机械工业,近年来80%以上的销售额,90%以上的利润,是非国有企业的。这些企业关心市场需求,关心投资回报,与过去重工业增长中国有企业为主时的行为大不相同。
  三是形成了一系列高增长产业群。包括汽车、房地产、机械、新型消费品等高增长产业群。这说明这些产业有很强相关性和带动力。以汽车为例,在制造业领域,包括整车装配、零部件制造,及其拉动的钢铁、机械、纺织、塑料、电子等产业;汽车制造出来后,有销售、信贷、保险、保养、修理、加油、培训以及汽车旅馆、汽车餐馆等,这些都是汽车服务业。如果说汽车制造业的产值是1,汽车服务业的产值大体在2.5以上。
  四是汽车、住宅两个龙头产业主导产业地位的确立,将为我国今后一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平台。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大国进入汽车大众消费阶段后,可以保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我国从2002年才开始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加上人口多、收入差距较大,继续保持至少20年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不少研究表明,住宅产业在我国也会有20年的快速增长。
  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要不要经历这样一个重工业加快发展的阶段,而是如何走出一条重工业发展新路子。
  如何认识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
  1.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多数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化进程,实质上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但仅仅依靠农业,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只要农民还是农民,教育、医疗、生活方式,以至民主法制等问题,都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简单地说,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使现有的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2.农民进城和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大幅度提高,前提是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一个农民由农业部门进入非农部门就业,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五倍。其他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相同数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后生产、生活所占用的土地,与在农村时所占用的土地相比,土地的集约程度和利用效率,一般来说都有很大提高。
  3.工业化的成果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公正的分享,否则工业化将不可能是成功的,事实上也难以顺利推进。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那些处在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之所以有很大成功,重要原因是农民大规模地介入这一过程,直接分享到工业化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不少问题。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水平长期偏低,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搬迁和土地占用中的补偿等,都是工业化进程中成果分配是否公平、公正的问题。
  4.农民进城、进入非农产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矛盾突出、容易失衡的过程,对进城的农民来说,要“进得去”、“留得住”,对没有进城的农民来说,要“过得去”、“稳得住”“进得去”,最重要的是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留得住”最重要的条件还是要有可持续的就业机会,要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地与城市居民接轨,形成新时期城乡居民相互包容的文化“过得去”,就是要让继续留在农村的人们收入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尽管收入水平低,但日子还过得去,每年能够有所改善“稳得住”,就是要让农民合理分享工业化的成果,不要使之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工业化、城市化会带来很大利益,如何分配很重要,分得好,可以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分不好,就会对这一进程形成阻力,甚至倒退。
  增长模式转型背景下的发展战略选择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要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
  增长模式转型首先要有正确目标。中央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为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确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增长应当是“以人为本”,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
  第一,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重点是保持居民住房、汽车等消费的持续增长,保持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自主创新战略。这里我们重点强调技术的自主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是自主创新成败的关键。
  第三,资源节约战略。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要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推动政府管制重点由经济型管制转向社会性管制。管制的重点要放在资源节约标准的实施、新节能产品或措施的推广、环境保护等方面。
  第四,稳定增长战略。我国经济波动较大,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对那些处在先导位置的竞争性的行业来说,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低电价、低人价(不提供劳动保护条件、社会保障等),将刺激投资者的过度进入。在另一方面,经济提速,煤电油运等基础行业就紧张起来,其中最紧张的是铁路运输,原因是垄断经营。解决这些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纠正人为压低要素、环境成本的行为,改革政府投资体制;二是加快推进基础行业特别是铁路运输行业的改革和开放,重点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引入新的投资者。
  第五,金融改革战略。金融改革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有: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通过重组、上市等途径,改造其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降低不良资产率,按照国际规范调整资产结构,改进资产质量;在按照加入WTO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的力度,促进新型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抓紧解决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深层体制问题,恢复证券市场的正常功能。扩大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产品的创新和供给。
  第六,开放升级战略。今后对外开放的重点,要由范围和数量转向结构和质量,即“开放升级”。实行适度的“角色转换”。由过去较为被动的适应国际环境,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环境;由过去主要是适应规则,转向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制定规则。在国际货币(汇率)、贸易、投资、金融、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发挥更为主动积极的作用。相应地,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强调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原则。由于我们在许多领域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强调这一原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