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因了解农民和乡、镇干部对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对主产区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反映，我们到四川隆昌作了3天调研。向农民调研是随机交谈。乡、镇干部调研，我们与6个乡、镇的干部开了3个座谈会。农民的反映不出所料。农民说，国家不收税，反过来还补贴，国家对我们太好了。乡、镇干部的反映出乎预料。他们说，补贴那么几十块钱给农民能起什么作用？农民拿钱到手还不就是去买酒喝、割肉吃，一下就花光了，集中起来可以办大事，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呀，起码可以建一条公路。他们还说，农民以前拖欠的税、费，这次又不让抵扣，税、费交清的农民就不服气，要求返还税、费。这是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座谈是互动式的。座谈过程中，除了表示感谢之外，也反复说了我们的3 点想法。第一，投资过旺，消费不足，特别是农民消费不足，这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国家给钱就是让农民拿钱去买酒喝、割肉吃，这没有什么不好；第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农民过去付出太多、牺牲太大，科学发展观强调城乡统筹，对农民不但不“取”，反而要“予”，工业反哺农业，这是农村的“福”音；第三，集中财力办大事是不是我们的优势？应该用什么方式集中财力？这些是理论问题，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们不讨论了，但前面两个问题是中央的政策，则必须贯彻执行。

集中财力办大事是我们的优势，不仅仅是乡、镇干部的观念。看看“红头”文件，看看领导同志讲话，看看我们众多的学术理论文章，凡是谈到市场经济局限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时候，人们接着就会看到下面的论断，“集中财力办大事是我们的优势”。这是一个迷信。破除迷信，是我们完成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第一点要求——“要切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需要，同时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议。

集中财力的经济学术语名曰“资本集中”。资本集中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股份公司制度把资本快速集中起来。马克思就曾说过，若没有股份公司制度，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恐怕还没有修通呢。二是通过银行的杠杆作用把资本快速集中起来。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专门考察了银行的这种新作用。三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无偿调拨把资本快速集中起来。集中财力办大事是我们的优势，说的肯定不是前两种资本集中方式。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无偿调拨把资本快速集中起来，政府直接投资，其是、非、得、失，需要我们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政府直接投资干预经济生活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

燕汽机的发明，宣布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的工业革命，《共产党宣言》中栩栩如生的描述，至今读起来还那么富有感染力，“白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潜伏在社会劳动里的生产力被神奇般地激发出来，源于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一方面，使人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另方面，无限扩张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商品内含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尖锐化，市场不确定性和消费不足的双重作用，经济周期愈演愈烈。这个前提下，政府直接投资干预经济生活，能在一段历史时期缓解矛盾，起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综合国力那么强盛，政府直接投资起了决定性作用。罗斯福“新政”和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阳光计划”，都曾使美国经济辉煌过，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均证明了政府投资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正效应。

但是，政府是承担公共事务的权力机关，直接投资干预经济生活，与分工明确、各施其职的要求相背离，必然低效，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滞胀”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经济“短缺”现象，就是证明。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各种决策指挥系统的物质条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类认识和驾驭生产力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市场不确定性问题得到缓解，再加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经济周期呈现出微波化的发展趋势，政府直接投资干预经济生活的负效应就越来越明显了。

通过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至少可以得出以下3点认识：

1、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无偿调拨把资本快速集中起来，政府直接投资干预经济生活，是因为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的体力，人类面对被激发出来的潜伏在社会劳动里的生产力，不知所措，做出的无奈选择。正如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农业社会，人类面对强大的自然力，不知所措，只好寄希望于上帝、神灵一样。不相信自己，把希望寄托于外在力量，所以说这是一种迷信。

2、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无偿调拨把资本快速集中起来，政府直接投资干预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干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干过，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所以，“集中财力办大事是我们的优势”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如果再把“集中财力办大事”当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更莫名其妙了。

3、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无偿调拨把资本快速集中起来，政府直接投资干预经济生活，这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我们集中财力应该更多地运用股份公司制度和银行的杠杆作用。

完成“要切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任务，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无偿调拨把资本快速集中起来”的投资方式呢？资本集中的三种方式之中，股份公司制度是把分散投资变成集中投资，不会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问题；银行的杠杆作用有可能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因为银行集中的是社会闲散资金，资本量特别大，资本量不够还可以滥发纸币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但是，中央银行通过所谓“三大法宝”（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能把商业银行管住；恰好是我们所说的“优势”，既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原动力，又是“切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最大障碍。

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投资主体之后，其行为轨迹就同任何老板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是一种博弈关系，中央决策到它那里打折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往好处说，作为投资者，无论是为了显示个人的“政绩”，还是“造福一方”，都希望铺摊子，上项目，做一些世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似乎也无可厚非；往坏处说，作为集权、钱一身的腐败分子，“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无疑是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拼死抵制毫不奇怪。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为了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出现，用行政办法“集中财力办大事”不但不能作为我们的优势，反而应当作为投资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恐怕才是出路。

现在讨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什么不能容忍“集中财力办大事是我们的优势”这种观念。从社会实践方面看，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是行动纲领；从思维方式方面看，科学发展观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只讲“集中财力办大事”，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工业革命给我们的误导，再强调用行政办法“集中财力办大事”，就更离谱了。诚然，资本集中可以办大事，诸如搞大工程，建大企业，办大学等。问题在于，把“集中财力办大事”极端化，以为没有集中的资本就办不了大事，就不正确了。事实是，资本集中可以办大事，资本集聚也可以办大事。

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对资本集聚可能带来规模效应作了专门分析。他说“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可能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所谓“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是指中小型企业因地理的接近性，在长期的交往和合作过程中，既能使“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还能“节约交易成本”。美国哈佛商学院战略管理学家波特在1990年发表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系统的企业集群理论，其分析范本就是意大利的因中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形成的资本集聚现象。中小企业集群正是意大利经济的显著特征。意大利素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平均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仅为43人，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三分之一，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个企业创造的产值也是位居工业化国家之末。但是，这样一个资源匮乏、企业规模小的国家，经济总量却排名世界第七。意大利凭借中小企业集群优势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浙江凭借中小企业集群优势成为中国的强省。资本集聚完全能办大事。

资本集聚不只中小企业集群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凡是因地理接近的市场活动主体，在生产和交换活动过程中，形成某种固定的、程序化的关系，都可以定性为资本集聚现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具备资本集聚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特征，比如四川隆昌禽苗协会。禽苗协会由几位养殖专业户发起成立。开始只是联合销售，随着协会的发展，联系会员增加，协会服务已经发展到养殖、技术、销售等各个环节。2005年禽苗协会组织销售禽苗1.1亿只左右，销售范围遍布全国28个省、460个县市，实现总产值4.5亿元。个体工商户组合同样具备资本集聚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特征，比如成都市的荷花池市场。成都市荷花池市场，现有3万多个注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年成交额55亿元，成为我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多、运作规范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是全国十大贸易市场之一。

资本集聚的不同存在状态，无论是中小企业集群，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组合，都是在市场活动主体不改变独立性的前提下，按照各自的方式组合起来，以群体的方式求生存谋发展，它们是介于小生产和大生产之间、既不伤害小生产者和其他劳动者利益又能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要求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伟大创造。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新的生产方式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笔者这样提出问题，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反对“集中财力办大事”，而是想说明，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资本集聚办大事”，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操作层面上看，不用说乡、镇一级不要奢谈“集中财力办大事”，就是省、市一级政府抓经济建设，也应当集中主要精力为“资本集聚办大事”创造条件，提供各种服务；第三点，面对新生事物，我们只能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而不能用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裁减和取舍新生事物。中国经济界的理论又落后于实践了。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