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听说，某种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笔者以为，这种说法缺乏科学依据，或者说这种说法不科学。这是因为，说某种社会制度是否有“优越性”，里面已有了一个立场的问题。这倒不是说，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不需要有立场，而是说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一旦有了立场，就难免产生片面性。这是由于，科学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对研究者本身的研究即仅仅对人的立场的研究，因此，作为认识论者，应该能够体现“中性”的优良本质。

    人们要讨论“何种社会制度更优越”的问题，需要把某种社会制度放置到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去，而不能割断历史地看问题，更不能把这个问题与是否存在剥削、剥削程度联系起来认识。比如，人们就不能说，由于原始社会没有剥削，就说原始社会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更优越，而只能说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社会制度“更先进”。

    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谁优越”和“谁先进”不是同一个范畴。如果问“那种社会制度更先进”，当然是后一种社会制度要比前一种社会制度更先进些。可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更优越”。笔者以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压根就不存在什么熟“更优越”的比较而只存在熟“更先进”的认识。可以肯定，人类社会越是发展，其社会制度就越先进。

    其次，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未必就一定具有“优越性”，因为“优越性”的产生一般取决于人们的感性认识，与是否真的“优越”有一定联系，但没有必然联系。比如，最近新闻媒体就搞了一个关于“幸福指数”的社会调查，调查的结果却出乎人们的预料，那就是，生活状态相对不如城市的农村，其“幸福指数”却比城市要高出许多呢。

    以上说明，所谓“优越性”其实是一种“优越感”，人们是不能把“优越感”当作“优越性”来认识的。如此当然也就说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是不存在“熟更具有优越性”的比较关系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才产生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好，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制度好。

    为此，为了说明问题，邓小平先生给出了一个检验何种社会制度更先进的标准，那就是——“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一种社会制度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不在于它叫什么名字，而在于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经济社会能否得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如果经济社会能得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那就应该说该种社会制度好；反之也成立。

    或许有读者会反问：由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没能把经济搞上，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优越？诚然，人们暂时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这是因为：一个国家要想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仅凭有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条件。第一，需要有与之对应的经济基础做后盾；第二，所实行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必须要对称。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做后盾，即便实行先进的社会制度，那也不可能把经济搞上去。比如，从社会制度的角度上去看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可是，人们却不能说，它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因为它是物资极度贫乏的产物。

    那么，何种社会制度才更具有“先进性”呢？笔者以为，只有当一定的社会制度与一定的经济制度存在“对称关系”时。这是因为：当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存在“对称关系”时能够产生“对称价值”。比如，原始社会与自然经济、奴隶社会与产品经济、封建社会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经济制度之间就存在“对称关系”，因而可以产生出“对称价值”。

    如此，当然也就说明了，“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之所以会滞后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由于其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由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没有找到、找准与自己对称的那种经济制度。比如，当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后，中国经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由于如此，中国人民才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此，当然也就更加说明，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国经济28年的高增长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反之，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本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又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亚洲的菲律宾，欧洲的俄罗斯，非洲的赞比亚、肯尼亚等国，其经济还不如中国。上述，难道是笔者编造出来的谎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