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国家对经济所进行的管理基本上说是滞后的。正由于如此，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才会犯“忙于处理”而“疏于管理”的毛病。诚然，对经济的这种“滞后”管理不仅发生在中国，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着。于是，人们普遍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念。可是，人们不能忘记的是，“以法治国”不等于“以法理国”，一个国家的经济一旦发展到用法律的手段才能“说话”的地步那岂不晚矣？也就更不要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了。

    日前，不断有贪污、挪用公款和由于行政不作为事件的发生，给国家、集体、企事业单位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报道。少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多辄几千万元、几个亿，有的甚至超过十几个亿、数十亿。每每听到此类消息披露，笔者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与苦涩。但在愤怒、苦涩之余，又常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为何就不颁布《复式管理法》？

    是啊！难道集体的、国家的、人民的钱就不是钱？就无须监控？难道非要等到“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已后才去治理？那岂不晚矣？为此，为了避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企业、国家埋下亏损、危机的隐患，中国继续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行“复式管理法”。诚然，推行“复式管理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更是为了给企业、国家创造剩余价值。

    《黄帝内经》曰：“圣人治未病，而不治已病”。就是说高明的、有大智慧的医生会把治疗的重点放在尚未形成的疾病上，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疾病。诚然，上述非古汉语之解释，而是笔者的理解。笔者以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进行的管理也应着眼于“未病”，而    不仅是“已病”。这是因为，发现“未病”比治疗“已病”更重要，而发现“未病”就是为了杜绝“已病”。

    一个人为什么会得病？无疑，与其日前的、不合理的、违反规律的生活习惯有关；如果人们能把不合理的、违反规律的生活习惯改掉，那么疾病就会远离；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会发生亏损、危机？无疑，与其日前的、不合理的、违反规律的经营管理有一定关系，如果能把日前的、不合理的、违反规律的经营管理改掉，亏损、危机也会离人们而去。

    笔者以为，作为企业家、管理者、领导人，最需要的应该是“早知道”而不是成天地忙于“救火”。虽然对一些违法、违规事件的“处理”、“惩罚”是必要的，但它同样是“滞后”的，而它给企业、国家、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样也是无法挽回的。那么，如何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做到“防患于未然”？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是能事先推行“复式管理法”。

    “复式管理”的核心是：在在做某一件“好事”的同时，必须要把与之对应的另一件“坏事”也做好，不能由于办了在当时看来是“好事”的同时，在不经意中又做了一件无法逆转的“坏事”。比如，吸引外资可能是件“好事”，可是，如果为了吸引外资而牺牲了民族工业、地方工业，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试问，中国的合成洗涤剂、化妆品为何频临全军覆灭的局面？

    为此，一些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专门颁布了《反垄断法》。最近，听说中国也在准备制定、颁布《反垄断法》。然而，笔者却以为，制定、颁布《反垄断法》虽然必要，但却没有制定、颁布一部《复式管理法》和迅速推行《复式管理法》更重要。这是因为，“法律是道德的低线”，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而且，它不具有“越前管理”和“杜绝违法”的功能。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有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就等于是“生米已经作成了熟饭”，即便可以依据法条对违法者进行惩罚，而对于因违法造成的的损失来说，已难以“扭转乾坤”了。大家知道，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已经颁布了若干年，为什么总会时不时地发生一些违法事件？笔者以为，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对违法者缺乏“越前管理机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损失。究其原因，与事先缺少一套能够相互对称、制约、监督的管理机制不无联系。比如，为吸引外资，政府都曾颁布过一些“优惠政策”，不料在实现了引资的同时，一些原本很好的地方、民族工业却消失殆尽。再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不惜以破坏自然环境、资源为代价。如何能避免此类现象的再度发生？

    诚然，如果能事先就对经济实施“复式管理”的话，那么，“违法事件”也就不会有产生的可能与必然。这是由于：“复式管理”的本身就具有“对称性质”，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的一种行为，而是“把管理的工作提前化”，并且“能够使这种管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带来剩余价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能从“复式管理”过程中获得经济效益。

    比如，粉丝厂在生产的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含蛋白质的废水，而这些含蛋白质的废水是会污染环境的。可是，如果能够更换一下角度去看问题，国家为什么就不能事先制定一道法令，责令该企业按一定的比例上缴一定数量的“蛋白粉”呢？如果能够交上来，国家可以按成本价予以收购；如果交不上来，企业不但得不到销售收入，就须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

    再比如，国家为什么不能事先在那个制造了“铅污染”的企业的旁边再建一个专门治理“铅污染”的企业？难道铅是一种没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诚然，治理“铅污染”的工作绝不能再由这个铅厂来做，而应当由与铅厂存在“对立关系”的其土地可能被污染的那几个村子来做。也就是说，治理污染的工作由可能被污染的人来做，治理费用由制造污染的企业出。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第一，作为污染企业，其污染物如果达不到要求排放，他们也需要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治理污染的工作由其“下游”企业来完成；第二，可以解决部分当地人的就业，不但可以产生一定的GDP，也可以为当地人适当地增加一些收入；第三，如果发生了如甘肃徽县的污染事故，是当地人自己的事，而在这时，政府只承担监管不利的责任。

    如上也就说明，“复式管理法”是可以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武器，因为我们不但要让制造污染的企业来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而且还需要让可能承担污染的村子作“下游企业”，生产相关的产品。这样，环保部门的工作就由原来的审批、监督、罚款，真正变成了对环境可以量化的“投资人”。诚然，对于治理污染“下游企业”仍然需要“复式管理”。

    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千万不要以为推行“复式管理法”与创造经济效益、发展地方经济是一对矛盾，会影响企业的产值和地方的GDP，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这是因为：“复式管理法”仅仅是一种管理程序，不仅具有“经济危机疫苗”、“企业亏损疫苗”的性质，而且还具有为企业创造剩余价值和为政府增加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

    第一，“复式管理”的对象是企业、地方政府、经济体的“亏损资源”，而“亏损资源”的形成已经是投入的产物，所以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投入；第二，将“亏损资源”转化为“赢利资源”是“负负为正”的过程，是一种乘积或商除的关系，而不是用“盈利”去抵减“亏损”，因而有“只盈不亏”的必然；第三，即便效果不大，对经济增长亦无负面影响。

    应该承认，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中国确实不如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有经验，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人不如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有优势或缺乏创造性。笔者以为，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以下两方面优势：第一，可避免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第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能实施一些强制性管理手段。

 

    通过名称，读者就应该知道，所谓“复式管理法”，应该是根据会计学意义上的“复式记帐法”演化、发展而来的。诚然，它与“复式记帐法”有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前者是对一笔经济业务的两个方面所做的“对应登记”，而后者则是对一庄经济活动所做的“对应管理”。有时，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也常常会把“复式管理”称为“再管理”或“逆变管理”。

    诚然，这里讲的“复式管理”是如何对经济过程实施“对称管理”的方法论而不是简单地制定一部单一、专业性的法律法规。诚然，这不是说制定单一、专业的法规就不重要，而是说即便事先就有那么几部法律法规的存在，由于缺少对经济过程的“对称管理”、监督管理，法律法规也会变成“制裁的工具”。这是因为，再好的法律法规也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

    严格地说，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部类似“复式管理法”的东西，更不要说对经济过程进行“复式管理”了。这倒不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就没有对经济过程进行管理的法律文书的存在，而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国家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实行“对称管理”的法规。诚然，单一的、专业的法律法规是不具有上述功效的。

    在20多年的企业管理、经济管理的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经常会发现有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发生，那就是，企业一旦亏损，某一地区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便既成事实，不可逆转。如何才能将突然产生的企业亏损和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消化于无形？笔者以为：第一，事先为其注射亏损、危机疫苗；第二，事先对亏损、危机实施“逆变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