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刘  伟 研究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

 

    各位下午好，谢谢王院长的主持。参加50人论坛研讨会的都是在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同志，所以今天我谈不上做报告，算是一次交流。我想围绕着这个问题谈几点认识。

    对于经济增长的阶段，我们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比如数量上可以用GDP水平，质量上可以用经济结构的变化等等。也可以用其他一些指标，比如说所谓的“综合的社会发展指数”，还有所谓的“幸福指数”等。但是简单的来讲，如果从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来度量的话，最主要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GDP的水平，一个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的情况，可以根据这两个基本指标来判断我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总的判断，我们大体上是一个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按经济史的阶段来比较，我们去年人均GDP超过1200美元；按关税，总量大概是1600多亿美元，大概是13万6千多亿人民币，排在世界大概第六位，第一位是美国，我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美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最高的时候是30%多一点，低的时候是28%，所以我们说美国确实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一个国家的GDP占了世界的30%左右。其实我们国家曾经比美国还“帝国主义”，如果按现在的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测算，1820年中国GDP相当于当年世界GDP总量的34%。总量大概是这样，人均1200美元多一点，属于一个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1000美元上下，到1600多美元应该是一个中等收入，3000美元左右应该是一个上、中等收入，8000美元应当是高收入，这都是发展中国家。再往上是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再往上是所谓的先进的发达国家。  
      我们国家1978年的水平，大概是一个低收入的穷国，不到300美元，280美元以下，也就100美元多一点。经过20几年，我们现在到了一千多美元，达到了一个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按照简单的一个预测和目标设计，到2010年，我们GDP人均水平按不变价格比公元两千年增加一倍。公元两千年我们是800多美元，增加一倍就是16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020年，我们将比公元两千年增加四倍，就是3200美元，大概是上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现在把这个水平称作什么呢？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基本标志。最近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到公元2020年我们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将超过三千美元，这也是中共十六大报告里讲的。十六大的报告讲未来的目标是，到2020年超过三千美元，也就是达到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到2030年我们人均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大概会比公元两千年增加十倍，达到8000美元，8000美元就是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历史内容就是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就是完成了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如果再继续发展，到2050年本世纪中叶，我们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79年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解决温饱问题，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人均拥有量达到了500斤，我们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第二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首先要实现工业化，那就是2030年之前先把低水平的不均衡的小康的质量提高，那就是2020年之前。2020年之前，先达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就是我们的“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所以我们这一代很幸运，中国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真的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中变成现实。这个目标的设定虽然很凝重、很困难，但是它是58年大跃进的时候农民的浪漫，它确实是有根据、有可能的。今天在座的同志年龄都不大，不出意外的话活到2050年问题不大，能够亲身体验到我们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哪怕是中等发达国家的幸福生活，再怎么你也要争取活到2030年，我们完成工业化。现在中国人均1000多美元，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20多年前发生的变化已然如此，再过二十、三十年，当我们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大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成为新兴工业化的国家的时候，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能够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影响，你的想象力无论多少丰富，恐怕都很难想象，所以要善待自己，争取活到那个时候。

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有一些特点。这个阶段是工业化加速时期，这个阶段首先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一定是高速的，而且是持续高速的，现在讲这个持续高速时间到底有多久，国内外学者看法不一样。有人根据经济史的经验，比如说所谓东亚22年增长奇迹，所谓增长大限，那中国超过了，现在26年了，从1978年到2004年，26年中国增长率大概是9.5%左右，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个大国在26年内保持了9%左右的增长，在整个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还能保持多久，人们有怀疑。即使按照7.2%以上的一个平均速度，到2030年，实际上中国经济保持了5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30年，50多年的高速增长按照6.5%以上的增长速度算，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超过40几年的，而我们国家到2030年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我们要保持5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果不考虑增长质量，只考虑速度的话，实际上从1950年到1978年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这几十年里实际上中国的平均增长率是不低的。我们讲速度是不低的，就是抛开增长质量和效率只看速度，绝对是高速增长。78年到04年又是9.5%，从现在往后到2030年平均至少不能低于7.2%，实际上中国这个高速增长从50年算起的话，一直算下来，算到这个世纪2030年的话，80年的高速增长，我讲的就是速度。

再一个，这中间的历史变化、体制转换所导致的结构变化和增长效益方式变化，肯定很深刻，很复杂。但是从简单的数量反映，我国到2030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我们是80年的甚至更长的高速增长，因此有很多争论和怀疑。但是不管争论和怀疑怎么样，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很多人做过测算，从需求方面分析，从供给方面分析，从结构分析，从简单的数量考虑，从自然增长率考虑，我看到一些计算的结果，我自己也做过一些简单的分析，估计到2030年，中国潜在的增长率应该在8%到10%，我们可以转换的现实增长率估计在8%左右，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粗略的说，就是从2000年到2010年我们经济平均增长率是在8%到9%，从2010年到2020年我们大概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应该是在7%到8%，从2020年到2030年我们大概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大概是6%到7%，大概十年这个增长速度平均一个百分点，但是整个加在一起，往后20几年平均增长率估计是在7.2%以上，应当没有太大的问题，有这个可能。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加速的时期，这个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具体的增长时间，是到2030年还是到更长的时间，这个可以有争论，可以再去探讨。但是至少从中长期看，没有特别的意外，比如没有战争，没有大的动乱，没有瘟疫，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干扰，中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持续的比较长的时期，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特点。  
      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第二个特别是什么呢？就是结构变化相当快，我们从一般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指的是什么呢？它可以有数量扩张，但是它的经济结构不一定相应的有根本改变，可以是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导致总产出的扩张。这就是所谓的有增长而无经济实质意义上的发展。所谓工业化的加速，实际上就是指结构怎么样，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等等。这种经济结构在这个时期变化的速度比其他时期要明显加速，否则不叫工业化加速。

所有体现发展而不是简单增长的范畴都是结构意义的，我们讲一个国家落后，讲落后的农业国是指什么？它的农业在经济结构上的突出地位，我们讲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国家，是指工业、制造业的崛起，我们讲一个发达社会是指后工业化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即非制造业在经济结构当中占了突出的比重。所以，真正标明发展阶段的这些范畴，主要还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质量就是结构指标，由于存在一些制度和历史的原因或者是非经济因素，结构指标不可比。比如第三产业的比例，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传承不一样，很多在国外统计过程中认可的第三产业生产型领域和部门，在我们国家可能就不予以承认。很多我们事实上是有大量的资源配置的服务性活动，但是在统计上和法律上，或者在产业类别的规定上，可能我们否定了它的存在，甚至在法律上不承认它的合理合法性。工业、制造业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比较，为什么呢？制造业在短期内可以是完全政策化，集中力量实施一些重工业化的政策，在短期内甚至中长期内有可能导致一个结果——工业发展的比重提升,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然后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之后，国民经济再把它强行匡正过来，有可能出现这种政策性不同导致的差异，但是有一点，这带有很大的刚性。

在结构变化进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的情况，它受文化传承、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它带有更大的不可逆转的刚性，它的弹性比较低。所以从结构变化来看，我们现在的结构变化是什么情况呢？公元2000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比重第一次降到50%以下，当时是49%，这两年有所反弹，但总的来说在50%上下波动。当代世界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平均是多少呢？54%。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呢，就是完成工业化的这些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是多少呢？10%。所以完成工业化的标志不仅仅是人均GDP达到八千美元以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指标，就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到10%以下。

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1978年的时候是70%多，当时叫做“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是个大数。现在低收入的、最穷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就业在全世界的平均比重是72%，这也是最贫穷的国家的一个标志，我们国家当时就是处于这种状况，现在我们是50%上下，属于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现阶段，我们的结构变化是相当快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区域间的分工结构，变化都是相当快的。城市化的结构，大中小城市的格局，以及城乡，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时候要空前的提速，我们的收入阶层结构，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结构的多样化以及差异显性化恐怕在这个时候也都要加速。所以在这个工业化加速时期，结构变化空前提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是相当尖锐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结构变化应当是长期的，它不是短期的，可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到这个阶段，本来应当是长期才能慢慢完成的变化过程，现在可能要把它压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来完成，很多社会矛盾本来应当是在长期转化中逐渐消化的，我们现在把它集中在短期，就会变得尖锐化。昨天他们还是社会的中坚，英雄的产业工人、纺织女工，今天他们可能就会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变化的很快，不是几十年才发生的变化。  
      我们注意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爆发国家在处于不同时期的工业化加速时期，因此各种结构矛盾空前尖锐，于是发生了超越国界的利害冲突。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时期，矛盾特别尖锐，从数量来说是高速增长，从质量来说是结构的急剧变化。正是因为处于这个阶段，就要求我们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掌控能力，以及发展观、指导思想都要进行一些科学的调整。而中国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在工业化加速的同时，我们的体制不确定性也是最突出的，体制方面并没有为工业化加速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中国是双重转轨，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业化是一层转轨，这是发展目标上的转轨，还有一层转轨是体制的转轨，也就是体制的市场化。所以我们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先市场化，后工业化，先商业革命，后产业革命。前苏联实际上是先工业化，后市场化，它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然后在计划体制下推进改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先搞市场化资产阶级革命，搞商业革命，基本构建了市场体制，然后在市场体制下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推动产业革命。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同时，市场化也远远没有完成，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以叫做“双重转轨”，这就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我们的发展目标以及解决我们发展上的一系列困难的体制安排就有了更大的复杂性。我们体制改革搞了26年，你说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吗？现在不到40个国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国际主流社会基本没有承认，我们现在也在满世界游说，希望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国内对此也有很多研究，像李晓西博士他们大概是最乐观的了，他在2005年出版的新书里预测，2003年中国的市场化是69%，现在超过了70%，很乐观。温家宝总理访问欧盟，希望他们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当时李晓西博士也是随团的理论专家，因为他最乐观，然后就让我们的专家给他们讲为什么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我和晓西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他是个很厚道的人，但是我们关起门来讲，蒙人家归蒙人家，你说我们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吗？经过26年的改革，我们的商品市场化速度是很快的，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但是要素市场化速度很慢，而劳动力市场化速度是很快的，虽然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秩序很糟糕，比如说农村和城里的劳动力是二元的，有价格歧视的，但是它速度比较快。资本市场化相对比较落后，直接融资市场我们从90年代就开始闹了，但是闹得一塌糊涂，现在股市作为融资市场和投资场所不太令人看好。另外，直接融资市场的比重很低，通过直接融资市场形成的资本额占企业资本总量的大概4%，这是很低的，这和一个工业化的大国经济是不相称的。这种较低的直接融资比例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很多，为什么银行间接融资的风险那么集中？就是因为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不规范，很自然的就会导致间接融资市场的压力非常大。那我们的间接融资市场怎么样呢？实际上中国的间接融资市场基本上是政府管制的，因为利率是价格，汇率就是外汇价格和本地价格，它实际上是行政定价而不是市场定价。看一个东西是不是市场化关键是看价格，看价格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决定，所以中国资本市场化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还有一个要素——土地，土地这个要素的市场化比资本市场化还要落后，因为资本市场化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微观的工作和体制上、政策上的安排，比如央行独立，八十年代中、农、工、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体系的构建，政策性银行的分立，商业性、股份制银行的尝试和推进等等，至少在体制上还有一些构建和考虑。但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非常滞后，产权还没有搞清楚，还谈什么市场。

中国搞了26年的改革主要是商品市场化，这个速度比较快。要素市场化总的来说比较滞后，其中最滞后是资本和土地，这两个要素的市场化更落后。我们的改革走到现在出现了一些特点，提出了一些问题，目前的体制对于支持中国工业化加速和经济起飞有多大的局限？要求我们在改革上有什么新的战略转变？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中国现在改革的中心环节还是企业改革吗？我们在改革初期提出，改革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当时这一中心被誉为是不同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历次体制调整的根本区别，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体制调整主要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没有涉及企业问题，企业就是换个婆婆，是放给地方管还是收归中央部委管。而这次体制改革是以搞活企业，以企业改革为核心，这次体制改革之所以比过去深入程度更大，涉及程度更广泛，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企业为核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改革走了26年，改革的核心还是企业吗？也就是说，推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最主要问题是企业还是政府？这恐怕需要认真考虑。既使企业改革还没完成，还继续要深化，就企业改革来说，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讲企业改革是决定整个经济改革的关键，那么国民经济改革现在还构成决定整个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吗？这也值得考虑。今年春天召开两会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在工作报告里讲，经济改革还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国有企业改革大概还是整个企业改革的关键，下来就有人提这个问题，据说当时温家宝同志讲：“下回不说了”。  
      改革进行了26年，现在和26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中国市场化竞争是以企业改革为重心，还是政府改革为重心？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关键，还是以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关键？再来看政府层面的改革，政府层面的改革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推进相应的法制化进程，前几年我们的法制化进程速度特别快，但是实际上法律、立法等法律工作的建设主要是对司法，就是司法主体的行为的监督，而对公主体，对公共权利的掌握者的立法怎么样？一个民族可以有法律，不一定有法制。一个国家法制化实质性的进展，不在于对老百姓立了多少法，而在于对当官的立了多少法，从法学语言上来说，法制化不仅在于司法的建设速度，而且在于公法，这是更难的，但是它更能体现法制化的实质。从法制化进程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市场化现在是不是到了以加快司法建设为重点开始逐渐转向以公法建设为重点的法制化进程呢，是不是到了这样的转变阶段呢？

我们还可以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市场化进程的价值观是不是要转变？过去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是不是到了对这种价值观或者价值趋向进行调整的时候了呢？26年的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我们面临的市场化的任务，对其性质和重点的把握与26年前有根本的不同，如果还恪守原来的改革中心、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以此来支持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体制和发展之间的摩擦就会日益突出。所以中国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背景现在具有一系列的特殊性，有其特殊的历史阶段性和特殊的演进规律，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阶段，要使中国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就要认真的分析和处理中国的矛盾和问题，要结合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阶段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大概的阶段，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它有什么特点。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面面俱到的谈了，在座的很多同志们都对这个问题有研究。我主要讲一下总需求的问题，也就是总需求过程中的投资、消费等，以及这几个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从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来看，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

首先，总需求本身并不活跃，但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很快。今年第一季度，1到3月份的总需求比往年略有萎缩，总需求并不活跃，但在总需求并不活跃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非常大，今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超过20%，达到25.3%，刚才王院长也讲了，去年、前年大数是27%、28%。固定资产增幅很大，但是总需求并不活跃，这个现象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总需求不活跃意味着经济总的增长速度其实并不是很快，我们的增长速度去年是9.5%，前年是9.3%，今年第一季度调整了一下，开始公布的是9.5%，然后修正到9.4%，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速度并不是很快？因为从1978年到2004年，26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大概是9.5%左右，这是按支出法计算的，如果按加权平均计算的话，大概是9.4%左右，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还略低于平均速度，或者是接近平均速度。这表明虽然经过了1998到2002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但是实际上总需求并没有活跃起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就是回复到一个平均速度。但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在2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左右，现在的增幅实际上成倍的超过了这个平均速度，这是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现在总需求并不很活跃，从货币表现来说，物价总水平很低，但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这又是一个矛盾。总需求并没有活跃就导致物价总水平并不是很高，物价水平2003年是3%，去年是4%多一点，不到5%，按照加权平均计算，是3.9%。今年我们的目标是控制4%以内。9%的经济增长，4%的通货膨胀，这绝对是高增长、低通胀，按照这样的物价水平，与其说我们担心通货膨胀，还不如说我们更主要的是担心掉到通缩的陷阱里。2003、2004、2005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是3%、3.9%、4%，这还是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的结果，从1997年11月开始物价是负的，1998年到2000年连续三十个月中国的物价是负的，到了2001年、2002年我们好不容易把物价拉到1%的水平，事实上也就是零物价，刚刚摆脱负物价，这两年3%、4%的物价水平是很低的，而且是在这么大力度的政策刺激作用下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物价总水平，特别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是相当低的，我们更担心的不是恶性通货膨胀，而是通缩的发生。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物价结构性上涨很快，重要投资品，土地、钢材、铝材、电力等等，就是我们所说的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的煤、电、运、油这一系列产品供求紧张的局面恐怕短期内很难从根本缓解。有人把这些东西归结为是供给的问题，比如电，现在闹电荒，前年、去年到现在都是20多个省市拉闸限电；比如钢材，我们的需求量也很大，始终保持在高价位，下不来；油荒就更不用说了。有人讲这是供给不足，但仔细分析的话就很难说了。比如钢材，中国钢材的生产能力现在是2亿5千多万吨，加上每年进口几千万吨，每年大概有3亿吨，是世界第一，占世界当年钢材消耗量的大概30%左右，这个规模是很大的。关于电，我前一段看到媒体上报道说，我们现在装机总容量是4亿4万千瓦，排在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可是我们的GDP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有人把闹电荒归罪于朱镕基总理98年以后没有批任何一个大的火电项目，所以电力事业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看中国闹电荒不是电力供给的问题，4亿4万千瓦的装机总容量还小吗？恐怕需求的问题，需求太大，这里有能耗比的问题，电耗比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投资在短期内迅速的在原有结构上进一步放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重要投资品价格上涨很猛，而且在短期内看不见它下滑，电的问题至少明年解决不了，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什么结果呢？其实我们的下游、中游产品成本已经上来了，它现在还没有敢加价，为什么没有加价，因为要看总需求的情况。我们刚才讲，总需求是疲软的，下游产品、一般消品卖不掉，如果再加价，就更卖不掉了，尽管没有加价，但实际上它的成本已经提高了，因为上游产品的价格已经提高，已经进入它的成本。只要人们的预期一变，需求一活跃，下游产品的价格一夜之间就会上来，因为它具备涨价的所有条件，从供给方面看，成本已经推进到可以提高价格的程度，只是需求现在没有承认它，需求疲软这个约束条件体现不了它的价格提高。  
      对消费品来说，我们整个消费物价水平去年还没有达到5%，大概是3%。去年粮食增产700多亿斤，是这么多年来少有的丰收年，但是去年主要粮食作物价格上涨了两位数以上，10%以上，其他的副产品，像肉类、禽类、蛋类、乳制品的价格上涨了20%—40%，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家庭主妇从日常重要的消费品来看，就是从米带子、菜篮子来看，她没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物价会大幅度下降，她只能看着物价上涨。厂商没有理由觉得它的成本会在短期内会大幅度下降，消费者没有理由相信它的主要消费品价格在短期内会大幅度下降，由此导致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非常大。而且这里还没有说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比较特殊，属于耐用消费品，对房地产的统计是归入固定资产投资项下的，所以房地产是介于投资品和消费品之间的产品。  
      现在大家说房地产价格问题，讨论房地产价格有没有泡沫，房地产价格要不要打压，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有个记者给了我一个单子，约我明天谈房地产的问题，现在的记者很可怕，很令人尊重，在座的可能就有媒体的朋友。记者动不动就给你发个单子，你要是不回答他，你说你这个人不行，没有礼貌，你要是回答他，像有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有些话是不宜于公开讨论的。比如互联网，它有网上讨论的语言环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德基础的，不是说有了网络社会，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入的。制度重于技术，道德重于制度，现代化的工具如果是一帮妖魔鬼怪在用，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是很难想象的，现代化是立体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有道德文明跟进，否则的话就把语言环境给人为地破坏了。网络是个公共品，进入网络社会的时候一定要有道德约束，如果没有特别的道德约束，作为公共品领域里的对话，真正的制度监督是很乏力的，或者说，监督成本是非常高的，记者很令人尊重的地方就在于此，无冕之王。我和记者打交道真的是诚惶诚恐，可能王院长和其他在座的官员会更谨慎，你们有一套制度，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们学校没有这个制度，就乱讲，讲了之后就麻烦。今天那个记者给我发了一个采访提纲，约我明天中午谈，我说我有课，他说你中午没有课吧，我中午找你去。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责任，有敬业精神，那另当别论。

关于房地产价格问题，在前不久的会议上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不要把它看作经济问题，不要说中国城市房地产的需求怎么大，不要说需求结构怎么迅速变化，供给怎么提价，供给成本怎么加大。我们不要做经济学的分析，这样分析不公平，这样的讨论也不公平，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社会问题。在中国社会，哪一个阶层希望房地产降价？你给我找出来。政府希望吗？政府恐怕不希望，尤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好不容易把这个城市经营起来了，你现在把他价格打下去，他怎么能愿意呢？财政希望吗？财政恐怕也不希望，还指望靠房地产收钱。银行希望吗？银行肯定不希望，房地产价格下跌，就会造成不良资产，大量贷款还不了。开发商希望吗？恐怕也不希望。开发商的供给商希望吗？比如钢铁业，中国的钢铁市场这么火，支持钢材市场需求的主要有两大产业，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轿车，这两项大概消耗中国钢材的大概6%。那么，社会上谁希望房地产降价呢？有人讲，老百姓希望降价。老百姓也得分开来看，那些买了房的老百姓都不希望房地产降价，甚至希望价格上涨。老百姓买了房，他希望保值、升值，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房，一辈子的积蓄、一辈子的心血全在这，他怎么能希望降价呢？所以只要买了房的老百姓都不希望降价。哪些人希望降价呢？就是那些没有买房的老百姓。这部分人也是不确定的主体，他签字的那一瞬间希望降价，买了房，转身就希望涨价，这是不确定的。姚文元在五十年代写过一片文章，叫做《公共汽车理论》，说上了汽车的人希望门关上，他在底下挤的时候希望车门多开一会，这是人们很正常的排队心理。那么，现在还有哪些老百没有买房，可能人还很多，我没有统计，不敢乱讲。这些人很值得尊重，在和谐社会里也很需要关心这部分人，这没问题。但是，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你到现在还没有房，这部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呢？他们在社会上的谈判能力有多大？他们对市场价格和政策的影响力有多强？我想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如果社会上没有这样一种力量，房地产能够大幅度降价吗？所以，我们就把房地产价格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分析，你给我找出来哪一种力量真的希望房地产降价，而且降价他能够得到好处，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的话，对于房地产降价我们都不用做什么成本收益分析，也不用考虑什么供给需求均衡，很简单，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那么，房地产有没有泡沫呢？肯定有，市场哪能没有泡沫呢，市场肯定有炒作，政府在炒，厂商在炒，投资者也在炒，这是肯定的。我不是说不愿意房地产降价，特别是对广大买不起房的人们，我觉得中国房地产的消费观念要改变，在投入和生产方面，在产业组织方面要洗牌，整顿之外要加强管理。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大比例的人愿意或者主张通过购买房屋消费的国家，一般来说他们还是租住，这还是很主要的形式，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买房，你可以租嘛。国外发达社会的年轻人没有多少人是买房的，他们就是租房，因为工作流动性很大，收入水平又不太高，不确定性很大，基本上都是租房。而在我们国家，小两口没结婚就把房买了。这可能都是值得检讨的，我倒是觉得中国更多的要鼓励租房，特别是年轻人，要把租房市场真正健康稳定的发展起来，当然也不能忽略房地产买卖，几个方面要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比较和谐的配套。

我们现在的物价总水平很低，但是结构性上涨的压力很大，导致人们对未来通涨的预期值很高，所以温家宝同志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这种结构性上涨的压力会有多长时间转换成总量问题，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转化。经济上有一个预期的问题，老百姓的预期一旦变化，他可能明天就去抢购，那就麻烦了，因为老百姓不一定是理智的。八十年代就发生过抢购煤球、白糖、挂面、罐头的情况，小小的个人购买力想对抗强大的通货膨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没办法，中国没有什么投资品，他就是靠这个减少一点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但是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可能是难以想象和控制的。这是现在宏观经济中的第二个矛盾，也就是物价总水平很低，但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  
      当前宏观经济的第三个矛盾是什么呢？是经济反弹很猛。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是7.3%，相对于中国这26年的历史，这几年的速度是比较低的，显著低于平均水平。2003、2004年是9.3%、9.5%，反弹了两年，今年第一季度是9.4%。假定制度没有大的变化，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国民经济结构没有深刻的变化，如果短期内经济增长在总量上出现这么显著的反弹，失业率应当下降，但是我们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经济增长恢复的很显著，反弹很猛，可失业率比前几年不仅不降，反而上升了。1998年官方登记失业率是百分之三点几，800万人。去年已经超过4%，今年我们政策控制目标大约是在4.5%左右。不管怎样，这两年我们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比前几年是上升的，这里面我们还没有考虑农村失业人口，还没有考虑城镇隐蔽性失业人口，还没有考虑新增劳动力（每年我们还有1300万新增劳动力），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恐怕中国失业的压力会相当大。发改委的朱之鑫同志前一段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多万个，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90多万个，这是什么原因？工业化，资本排斥劳动，市场化，竞争排斥劳动，减员增效。所以导致在现在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之下，失业率不仅不降，反而上升。

这三个矛盾都和总需求疲软相关联，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就使得经济增长并没有特别的活跃起来，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确实很大，物价总水平很低，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经济增长恢复相对于前几年很显著，但是失业率并没有下降。针对这些矛盾，宏观政策上要进行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一套是财政政策，一套是货币政策，政策倾向一项是扩张，一项是紧缩。1998年以前大部分年份中国经济是短缺，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我们采取比较紧的调控政策，无论是计划体制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于紧缩性的政策手段比较适应、比较熟练，控制短缺我们有一套办法，发票、排队、定量、计划指标、计划模型、排队模型，我们当时甚至把“过剩”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一个表现，说资本主义腐朽，破坏生产力，牛奶喝不了，倒到海里去，粮食吃不了烧掉。  
      98年以后突然我们也开始过剩，这时候我们才认识到“过剩”不是制度问题，是体制问题，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有可能相对“过剩”，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所以“过剩”不是一个基本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源配制的方式问题。98年以后，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98年下半年开始“过剩”，我们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经历了治理过剩的宏观调控的锻炼。我们两方面经验都有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很麻烦，你要采取扩张的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已经相当大了，再上去的话相应的矛盾更紧张，通货膨胀预期值已经相当高了，再扩张的话，它很可能很快转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 但是紧缩行不行？紧缩也很麻烦，现在物价总水平很低，你再一紧可能就进入通缩陷阱。现在失业率并没有下来，是上升的，你再一紧，失业率继续上升，怎么解决？所以尽管中国取得了控制“过剩”和“短缺”两方面的经验，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既不“短缺”也不“过剩”，宏观政策即不能“扩张”也不能“紧缩”，很麻烦。  
      前一段我听有些研究部门的人讲，中国宏观政策现在进入了一个“不作为”的阶段，就是你什么都别干，就顺坡滑，扩张有扩张的麻烦，紧缩有紧缩的麻烦，什么都不干，就在这呆着、看着就行。我觉得这可能也有道理，虽然说的是大白话，但是不作为也许就是最有作为，作为了也许反而闹翻了，还麻烦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失衡不是典型的，不像过去那样，或者是“短缺”，或者是“过剩”，它不是典型的，这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都和总需求有关系。

我写了一篇文章，已经发给50人论坛秘书处了。我这个人特别懒，老是不主动跟秘书处联络，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影响，他们老催我。这篇文章发得比较晚，可能大家还没有拿到。

我简单说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总需求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分为投资、消费、进出口。因为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不是按照季度公布的，我们就用了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替代整个投资增长率，消费也不是用整个消费的增长速度，我们在做季度分析的时候，用的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替代消费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的数据公布的比较晚，是按年度公布，那个时候你再观察，就发现已经晚了，所以按照月度和季度的数据实际上是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和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而不是我们说的投资总需求和消费总需求。  
      我们现在研究总需求当中的投资和消费，国际收支（进出口）这部分我们先不考虑。从国内需求来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投资率和耗费率，就是在总需求当中，投资占多少比率，消费占多少比率。我们也指出，中国的消费率不够高，现在大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几，和一般发达国家运行过程当中的消费率相比，我们的消费率是偏低的，这可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因为中国是工业化加速时期，工业化没有完成，相对来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是比较大的，这和发达社会是不太一样的。再加上东方社会又是高储蓄的社会，本身有高投资的可能，高储蓄转换为高投资。所以我经常讲，在座的同志可能都到过发达国家的城市，你十年前去看是那个样子，十年后去看还是那个样子，没什么变化。在我们国家，像北京、上海，不要说十年，就十个月你不去看它可能就有变化。满世界都是工地的地方肯定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羡慕发达国家的井然有序，他们也羡慕我们，羡慕我们的昂然生机，到处都是投资机会。

我们大概到2030年才能完成工业化，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关联的投资需求是相当活跃的，这样就在整个总需求当中，投资需求占的比重比一般发达国家占的比重要大，而相应的，我们的消费要低一点，由此就在均衡和非均衡分析当中就产生了不同于发达社会特点。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也立了很多项，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招标课题中也有类似的研究。前几天有个课题专门找我去座谈，评估他们的成果。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毛泽东在50年代《论十大关系》就谈到积累和消费，董辅礽先生在60年代初在《经济研究》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就是谈投资率、积累率和消费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就更多了。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研究，就是研究投资和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家统计局、社科院、国家发改委等有关研究机构也做了大量的研究。除此之外，我觉得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增长率的关系，即投资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的关系，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动态研究，因为对消费率和积累率的研究，以及基于消费率和积累率上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研究是个结果状况，它是存量。而作为一个动态形成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增量的问题，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对于实施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可能有更直接的意义。我想从“关于总需求当中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处理”的角度谈一下，这对于发现宏观调控的失衡可能更具有及时性。

我们先看一下在中国现阶段GDP增速、投资需求增速和消费需求增速的长期趋势。  
      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一定要证实或证伪的，要基于一定的经验术语。当我们给出一个合理指标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理论可以证明，这就是经验，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从26年的历史来看，按支出法计算，这26年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5%，中国的投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是13.2%，消费需求增速是8.6%，这都是消除价格因素之后，按不变价格价格计算的结果。对这三个数字进行比较，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是最高的，GDP增长速度其次，增速最慢的是消费需求。投资的平均增长率比GDP的增长率高了将近4个百分点，消费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速度又低了将近一个百分点。  
     我们再来一下这三个量的波动性。我们知道，方差是从统计学上认识波动幅度的一个基本方法，现在算的是一个平均数，我们在这个平均数基础上做一个估计标准差，加入我们去一个标准差的单位，作为正常波动的区间，按此计算下来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投资需求的波动性最大，是10.9%。什么意思？把统计概念简单解释为一个经济政策意义表达出来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这26年平均每年的增速是13.2%，它的波动幅度是10.9，大数是11个百分点。13.2%加11个百分点是24.2%，中国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只要上限不超过24.2%就不算是过热。过热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过热、过冷都不是经济学语言，它是形象比喻，要有一个计量的标准。从计量标准来说，平均13.2%，一个标准差是11个百分点，那么在一个标准差之内，我们认为是正常波动的范围，国民经济还不至于由此严重失衡到危机的地步。往上加11个百分点，13.2%加11个百分点就是24.2%，往下减11个百分点，13.2减11个百分点就是2.2%，固定资产每年的增幅不低于2.2%就不算是过冷。这是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我们把这26年GDP增长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列出来，就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哪年是冷，哪年是热，按照这个标准，即13.2%是平均数，24.2%是上限，2.2%是下限，来检验哪一年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哪一年过冷。为什么说虽然总需求疲软，总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够快，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确实过快、过猛了呢？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27.6%，前年是28.4%，都显著超过24.2%这个波动上限，所以从统计分析来看确实是过热了。今年第一季度是24%，正好在上限上，第一季度前一、两个月还好一点，第四、第五月更猛。如果按月份算，大概现在已经到了40%。  
      经济增长是什么情况呢？ 9.5%是平均数，以26年的数据来计算估计标准差，这个标准差是3.05%，9.5%加3个百分点是12.5%，只要不超过12.5%就不算过热。往下减3个百分点是6.5%，只要不低于6.5%，就不算过冷。

消费波动就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消费增长率，它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8.6%，围绕这个平均速度，一个标准差波动的上下范围是4.8个百分点，大数是5个百分点。往上加5个百分点就是13.6%，只要不超过13.6%就不算过热，往下减5个百分点是3.6%，不低于3.6%就不算过冷，大体上可以承受。  
      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量的长期趋势，经济增长9.5%，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13.2%，消费需求每年增长8.6%，这是26年的平均数，我们把它作为长期趋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算它的波动性。波动性最大的是投资需求，10个百分点。其次是消费需求，4.8个百分点。波动性最小的是GDP增长速度，是3个百分点。为什么GDP增幅波动性最小呢？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GDP始终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政策对它关注的程度高，受政策影响很直接，而消费和投资控制起来相对比较困难，特别是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投资和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周期是不一样的，投资需求的活跃是先来的，而消费需求的活跃是滞后的，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构成总需求。当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活跃的时候，消费需求并不活跃，等它不太活跃的时候，消费需求又跟上去，时间上不是同步的，如果时间上是共同的，导致总需求的波动就很大了。

再有一个，投资需求不仅和消费需求不是同步的，并且它是相互矛盾的、相互排斥的。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如果设定中国经济增长是9.5%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减0.56个百分点，两者之间有这么一个替代关系，有一定意义上的抵消，抵消了之后对总需求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们还做了一个分析，如果当经济增长9.5%的时候，这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如果达到24%，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限，这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再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增速减0.8个百分点，刚才我们讲的在正常范围之内，你增长一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减0.56个百分点，当你超过这个上限，再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就减0.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如果再增加，超过31%的时候，消费需求就开始负增长。

这是三个量的关系，这种替代关系组合在一起，就使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波动最大，消费需求波动其次，但是总需求GDP波动最小，因为它们互相有一个抵消作用。  
      所以我们对宏观调控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在9%的增长区间面，我们能不能这样控制比例：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能不能控制在4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根据中国这26年的发展经验，这种组合关系是比较协调的。因为它们是增量，在增量上、速度上、关系上做出这样一个调整，最后在存量结果上可能就会主动一些，对经济调控的震动可能不会这么大。  
      我就讲到这，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都有研究，讲得不准确或者不深入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各位！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