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可以保持到2020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保持了27年。1979~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能够保持多久，国内外都给予高度关注。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比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1978年，人均GDP只有379元人民币，相当于168美元。与1978年相比，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10.9倍，人均GDP增长8.2倍。这种较快的增长速度是工业化高速推进的结果。1978~2004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70.5%下降到46.9%，下降了23.6个百分点，约有1.5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由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为第一产业的5倍左右，仅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一个因素，即可使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2倍。加之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更新设备，有效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中国前27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过大，在对外开放之后产生的“瀑布效应”所带来的。从目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的相对落差来看，这种“瀑布效应”远未结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

    一是市场需求潜力巨大。200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299元人民币，相当于1486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37746美元的1/25。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消费结构仍处于满足吃穿用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生存消费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37.7%，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47.2%。轿车刚刚开始进入城镇居民家庭，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仅为40%。中国13亿人口的物质生活消费仍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收入的增加，市场的潜在需求将逐步转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不衰的拉动力量。

    二是居民储蓄率将保持较高水平。中国人民有着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仍然把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储蓄，以备子女上学、养老、医疗等支出。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左右，2004年高达44.2%，成为改革以来最高的一年。高储蓄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使投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之外资流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有力地支撑着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

    三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扩大。改革以来，中国用上千亿美元引进了大批先进技术和装备，在产业技术上缩短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带来了先进技术和设备。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和企业已逐渐认识到，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企业技术开发的能力将会增强，大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的产生，将会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四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不断提高。2004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达7.5亿人。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22.5%和30.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明显偏低，而第一产业的富余劳动力仍达1亿以上。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将会继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随着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普及，劳动力素质将不断提高。2004年中国大学招生人数达447万人，研究生33万人，还有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等其他各类高等学历教育326万人，今年大学招生人数突破500万人，毛入学率达20%，将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专业门类齐全的高级人才，成为经济持续发展雄厚的人才基础。

    五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将释放出新的活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下一步改革将围绕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攻关。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成为改革的重点。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建设将更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将逐步进入垄断性行业、基础设施、金融业等过去禁入的行业，在更好的政策环境下迅速发展。这些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必将释放出新的发展活力。

    六是对外开放的扩大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使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劳动力资源等优势能够进一步得以发挥，而短缺资源则可以通过国际交换得到弥补。对外开放的扩大将有力地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中国的优势资源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前，在通过国际贸易能够满足某些短缺资源供给的情况下，中国的快速增长势头是不会停止的。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步入科学发展轨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

    自2003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新一轮上升期，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良好局面。2003年和2004年，GDP增速保持在9.5%的高位上。同期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升1.2%和3.9%；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分别增长44.1%和36.0%；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4.9%和21.4%。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这样一组参数，是难得出现和令人兴奋的。

    同时，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潜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过快增长拉动起来的，也就是说，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推动的。近两年的能源消耗总量分别增长15.3%、15.2%，经济增长的能源弹性系数由1996~2002年年均0.21分别上升到1.61和1.6。投资弹性系数由1996~2002年的年均1.44倍分别上升为2.92倍和2.72倍。这两组数字充分说明，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所需要的能源和投资大幅度上升。因此，这种粗放型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需求，如铁矿石和氧化铝等，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大量依赖进口也受到国际市场供给能力和运输能力的限制。

    1995年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没有取得根本转变，特别是近两年来粗放型增长方式明显回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技术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依赖进口，在国际分工上只能生产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品。而造成技术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又在于缺乏鼓励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2003年全国大中型企业中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5%，有2/3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3/4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的投入仅占引进技术所花费用的0.07%，而当年日本、韩国的这一比例为500%。中国也有一些企业重视技术开发，如海尔、华为、奇瑞等，因此，这些企业能够依靠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但这些企业只是凤毛麟角。就多数企业来看，技术进步成为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从体制、政策上寻找原因。多年来，我们强调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口号上，并未落到实处。由于缺乏技术资源，因此当需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时，就不能不选择那些技术成熟、大量消耗资源的项目。

    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改革，建立鼓励企业技术开发投入的机制，通过自主创新带动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三、加快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是支撑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潜力所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实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而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实质上是城乡发展的差距。所以，加快农村、农业的发展，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到去年年底，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在57%，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过高，继续推动第一产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今后十五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2003年底，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9.6%，成为全国第一个将农业劳动力下降到30%以下的省，江苏、广东和福建省也已经分别下降到34.6%、37.9%和42.5%。如果到2020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达到目前浙江省的水平，今后十五年农业劳动力将向非农产业再转移1亿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三分之二在沿海地区，三分之一在中西部，今后十五年如果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转移的格局，沿海地区需要继续吸纳七千万农业富余劳动力，中西部地区需要吸纳三千万。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必须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步伐。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工业化的浪潮正在从东向西、由南向北扩展，中西部的一些省份最近几年的工业增长速度已超过沿海地区走在全国的前列。如内蒙近几年以发展电力工业、畜产品深加工业为主导，带动了全区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跃居全国第一。又如江西，进入21世纪后，明确提出要以加快工业化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提出把江西建成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基地，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沿海地区投资和外资。近两年外地投资已占本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年引进外资20多亿美元，居中西部首位，三年时间工业增加值翻一番，四年财政收入翻一番，发展势头迅猛。从内蒙和江西的发展趋势看，中西部地区在未来十五年将成为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地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将迅速提升，未来十五年中西部地区吸纳3000万、甚至到5000万农业富余劳动力是有可能的。沿海地区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的发展，其集聚生产要素、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目前，三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比例仅为40％左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三大城市群的产业集聚能力还大有提高的余地。如日本东京经济圈和阪神经济圈集中了全国经济和人口的70%以上。未来十五年，中国现有的三大城市群产业集中度提高到50％以上是有可能的。因此，今后十五年沿海地区仍将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地区，人口的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特别是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而不是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绿地、喷水池等豪华设施。改革以来的经验证明，哪个城市能够大量吸纳外来劳动力就业，哪个城市发展就有活力，就能够保持较强的总体竞争力。而那些人为地设置各种门槛、阻碍    农民工进入的城市，都付出了牺牲本地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代价。

除了三大城市群之外，其他地区也要根据本地的条件，发展一些较小规模的城市群，使其成为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增长带、增长极。如河南提出建设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湖北提出发展武汉经济圈，湖南提出建设长株潭工业三角，四川和重庆提出建设成渝工业走廊，陕西提出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产业密集区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群的发展，在一个区域内形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密集的产业带，雄厚的科技教育基础，在专业化协作的基础上，各个产业形成互相补充的产业链，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将成为今后十五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未来十五年即使有包括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内的2－3亿人进城居住，农村人口仍在4亿人以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使农村人口像城市一样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和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宗旨的体现。而且，目前我们也有条件和能力通过逐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并引导农民投资投劳，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要像浙江省那样，通过城乡一体化的规划，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率先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使农村成为更吸引人居住的地方。中西部地区农村也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的生活习惯，搞好以道路、自来水、清洁能源、环境卫生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改变农村传统的、落后的生活方式。江西赣州市近一年多以来开展新农村建设，实行“四清”“四改”，即清垃圾、清污水、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厕、改厨、改圈，为农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受农民欢迎。建设部前不久在赣州市召开了全国村庄整治现场会，推广它们的经验。各地都应当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高度重视，逐步推进。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布，几亿农民也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未来十五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

    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要依靠人民，使人们成为发展的主体，创业的主体；三是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落实以人为本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大计。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对“十一五”期间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具体部署，这就是要抓住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发展社会事业这四个方面。

    实现今后十五年的快速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未来十五年是就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也是青壮年劳动力在整个人口中比重最高的人口红利期。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将成为推动未来十五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搞不好则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特别是今后一个时期城镇每年新成长劳动力达到2000万人，企业改革还将进一步分流出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农民工需要进城就业，必须妥善处理好就业问题。要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人们自主择业、自己创业、自谋职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政府要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增加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的支出，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就业和再就业，把扩大就业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位置。

    社会保障是社会的安全网，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在城镇要扩大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养老保险统筹的层次，同时发展各类商业保险，满足人们对各类保险的需求。要把农民工的保险作为完善保障体系的重点，要求农民工及其雇主必须强制实行保险。最近出现部分农民工退保的现象，这是很不正常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的保险账户在区域之间尚不能流动，而农民工的就业地流动性大。必须抓紧解决农民工保险账户在区域之间可流动的问题。要把解决一亿多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保险作为当务之急，抓紧建立起来。农村要加快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要实行低保，对计划生育家庭要推广以奖代罚的政策，使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消除后顾之忧。

    要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缓解部分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要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一是要加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二是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三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在继续实行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条件下，通过实施各种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通过先富帮后富，最终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各类社会事业。特别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把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我国人民有着重视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希望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发展教育事业要立足于满足广大人民受教育的需求，通过政府投资与调动社会各方面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满足人民多层次的教育需求。要继续巩固义务教育，特别是对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逐步实行“两免一补”，即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住校的食宿费。要扩大职业教育，逐步使职业教育的规模稳定在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招生人数的50％以上，培养大批各类具有专门技术和较高的职业道德的技术工人。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高等教育结构，解决目前大学毕业生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要提高教育水平，使一批高水平的大学能够成为科研教育的基地。要通过改革城镇医疗卫生制度，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增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宣传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完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和方法，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8万亿元，如果未来十五年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7.5%，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54万亿元，不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折合6.7万亿美元，接近或超过日本，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将达到38000元，折合4800美元。未来十五年将是我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既可以成为一个快速增长期，也可能成为一个矛盾多发的徘徊期，东亚一些国家是前者的代表，拉美一些国家则是后者的代表。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能不能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二种前途，我认为，取决于上述增长方式转变、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三大问题的解决。中央的有关文件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只要我们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解决矛盾，排除障碍，就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